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精神家园，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基础。江南文化有很多特质，其中不容忽视又为众人所首肯的当属“开明开放的文化精神”。

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西晋末年至南朝，大批北方移民迁至江南。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年-313年）一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424年-453年），北方人口迁移到南方的共90余万；其中又以迁往江苏的南部及浙江的北部为最多，约30三十余万。大量北方移民的定居开发，使江南荒地得到开垦，低洼地变成良田，江南逐渐成为鱼米之乡。

安史之乱至唐末五代，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南迁。到唐朝后期，江南的赋税收入就已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五代期间，江南因免于战祸，得以摆脱了对北方的财政负担；进而使当地政权有财力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到北宋时，已经有了“苏常（州）熟，天下足”的谚语。

北宋的倾覆和政权的南迁，造成了再次的人口南迁，这次人口迁徙，不同于前两次，它的过程持续而漫长，历经二百余年，直到元初。为了快速稳定政权，安置移民，南宋朝廷制定了政策，准许南迁百姓开垦滩涂，并予以减免三年租税，开放所有寺庙院寓以供南渡者居住。在当时的杭州内城，由于迁入的北方人居多，连当地的方言也北方化了。移民给江南带来了人力、物力，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由于历代大规模的移民潮和持续的人口导入，到清代，江南已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相互毗邻的苏嘉松三府人口已跃居江南之首。以苏州为例，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其手工业的发展更使四方工匠汇聚于此。仅在府城内，就有分别来自江宁、镇江、无锡等地涉足染坊、冶坊、硝皮业、纸匠等各类手工业者两万余人。

回望这数千年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于江南一域而言，不仅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入，更是一种持续动态化的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大开放大包容，成就了中国之“江南文化”的自发、自省和自觉的“开明开放精神”，也带来了经济的富庶、文气的昌盛以及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说，在历史动态性的一次次移民汇入和对外发展中，江南一地开明开放的文化特质从被动一步一步走向主动。这一特点，到了近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1843年，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开埠以后，吸引了众多来自国内国外的移民，1853年左右，上海一县的洋行总数就增至120多家。之后，受太平天国战乱影响，大量江浙士绅、富商纷纷避乱上海，与此同时，来自东南地区的商会和帮会，也在上海活跃起来。据统计，1843年上海人口仅20万，到1862年，上海仅市区人口就达到了300万。1863年，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总值，已经超出同为口岸城市的广州近15倍，一跃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从1843年开埠至1863年，短短二十年光景，上海迅速崛起，取代苏杭，成为江南的中心之地。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闻名的经济中心，甚至与巴黎、纽约齐名。据统计，仅生活在近代上海的外国人，最多时来自58个国家高达15万人。

在上海，有两条重要的河流，黄浦江和苏州河。两河交汇之处便是上海开埠的起点，黄浦江代表了近代上海的对外开放，苏州河则代表了上海与内地文化的融会。经由这两条河流，各地移民、各类人才、各种行当云集上海。他们带来的文化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猛烈的速度互相碰撞，又互相交融。在这种混合、碰触、冲突和对抗中，一种新的都市文化，“海派文化”诞生了。也正是这种文化，使得这个远东的中国城市有了能与巴黎、柏林、伦敦和纽约相提并论的资格。

海派文化作为江南文化在近代最突出的文化形态，是中国文化类型中融入最多异质文化的代表，它既深深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又是中华文明和江南文化内部孕育果实。近代上海也不负摩登盛名，以近代中国最大、最繁荣、最时尚的都市，发挥了最强、最广泛的文化吸附力。时至今日，人们在评论海派文化时，还会用到这样的词汇，“开放多元、标新立异”。

回溯历史，开放开明的江南文化的凝聚形成，也许有着这样那样各能自洽的原因，但由于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改变不容忽视。江南文化发轫期的吴越文化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结晶；江南文化的早期分支瓯越文化，就是中原文明和土著文明相互孕育的结果；中国之江南的崛起，更是离不开永嘉南迁、宋室南渡；就近代来说，正是缘于江南文化的开放包容，近代上海才能孕育出焕发奇光异彩的海派文化。这些不同时期由于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嬗递，不同区域乃至不同种族国家之间文化的兼并融合，既缔造也不断彰显着江南文化“开明开放”的文化精神。如今，承载江南文化的长三角仍是中国最能吸引人口流入的地区，其龙头城市上海十六个字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更是极其精准地标明了新时代江南文化的开明开放特质。在可想见的未来，这一文化精神也必将被赋予更深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