“以前，一片叶子就只是一片叶子。”徐伟说，而现在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儿子诞生前已大不相同。“现在我会觉得，这是由成千上万个细胞、基因组成的一片叶子。”

高中学历，为患有罕见病的儿子自学生物医疗、自建实验室仿制药物，推动研究基因药物……感动全网的“药神爸爸”徐伟上过多次热搜。

去年8月，在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和科研型医生的帮助下，第一剂基因药已打入儿子徐颢洋体内，孩子的性命保住了，还学会了跟着玩具左右转头。此前，全球范围内的Menkes（门克斯综合征）患儿绝大多数活不过3岁，而再过3个多月，洋洋即将迎来4岁生日。

洋洋所走的路，在学术上被称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简称IIT）。相较于新药注册临床研究动辄五六年的研究周期，IIT可以推动科研人员和药企“定制”新药，从而让患者在更快时间内得到治疗。洋洋的基因药从研发到使用，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去年底，记者在首届中国罕见病科研及转化医学大会上了解到，全球有7000多种罕见病，目前有相应治疗药物的不到10%。IIT之路成为不少无药可医的超罕见病家庭寻找解药的稻草。

“理论上最根源的治疗就是把正常的基因放进去，纠正突变的基因。”大会主办方创始人之一、原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向记者解释，罕见病中80%都是单基因遗传病，由基因突变引起。

不过，成本、新药风险和伦理问题等，仍是普遍的难题。修改致病基因，把患者变回普通人，真的有希望吗？

“药神爸爸”徐伟在大会上分享《患者推动的基因治疗》。受访者供图

希望

“我是海淀的孩子。我的孩子是要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的，我期望他能上藤校。”高欣（化名）不止一次这样表达过。尽管3岁半的儿子棒棒至今无法表达，但高欣仍坚信，只要她像徐伟那样走通了IIT这条路，棒棒就有希望找到合适的基因药物，“变”回普通人，甚至可能比普通人生活得更好。

3天的大会中，记者与高欣、徐伟等患者家庭以及科研人员们并肩坐在一起。这场大会是中国罕见病领域首次聚焦“科研及转化医学”的高级别学术会议。主办方是刚刚成立一年的浙江瑞鸥公益基金会，由罕见病患者、蔻德罕见病中心主任黄如方联合11位知名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

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繁衍和进化的基础。2017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论文发现，任何子代都存在平均70.3个新发突变。“你别看基因突变导致了罕见病，其实那些超高智商人士，也属于某种突变！”高欣解释。她常被身边人夸“像半个医生”。

但是，当新发突变发生在特定的致病或疑似致病位点，就可能导致疾病发生，这是绝大多数单基因遗传病的发病原因。

棒棒就是这样被小概率突变“砸中”的生命：产检一路绿灯，8个月时早产，出生后重度窒息、多脏器衰竭、颅内出血一级……送进NICU的26天后又奇迹般地好转出院。就在一切看起来越来越好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棒棒开始抗拒喝奶，可以20个小时不吃不喝。高欣夫妇带着儿子去各大医院做了检查，只有长期空腹导致营养不良的诊断。“当时直觉告诉我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高欣说。

做完基因检测之后，医生告知“有一个杂合突变”。她立刻到北京知名医院找到神经内科专家，医生却说“不用看病了，生个二胎吧”。棒棒的突变基因是KAT6A，全球仅150多例。2015年，第一例患者在苏州被发现。基于在基因中突变的不同长度，患者表现也有所不同，可能影响神经系统、肌张力、大运动、消化系统、生殖系统、视觉、语言等，或导致全面发育迟缓。

不幸中的万幸是，棒棒的临床表现相对较轻。但从小好强的高欣，不甘于仅仅为儿子定期做康复。

经历过误诊，高欣意识到，自己才应该是最了解孩子的临床医生，“你要比医生更有钻研和学习的精神。”她读完了PubMed（国际权威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上关于KAT6A基因的全部85篇文献，找到了文献作者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凯利医生，联系到KAT6A全球患儿群。随后，她又创建了“向日葵”群，集结了各种基因突变患儿家长。又在群友介绍下，加入了科研型医生、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国家卫健委出生缺陷研究与预防重点实验室学术办副主任毛翛的基因疾病公益咨询群，主动担任起毛翛的客服助理。

