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特别的书写。

2022年，解放日报特稿记者在采访中记录下了几百个声音。有些来自疫情中的守望者，比如始终在战斗状态的医护人员、承担保障任务的出租车司机、为数万学生送饭的大学教授；有些来自热点事件的亲历者，比如在泸定地震后一直寻找甘宇的罗永、重庆山火中的救援队员；也有些来自不甘平淡的普通人。

新年的前一天，我们从录音笔中挑出数条记忆最为深刻的声音，与读者分享背后的故事。

选择的声音

本报记者 李楚悦

12月21日的仁济东院急诊科。李楚悦 摄

“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我们就决定，不再把核酸阴性作为入院的硬性要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门急诊办公室负责人 樊翊凌

樊翊凌医生用一种平静且无畏的语气，向我解释了一个有些冒险的决定。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新一轮疫情波峰抵达之际，我前往医院采访了正处于“战斗状态”的医护们。采访的那天是12月21日，前一天晚上，上海卫健委刚刚出台了新的政策——医院不再查看入院患者的核酸阴性证明。

我本以为这对医院来说是个非常突然的变化，一定会有些手忙脚乱。始料未及的是，整个急诊科里呈现的是一种极度忙碌但始终有序的状态。

“我们几天前就已经内部达成共识，不看核酸报告了。”樊翊凌解释了变化下依然有序的原因。紧接着，他讲述了触发这个决定的一封信件。那是一封来自一位放化疗患者的投诉信。在信中，患者因为没有核酸阴性证明，未能及时进医院配到靶向药物。于是医院迅速开了通气会，决定不再将核酸阴性证明作为入院就诊的硬性要求。

樊医生讲述这个小故事时语气平和自然，但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决定。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决定无疑带来的是就医便利，但对医护来说，这意味着将风险揽到了自己这边。

“有时候举轻若重，有时候举重若轻。我们医生对待生命常常举轻若重，每一步都要慎重，但面对另一些事情，也要有策略和魄力。”樊翊凌说。“生命至上，救人总是第一位的。”那个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的声音又补充道。

这是疫情之中，医护们共同的选择。

在仁济东院的急诊抢救大厅里，急诊科的医护们说话语速也很急。他们总在争分夺秒、大声呼唤，他们的声音算不上温柔，但是迅速、简洁、坚定又果断，像是战士。

那天，我几次走进急诊科副主任熊剑飞的办公室，他都忙得不可开交，最终我在他下班整理病历的间隙和他聊了一会。最难忘的是一通打断我们采访的电话，那是熊主任手下的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生打来的。

电话那头沙哑的嗓音在询问什么时候来上班，电话这头熊主任的语气无奈又着急。“你要是不烧的话，还是尽量来上班，我们今天又有两个医生发烧了。”采访在这通电话之后很快结束了。这通电话的两个声音，已经回答了太多。

坚定的声音

本报记者 王倩

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长程芳。海沙尔 摄

“一想到上海，不是别人想到的外滩啊什么的，一说上海，我想到的是上海医疗队和钟鸣主任。也就是一种要去跟老朋友帮忙的感觉，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护士长 程芳

4月3日中午，我看到一则短视频消息，“湖北省援沪医疗队启程，6名队员来自武汉金银潭医院”。“金银潭”这个名字没有人会陌生，2020年疫情时，这座处于风暴之眼的医院曾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我留意到此次援沪的6人中有一位叫程芳的护士长，是金银潭医院南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我猜想她或许会有不少想要分享的故事。

下午4点拨通程芳的电话时，她已经在上海静安区一家酒店做培训的准备工作。电话那头，她平静地讲述着医疗队当天的集结，还有从虹桥高铁站到酒店一路上看到的景象。提到上海医疗队时，程芳打开了话匣子。

她讲起2020年上海医疗队最早入驻金银潭接管病区，讲起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主任并肩作战。我看不到她的样子，但听着程芳温柔又坚定的声音说着“来给老朋友帮忙”“没有把自己当外人”，我的眼眶里有了眼泪。

后来，程芳在许多媒体采访中，都有过相近的表达，“战友”“感恩”这些词会高频出现，我知道这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一种必须要诉说的情感。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和程芳还有过两次通话。一次是在援沪满一个月时，她告诉我自己正在看着这座城市恢复，第二次是她坐上返回武汉的专列。自始至终，她和老朋友钟鸣没有见上面，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

