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报道老年人“不配”看智能电视的生活难题，引发社会热议。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打开了智能电视，就仿佛走进了古希腊神话里的弥诺陶洛斯迷宫，到处都是岔路和陷阱，一不留心就会行差踏错，使人步步惊心——菜单和选项层层叠叠，想看的剧集却不知道藏在哪里；好好看着剧，一下子就跳到了游戏节目；不小心碰到某个按键，电视直接“死机”，跳出满屏英文“罢工”了。

弥诺陶洛斯迷宫里藏着残暴的牛头人怪物，智能电视里也潜伏着“钱包刺客”。高清频道要收费，杜比音效要收费；热门剧集要收费，游戏节目更要收费。而且，不少订阅项目还是“自动扣费”，老年人一朝订阅，如果不知道如何退订，这项收费就会月月年年地收取下去。

与传统电视相比，智能电视确实具有很多优势。海量内容给观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录制功能突破了电视节目播出时间的局限，与网络的连接更使其成为信息海洋的便捷入口和强大终端。然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换到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优点也许都并非他们所需。他们打开电视机，最大诉求就是看剧集、看节目。在实现这个功能的前提下，操作越便捷、界面越简单越好。以这个标准去衡量，目前智能电视繁复的界面、过多的选项、操作复杂的遥控器，都让老年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

况且，智能电视仅仅是“又一个案例”。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商品服务智能化之后反而给老年人造成困扰，类似例子已经不胜枚举。水、电、燃气收费网络化，银行业务网络化，都导致线下服务网点大量减少。那些玩不转网络的老年人只能长途奔波，到离家甚远的线下网点排长队办理业务。一些医院门诊只接受网上预约，致使老年人站在挂号大厅里“望网兴叹”，一筹莫展。一些餐馆推行扫码点餐，结果老年人明明兜里有钱，可就是吃不上饭。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例背后，就是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的广度覆盖、深度渗透，那道把老年人区隔在社会生活之外的无形篱笆，似乎正在编织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严密。

技术可以带来效率，但技术伦理不应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当新技术为一部分人带来福利之际，也不应因此而过度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原有福利。具体的解决之道既包括帮助更多人乘上新技术的便车，也应该在新旧技术之间安排一定程度的兼容机制。通过技能培训、家庭社区支持，帮助更多老年人熟练玩转智能电视，这种效果当然皆大欢喜，但对于那些不愿意学习，或者通过培训仍然无法掌握相关技能的老年人，也应该为他们收看电视的正当需求预留一条救济渠道。这种机制安排可能增加运营成本、降低经济效率，但它既是技术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运行应该承担的合理成本，并且往往带来超越经济效率之上的社会效益。

在数字化、智能化覆盖如此之广、渗透如此之深的当下社会，技术区隔甚至超越了技术层面，触及人们的基本权益问题。一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在今天的城市生活里可能已经处处受限。如果从衣食住行到养老医疗，再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老年人都被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区隔在外，难以有效参与，甚至成为智能时代里的“失能人”，那实际上就触及了他们生存、发展、健康、社会参与等基本权益。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广泛、公平的基本权益保护，就要求社会实施更具包容性的技术化方案。不同年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都应该能在整体技术化方案中找到于己友善的技术界面，循此获得生存、发展、健康、社会参与的机会，保障基本权益。

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0%左右，而且这一比重正在加速提升。在一种更加平等、包容和人性化的文明形态里，当然应该更加友善地包容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帮助他们共享文明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对老年人更加友善的技术环境，营造更加适老的社会生活环境，不但应该成为自觉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还应该适当纳入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标准，以及社会治理绩效体系，使老年人共享科技进步、文明发展成果的机会，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