和高欣一起参会的文景，是高欣寻药路上结识到的最亲密的战友。文景的儿子小保和棒棒患有相同疾病，“我们是可以互相把底托给对方的人。”

大会上，海内外科研、医疗机构的多个项目研究进展公布，令两位母亲振奋，更加坚定了要走IIT的信心。

集结

最能鼓舞大家的，莫过于徐伟。在众多患者家庭和科研医生们的注视下，徐伟不紧不慢地走上台，做了以《患者推动的基因治疗》的主题分享。

徐伟介绍，儿子在2020年5月确诊，因基因突变导致身体对铜的代谢异常，细胞内的铜浓度不足。当时，缓解性药物组氨酸铜全球内未上市，他历经波折自制组氨酸铜，甚至自己在家搭建实验室，让孩子体内的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但徐伟清楚，组氨酸铜只能把并发症到来的时间推后，基因疗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目前的基因疗法，大多是利用病毒来作为传递DNA的“运货车”，“相当于用病毒包住正常的基因，然后让病毒输送到坏基因的位置进行修复、替代。”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负责人申未然向记者解释。20世纪后半叶，全球科研机构就开始尝试通过病毒载体包裹遗传信息来彻底治愈基因遗传病。2017年，已有超罕见病以AAV（腺相关病毒）治疗达到临床治愈。

徐伟的故事被报道后，广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决定帮助他研发基因药物。

巧的是，2021年9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区别于2014年发布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对医院的IIT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与指引。

然而，即使有相关法规出台、又有符合条件的生物公司伸出橄榄枝，徐伟坦承，发起IIT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按照管理办法，IIT发起人必须是医疗机构的医生。但对于一个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基因治疗先例的疾病，很少有医疗机构愿意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在网上看到徐伟的求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九二零医院血液科主任王三斌最终接下了这“烫手”的发起人位置。

在繁琐的一项项签字前，大家最担心的是：如果失败了，抛开机构和基因公司的经济和名誉损失不谈，如何面对一个弱小生命和寄予厚望的家庭？由于Menkes综合征平均寿命不超3岁，当时洋洋已经2岁多，注定要与时间赛跑。徐伟向王三斌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他绝对不会怪罪帮助他的人，包括所有的医生和基因公司。

基因药的“速成”与徐伟自身的努力也分不开。在整个IIT过程中，从刚开始的载体构建、AAV血清型的选择，以及剂量上的探索……徐伟都参与其中。

从国家层面看，我国近年来逐渐重视支持IIT的开展。2022年1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批中心发布的《组织患者参与药物研发的一般考虑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中特别提到，罕见病用药的研发应重视患者参与。

美国、欧盟的罕见病临床研究起步较早，相关公益基金会发展成熟。全美约有1/3罕见病药物的初始科研驱动来自患者家庭和基金会。比如由患儿和家长成立的CF基金会通过徒步募捐等方法募集了近6亿美元，投资治疗技术、促进新发明诞生、与药企开发治疗药物……

国内则刚刚起步。瑞鸥公益基金会是国内首家专注于罕见病科研与转化医学的创新型公益基金会。接受黄如方邀请加入基金会的段涛提出了“三张地图”的看法，把科研人员、患者、药企三方资源通过基金会进行整合，发挥专业所长，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最好方式。

蔻德罕见病中心主任、瑞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之一黄如方介绍基金会项目。受访者供图

大会现场的许多科研人员也相当认同，“徐伟当时孤军奋战，其实有些基本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共享给他，那么他当时可以不用那么困难。”段涛介绍，把“三张地图”资源整合的好处，还能促进相似疾病的“老药新用”，节约成本。有时，孤儿药并不一定“孤”，问世后很有可能造福其他病人。有一种罕见病药物就是从此前一个现成的药物上得到启发，迅速问世，而由于后续患者群体越来越多，药企也收回不少成本。