这一年中，我做过不少次电话采访。很少有一通电话能让我感受到如第一次与程芳通话时那样丰沛的情感。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程芳，但照片里她穿着红色冲锋衣、戴着眼镜、顶着微卷短发的样子，平静又坚定的声音都像是刻在我的心里。

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长程芳。海沙尔 摄

身在疫中，我的2022以一场高烧结尾，当我向程芳发去问候时得知，她也在这轮感染潮中“阳”了。作为医务人员，她身上的担子可想而知，我不愿意过多打扰，只有道一句保重。

专业的声音

本报实习生 牛益彤

杨明的实验室尝试用无人小巴运货和盒饭。受访者供图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三轮车、私家车还是科研设备，最终目标都很一致——让学生能尽快吃上饭。不关乎专业，这份心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上海交大智能车实验室负责人杨明

这条声音来自上海交大智能车实验室负责人杨明。

3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转为战疫状态。几百栋楼宇、每日三顿近十万份的送餐压力之下，教授们纷纷化身“骑手”。

杨明教授也是送餐队伍中的一员，他既负责开车又要装卸货。不过这位教授级送餐“小哥”在运盒饭的同时，却在琢磨各环节的优化。

无人小巴和无人小拖车一直是杨明的实验室研究的内容。他想到了用这些工具运送盒饭。他与工程师给无人小拖车增加了固定部件，让盒饭不晃动，又尝试用上无人小巴。

此后，“送饭无人车”刷屏网络。

一位电院的研究生拍下数张教授送饭的照片，很骄傲地说“我最不后悔就是选择了交大，成为交大的一员，传承了那么多感动”。

我循着热搜找到杨明教授时，他只说，无论是私家车、电动车还是无人驾驶汽车，都被他当做解题的步骤，“都是为了学生能早吃上饭”。

大型车辆容量很大，能装几千盒，但只有一个门，装卸效率低，让学生尽快吃上热饭，装多少才是最优解？“并不是越装得多越有效率。不仅要考虑用什么车，还需要全流程各环节的优化，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杨明说。从最初的第一餐用了3小时才全部送到，到后来三四十分钟学生就能吃到食堂的饭了。

路上的声音

本报记者 张凌云

葛厚文开救护车的第一天。受访者供图

“我们就是这些平凡的人，我们是在用最平常的爱在爱抚这座城。”

——大众出租车司机 葛厚文

年初时因为一次采访，我认识了几位出租车司机，坐在他们的车上，听到了这些年他们在路上遇到的跌宕起伏。这一年里，他们时不时还会给我发来语音。在这些片段里，他们讲述自己成为保障司机，又临时被调配去支援急救。迎来送往间，我一直听见这些路上的声音。

4月，出租车葛厚文和彭广兵成为了保障车队的一员，在很多个日子里，他们带着一车的物资，给分布在全上海的司机同事们送去补给，在接到求助者的电话后，给他们送去急需的药和物资。他们每天准时守在虹桥高铁站的队伍里，将走出的乘客安全送往目的地，再掉头返回这里。

开了10年出租车的司机葛厚文和9年出租车驾龄的彭广兵，在这一年里突然重新体会到自己被需要和付出的感受。那几个月里，他们经常给我发来语音和视频，这是那段特殊日子里充当着“摆渡人”的他们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奔赴与爱的故事。

年轻的男人带着四个行李箱，从外地赶回来准备去照顾重病卧床的母亲，本以为没有出租车的他没想到一出站就看见了出租车，一坐上葛厚文的车就忍不住哭了出来。退伍军人从郑州转车到武汉、杭州辗转抵达上海，在坐上车前，他准备骑车拖着箱子走回川沙，给刚刚结婚的爱人送物资。葛厚文记得年轻的妈妈终于赶到家可以见到分离已久的宝宝，下车时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还记得有一天在开车时，看到一旁运送物资的集装箱卡车，突然忍不住流下的眼泪。

彭广兵在领取公司发放的抗原检测试剂。 受访者供图

彭广兵每天7点出门，排队接送乘客结束后，给人拿菜、送药、送奶粉、送制氧机，直至第二天凌晨才能回家。他发来的语音和视频里，声音是透过口罩传出，所以听起来总是闷闷的。

最近，葛厚文再次上了一线。前几天，已经回到老家准备过年的葛厚文，接到公司的通知，需要紧急支援120急救，他连忙又赶回上海，经过短暂的培训后，坐上他从没坐过的120急救车驾驶座，开始一趟趟接送患者。

从1997年来到上海至今，葛厚文始终在路上。问他觉得累吗，我一直记得他的一句话，“我们就是这些平凡的人，我们是在用最平常的爱在爱抚这座城。”

