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小区的业主群前阵子热闹起来。原来是居民区王书记“阳了”，大家纷纷表示慰问，也有想要去居委会送药送物的。

说起来，社区里经历去年的共克时艰，王书记确实变得家喻户晓，就连早出晚归的年轻业主们也都认得他。此时关心“王书记”，就像关心一个老熟人，合理又自然。

其实今天在上海随便哪个小区，都能找出几个像王书记这样的、让居民觉得脸熟的社区干部。脸熟，至少证明他们的工作被老百姓看见了。

其中不乏优秀的书记、干部，能让居民主动竖起大拇指。笔者此前就采访过一位书记，在业主群里回应问题及时、透明，凡事都和老百姓想在一起、站在一起，果然好评如潮、一呼百应。

这样的实例无疑让人感到欣慰。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居委会这样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日常运作远离它设计职能的，也不少见。

按理说，“群众性自治组织”理应是最靠近群众，也是最有活力、创造力的地方，然而伴随着机构的专业化、标准化建设，也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负外部性。

一方面，基层事务性、格式化的工作不断增加，大大牵制了基层原本紧缺的人力。据说，一些社区得派专人填写各个部门发下来的电子表格，且不少是重复劳动。

另一方面，本意是为了量化考察基层工作的考评要求、台账规范也在不断被异化。有些上级部门不仅要求台账要厚、要图文并茂，甚至还要求打印精美、装订考究。这就逼着社区只能花功夫在搞形式上了。

这种现象不光制约了基层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精力，更需警惕的是，长此以往有可能让社区干部的价值导向和身份认同逐渐扭曲，甚至抛弃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初心。

当然，在基层治理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基层工作成效理应可视化、可量化、可优化。不过，怎么量化、怎么优化，却不是照搬一套简单粗暴的规则，或者拍脑袋定一些刻板的标准就可以的。考核是一门学问，更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一环。

也许还有人会说，基层许多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解决具体微小的事务，确实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评判依据，笔者却不这么认为。

过去数十年里，一代代上海人的记忆里一定有这样几个名字：朱国萍、梁慧丽、杨兆顺……他们就是一些普通的社区干部，在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在考核方式没那么多花样的年代，他们凭什么让全社会认可？凭老百姓的口碑，凭居民随口就能数出来的一桩桩动人小事。

今天，我们同样无法考证一个社区干部的24小时在做些什么，却可以考察他叫得出多少居民的名字？是100个？还是1000个？这是标准。他走在路上，有没有居民主动跟他打招呼？是偶尔，还是普遍？这是标准。

同样，我们也无法见证他一年组织了多少活动，又接了多少居民的电话，但我们可以从老百姓口中听到社区面貌具体的变化，听到他们受益了什么，还有哪些不满，再辅以专业的测量统计方法，想要为一个社区干部准确“画像”，并不真的那么难。

听居民讲过一个“90后”居民区书记小俞的故事，说他刚来社区时因为打扮新潮，又是生面孔，原本不大被信任。可是有一次联系不上小区里一个高龄独居老人，他不顾个人安危，从窗户爬梯子进入老人家里，确认了老人的安全，从此以后就得到了一句评价：“小俞书记是个好同志。”

“好同志”三个字，恐怕要比“精美台账”更有分量吧。

归根结底，我们评价基层干部的办法可以聪明一点儿，但底层逻辑却可以笨一点儿，就是看他怎样和老百姓互动。毕竟，一个真正优秀的社区干部，并不需要和上级领导走得多近，却需要时时刻刻和群众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