大家一致认为：机制完善了，流程合规了，医生也能更加敢于为患者“冒险”。

成本

“黄主任，我这个病人案例您看看，有没有办法支持点资金让我研究。”会议现场，一位科研医生找到黄如方表示。

“行，您说，前期需要多少资金支持，我去想想办法。”黄如方爽快答应。

患者群有个共识，就是“比罕见病更罕见的是研究罕见病的医生”。“所以这样主动找来愿意给我们罕见病研究的，很珍贵。”黄如方告诉记者。

成本与收益，是研究罕见病不可回避的难题。

多年来，罕见病相关的“孤儿药”问世后的天价屡屡让患者望而却步。2022年11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一款名叫Hemgenix的基因药物，用于治疗B型血友病，一剂350万美元，为目前全球最贵药物。事实上，B型血友病平均每4万人中有1人，相较其他罕见病，群体还算庞大。

对于病例更少的罕见病，相关科研经费拨款占比较少，如何持续？患者能承担一部分投入吗？最终失败了怎么办？对药企来说，给那么少的病例做药，商业价值在哪里？徐伟坦承，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没有医院、基因药物公司的支持，他单打独斗将面临更多困难。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徐伟为儿子仿制的组氨酸铜其实是一种已知化合物，结构比较简单，合成方法和路线都是现成的，之所以买不到，没有药企来做，主要是因为缺乏市场和利润。至于基因药物，徐伟透露，爱心制药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了千万元，这还没有算他自己付出的成本。

渐冻症患者、前京东集团副总裁蔡磊因病情恶化无法来现场，他在大会的直播视频中呐喊：“所有渐冻症患者们，不要放弃啊，每人拿出一万、十万，我们这个群体就能筹集到几百亿来推动科研啊……”

有没有可能让同一疾病的患者组团众筹一定的资金支持科研医生和药企进行研究呢？“理论上是可行的，患者家庭也具有最大动力去做这个事。”有多年公益组织经验的黄如方说，“但是患者家庭往往专业性弱，对于研究项目缺乏有效的认知和督导。”

记者还了解到，因研发的资金和时长不可预计，有人经历过共同发起的家庭中途反悔，还有家庭因患儿离世、要求撤资，这些情况都影响到了项目推进。

目前瑞鸥公益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金石计划，专门帮助“信念坚定”、符合一定条件的患者家庭找到合适的研究者开展相应科研，并持续推动研究。科研型医生毛翛目前研究的项目是KCNQ2基因突变导致的罕见病。该疾病患者群体在国内有380多名，但最后，愿意站出来出资一部分推进基因药物研究的，只有2个家庭。基金会根据这2个家庭的需求，整合了医疗、药企等资源，目前研究已在进行中。

瑞鸥公益基金会的金石计划项目流程图

这些年，高欣和文景一直在努力工作。她们认可毛翛在公益咨询群内的劝告：“真想为孩子尝试基因治疗的，抓紧赚钱存钱吧，不要等有了药了，却没有能力吃上。”高欣记得一位群友张某，他的孩子患有退行性罕见病，每天要打1万元的针。这款针剂是一位患同样疾病的患儿家长通过IIT委托药企研究出的稳定性药物。张某感慨，“没药也就算了，最难受的就是有药了，但我用不起。”

中国罕见病联盟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2000多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人。为减少罕见病家庭的压力，国家层面一直在努力。前几年，经过“灵魂砍价”，用于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原本每针70万元的“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以每针低于3.3万元的“地板价”进入新版医保目录。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通过谈判新增了19种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药品目录，平均降价52.6%。目前，国内67%的已上市罕见病用药都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

国家药监局也在不断加快罕见病治疗药品的审评审批，去年5月，还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对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新药给予最长不超过7年的市场独占期保护；国家卫健委成立了罕见病诊疗和保障专家委员会，不断完善罕见病的诊疗规范和指南，开展医务人员的培训。