平静的声音

本报记者 雷册渊

“遇到了就积极应对，其实这个过程和结果我们都能接受。人生的路太长了，任何波折都会碰到，就像这次考试。”

——家长何平（化名）

2022年7月7日，上海高考开考。西南位育中学考场外，送女儿来考试的家长何平（化名）说了这句话。前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通知，因为小区出现病例，女儿不得不临时更换高考考点。

受上半年疫情影响，今年的上海中考、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对于考生来讲，这两场考试的重要程度本就不言而喻，而对于2022届毕业的初三和高三学生来说，则更显特殊。一是因为他们的初中或高中三年，恰巧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三年重合，他们的中学生活也因疫情发生了诸多改变；二是因为2022年春夏暴发的上海疫情，给他们的备考之路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和挑战。

有的班级因为有学生确诊新冠，考前一周全班被集中隔离；有的班级因为被判定为次密接，家长无法送考，开考前跟着转运车跟了一路；有的学生在高考前夜接到通知，第二天要临时更换考场；有的学生经历了考场里只有自己一人的高考……

近半个月的采访，我们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曲折。有家长说，孩子们很早前就在为毕业做准备，已经想好了要表演什么节目、怎么跟老师和小伙伴告别，没想到只剩下最后一堂网课，电脑屏幕上一张张流泪的小脸；有的老人每天5点去菜市场买菜，因为那时候的菜最新鲜、人最少，自己被感染或成为密接、影响孩子的可能性也最小；集中隔离的家长在孩子复习时连咳嗽、走动都要小心翼翼……

考前全班集中隔离一周的考生由专车送入考场。 受访者供图

高考开考那天，我在应急考点西南位育中学门外，见到了送考的家长芮老师。他本身就是上海某中学的一名高中物理老师，几乎每年都会送考生参加高考。今年特殊的是，他送考的是自己的儿子。考试前一天下午4点左右他们才接到通知，他所在的小区成了管控小区。直到晚上9点，才确定了儿子的考场。

当天室外温度超过40度，我和芮老师站在树荫下聊了近40分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那种从容和自信。他儿子的成绩在上海中学名列前茅，他也直言不讳地说，儿子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即便考前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他仍坚信“问题不大”。

在芮老师的车后没多远，我又遇到了送考的家长何平。“遇到了就积极应对。人生的路太长了，任何波折都会碰到，就像这次考试。”他说得很平静。

正是他的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好像就是这么一瞬间，半年来，疫情带来的酸甜苦辣、那些曲折艰辛的故事，都有了一个支点。

确定的声音

本报记者 郑子愚

救援队员用油锯开辟隔离带。受访者供图

“人根本进不去20米内。”

——蓝天救援队员 谭超

8月下旬开始，重庆多处相继发生山火。

8月23日晚，我电话采访到刚刚结束一场救援的蓝天救援队队员谭超。他接受采访时，讲述的每一处细节语气都是平缓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惫。整个采访中，唯独一句话是略微提高嗓门的：“人根本进不去20米内。”他解释，由于山火温度高，加上当时重庆风大，灭火工作难度巨大。

通过电话，我能感受到救援现场之艰险。火情就是集结号，救援队在短时间里集结173名队员逆行赶赴火场。当时火势即将烧到了一处居民楼，居民已悉数撤离。救援人员开辟隔离带，还与现场其他救援人员一同发起总攻把火种全部扑灭，这次救援任务连轴转了18个小时。与他们一同参与救援的，有武警、消防、多支民间救援队、志愿者……总计数千人逆行投入救援。火情前线，山火照亮夜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逆行者们用头灯汇集而起的“救援长城”。

这一年里，我采访了很多被网友称为“逆行者”的人，他们之中有退役军人，逆行成为上海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有消防员，逆行攻入火场；也有医护人员，听到所在发热门诊扩充诊间的消息，决定“不阳不下前线”。

会有顾虑吗？我问。一位医护人员的答案让我印象深刻：真实世界无人免俗，人们更多的是害怕不确定的东西，而我希望能让他们从中看到一些确定。

无愧的声音

本报见习记者 夏杰艺

罗永拍摄的村庄废墟。罗永 摄

“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那时候没去提闸，而是赶回家找我妈，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但是我不后悔，我做到了水工的职责，问心无愧。”