“其实，身处这个行业中，我能看到各方所做的努力。”黄如方说，“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仍然要正视——全球共有600多个已获批的罕见病药物，几乎没有一个是由中国自主研发。”

黄如方认为，要实现药物既能让病人用得起，还能让企业有所回报，还有一段路要走。

慈善氛围的改变也需要时间。“你手上有一笔捐款，你会选择优先给贫困山区的孩子，还是用于医疗科研投入？”黄如方说，“大部分人肯定会选择前者。”

选择

身体注入基因药后4个月，洋洋已经能用灿烂的笑容回应父母了。这对于门克斯综合征患儿来说是巨大的突破。但徐伟的寻药之路并未停止。他仍日日埋头书海和实验室，奔波于全国各地，希望早日找到让儿子实现生活自理的基因疗法。

有人质疑，不顾一切挽救儿子生命，是否只是在延续儿子的痛苦。徐伟无心回应这些，只说“想到儿子的笑容，就能坚持下去”。

由于尚未找到最合适的疗法，高欣不断和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生物公司加微信。一场研讨结束后，高欣、文景等4位患儿母亲，围着申未然交流。申未然在白纸上画出细胞和生物链图，寻找可能的方案。但由于致病基因较长，他边分析边表示：“还是比较难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投入很多，但最终结果可能还不如现在的状态？或者说，最终因为评估风险你们选择放弃，也就等于白忙一场。”申未然问她们。

沉默了几秒，高欣说道，“我和文景一致，还是要努力给孩子多点选择的机会，但最终肯定会评估下风险再做出抉择……哪怕为医疗研究做点贡献，证明我们来过这个世界。”

尽管家长们信念坚定，医生们还是常常会给患者家庭泼冷水。基因编辑技术被人们寄予厚望，但也充满风险和伦理争议。即便是足够幸运能研发出基因药物，用药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也不可回避。毕竟是用病毒载体去输送，如果表达过度或脱靶，就会产生癌症。前几年，因基因治疗导致白血病的案例也有所报道。

对孩子的期待应该是怎样的？毛翛的群里，一位家长留言：“完全治好知道不现实，只希望生活能自理，不需要一辈子躺床上，不然对她太不公平了。”毛翛则感慨：“生物界的事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就是纯概率的事啊！每个生命，在概率上都是奇迹。”

为了减少患儿出生后给家庭带来负担，罕见病的诊疗一直在探索前置化。作为妇产科专家，不再任一妇婴院长的段涛仍然忙碌在一线，这些年奔波于多个国家级医疗研究项目，探索子宫内精准化诊断、干预和宫内治疗，从源头上减少出生缺陷。

从业几十年，段涛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一方面，越来越多家庭关注产前诊断，但另一方面，当产前诊断出一些疾病概率时，越来越多的家庭却选择生下来。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在上海定居的夫妇，怀孕时诊断出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夫妻俩决定生下来。孩子出生后，丈夫抱着孩子，向段涛和每一位医生、护士致谢，他说：“段医生你看，这孩子多漂亮啊！”

许多父母因为孩子改变了人生。为了患病的女儿，江海波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他现在是深圳泡泡家园神经纤维瘤病（简称NF病）关爱中心群体服务部负责人。

曾妮的儿子在10个月大时被确诊为杜氏肌营养不良（DMD），类似渐冻症。如今，儿子快9岁了，她依然奔波在寻找特效药的路上，“其实儿子生病后，我反而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大会现场，由6位患有不同罕见病的女孩组成的“希有女孩”乐队登台演出。她们在唱歌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慧慧，一个总能解决问题的多发性硬化症女侠”“我是库欣综合征女战士馨馨，一个英语很好的学物理的化学博士”……台下，为了孩子重回校园学习的患儿家长春梅忍不住流泪，“真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由6位罕见病患者组成的“希有女孩”乐队发布原创歌曲。受访者供图

高欣总是忍不住要给记者看棒棒的照片，“你看，长得太像我了，基因真的好神奇。”

“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生下他。”

（文中高欣、文景、小保、张某、春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