                                ——泸定地震中开闸泄洪的湾东水电站工人 罗永

罗永得救后，由于当地余震不断，他和其他村民大多被安置在救灾帐篷中，没能回家。我打电话过去的那天，正好是罗永震后第一次回到废墟中的家，他忙于寻找失联多日的母亲的遗体。夜晚，电话终于接通了，他坐在帐篷中和我说起了这些话。

2022年9月5日泸定地震中，湾东水电站工人罗永和同事甘宇爬上大坝、开闸泄洪，保护了下游村庄，但也因此错过最佳逃生时间，被困山野。后经商议，两人分开。罗永在回大坝后获救，甘宇在走失的第17天获救。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遇难者家属，我们的对话断断续续的，他只能用方言“诶”“是嘞”来表示确认，很多问题被抛到空中，无法获得答案。这段话是他为数不多正面表达情感的时刻。他说了很多，讲述了震后第二天在山中逃生时，就曾接到过家人的电话，对方告知其母亲遇难的消息。他认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痛苦的一段，并形容自己当时“脱了力”。

事后他反复回想当时的选择，没办法控制住自己假设另一种可能。但最后，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结束这一段，“问心无愧”。

人们或许会记得这个故事的正面，一个“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人物。但我希望大家也能记得这个故事的背面——罗永身为人子对自己一瞬间的拷问，这是一场灾难中，一个个体所付出的真实的代价。

倔强的声音

本报记者 杨书源

闫海在设计改良自己的一款手工鞋。 受访者供图

“好多人会问，你做的是皮具，为什么叫‘树’一个字儿，你为什么那么个性呢？其实不是个性，多一个字感觉都不对。因为这个‘树’它是一种精神，它不代表是哪一种树。我就想做到，一个人不依靠谁，靠自己的自生自灭，独立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

——皮具店主 闫海

这段录音是闫海第一次和记者激动聊起店名“树”的由来。

做了十多年皮具的手工匠人闫海，因为小红书上一位老顾客的寻人启事，决定重拾尘封多年的事业——做舒适好看的手工鞋。这是一个关于小店店主在疫情之中，逆流而上，重拾信心的故事。

年底时，再次和闫海聊起他的“树”，他说起相比年底略有些冷清的城市街景，让他觉得欣慰的是，他和爱人组建的手工鞋探讨群是热火朝天的。

“现在下单什么时候发货呀？”

“物流现在发货比较慢，再等一等。”

大家似乎都在一场场难熬的感冒病痛之中，寻求着一些日常生活带来的温暖慰藉。

因为记者夏天写下了小店“树”的故事后，鞋店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从几千名涨到了2万多人。

在大家最初开始想要寻回“树”时，闫海也一度困惑，“树”究竟在未来应该怎样树立品牌？但现在，他不再琢磨这件事了：为每双脚找到属于自己的鞋子，就是答案。

20年前，他在上海开手工鞋小店“树”时，桀骜不驯，执着于做色彩艳丽的手工牛皮单鞋，也不管单鞋在冬天的销售量是不是会低。今年重拾做鞋后，他做了个决定，想要开发适合秋冬天穿着的鞋——他在9月只身去了广东一个制鞋小镇，在小镇租住了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宿舍”，一呆就是2个月。他走遍了当地手工作坊，想要搜寻依旧坚持手工制鞋的老师傅。

很快，“树”手工鞋的微信交流群里，勃肯短靴、切尔西靴、德训鞋这些不少顾客提了多次的款式都出了样。在设计这些鞋子前，闫海也犹豫过：如果做的款式越来越繁杂、渐渐迎合市场，“树”这个品牌会不会日渐走向平庸？但他很快找到了自洽的答案——虽然是平凡的款式，但只要把选料、配色、细节做到极致，这就是一种坚持。

在设计德训鞋时，他做了很多配色方案，因为拼接工艺太过繁琐，引来了工人师傅的抱怨：“原本这样的时间，可以做几十双鞋，现在只能做十多双。”每当这时，闫海只能耐心哄着师傅。“我能够想象不同配色的这双鞋，穿在不同气质顾客身上的样子。”闫海说。

闫海说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事：一位双脚后天畸变的年轻女孩找到了他，已经很多年没穿过皮鞋的她想要重新穿上一双优雅的牛皮鞋。闫海应下了这位姑娘的心愿，他找出了自己设计的“手套鞋”款式，选择了温柔的紫粉色配色，在给鞋子定型时多喷了几遍水，用上比普通皮料还要柔软的小羊皮作为内衬，几天后这个女孩收到了这双罕见的合脚鞋，爱不释手……

闫海一度用来销售机车装备的小店重新成了他手工鞋的陈列、发货仓库。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