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发展除了按常规科学一点一滴地积累之外，还必然要出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不仅仅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会引起人们世界观的变革。”时隔60年，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一番话依然掷地有声。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自1962年面世以来掀起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今年推出第四个版本的中文版。这本书引导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成为科学哲学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其影响还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等领域，书中提出的“范式转换”一词如今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词语。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托马斯·库恩
译者：张卜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第一次“一知半解”地读到《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译著，是在近20年前我的大学本科时代。

当时，我这个文科生怀有些许自卑，觉得自己不如理科生，觉得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阅读库恩时，他让我知道，科学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科学跟其他的文化事业有差不多的发展规律，他作为科学家，却把科学“拉下神坛”，引发人们更广泛的思考。库恩的许多读者都是文科生，我们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自己跟理科生一样的地位，从而恢复了一种“文化自信”。

然而，尽管《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国外被评为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之一，位居美国名校借阅排行榜前10名，但它在国内的读者中依然知名度有限，人们对于库恩是谁也知之不多。在对此书进行解读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库恩其人。

生于1922年、活了74岁的库恩，生前最希望得到承认的是哲学家身份，却遭到包括哲学家阵营在内的多方非议，他在学术上的同路人少得可怜，这与他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不成比例，而且也不存在一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所谓“库恩学派”。

许多学者（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研究库恩，并与他本人有过交往，据说他不爱与人打交道、不想抛头露面，而更愿享受孤独，沉浸于自我世界。库恩仅用3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或许因为在大学时选修了一些哲学和历史学课程，毕业后他不太想从事物理学研究。他说：“我曾经是一位‘物理学家’。我现在把它放在引号里，因为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被训练成一名物理学家，但它却引着我走到了这里。而我觉得它相当枯燥，这份工作没有趣味。”

“二战”结束后，库恩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物理学研究生并拿到博士学位，但他知道自己“自始至终的目标是从历史中研究哲学”。对库恩有着重大影响的柯南特，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先驱，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当时他敏锐地看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与当时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于是下决心改变学生的素质。他认为未来的社会栋梁应该能够理解科学，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研究科学史。一开始，柯南特亲自开课，这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后来他在全校范围内找了3位助手，库恩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库恩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在柯南特的推荐下，库恩后来又成为受人尊敬的哈佛研究员学会的年轻成员，得以有3年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由于没有思想禁忌，库恩最有名的“顿悟”，以及许多至今影响着我们思维的原创性思想，都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1957年，库恩基于他在哈佛大学通识课程上的教案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哥白尼革命》，柯南特亲自为之写序。1962年，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被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在各个领域都产生巨大影响，也对大众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部分高校成立的新的研究机构“科学研究”系，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学大战之争”都与这部著作的广泛影响分不开。与此同时，这本书和库恩的理论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受到了严厉抨击，尤其是他提出的“常规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等核心概念。

正如本书新版译著中英国《卫报》资深媒体人约翰·诺顿所评论的：“库恩真正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他提出过的某个概念具有传染性，而是在于他一手改变了我们思考人类如何组织在一起理解世界的方式。”当前，我国处于加速科技创新的重要发展阶段，这本书依然能对我们认识世界提供指导意义。而此番带领我们进入库恩的世界的，是一位研究库恩多年的学者。

托马斯·库恩

探寻“科学”的本质
一种知识结构向另一种知识结构的跃迁，受到文化、社会、道德等多方面影响

上观新闻：这本书讲了些什么？

崔伟奇（哲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在库恩所处的年代，是传统科学观，即科学主要作为累积式的知识形象，不断面临挑战的时代。在库恩看来，基于对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本性的认识，“科学革命”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结构式的发展。常规科学具有一种“范式”，致力于解谜题，然后是严重的反常，它导致危机，最后通过一种新范式来解决危机。

库恩为发展一种更切合实际的科学观，找到了一种简洁而富有洞见的通用结构。我读到这些时很开心，感受到了一位学者在哲学上孜孜以求地去探索真实科学实践观的人格魅力。社会在发展，尤其是科技爆炸的时代，人类的生活日新月异，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范式中解决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由此带来的科学革命同样是无穷无尽的。

上观新闻：库恩传递给我们一种思想：科学的进步并非单纯直线地通向唯一真理。

崔伟奇：的确如此。正如库恩的观点，科学的发展并非单纯直线的，而是处在历史的视野中、处在实践的导向中，是一种“结构性的进步”。库恩认为，我们并未掌握“绝对真理”，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相对真理”会受到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不要因此灰心，因为我们只要是真正去面对实在的世界，我们就可以不断取得科学上的进步。

上观新闻：库恩反复提及“反常与科学发现的突现”，反常是什么？

崔伟奇：反常就是违反了常规科学做出预测的事实，也就是新事实，或事实的新颖性。那常规科学在做什么？常规科学的目的在于稳定地扩展科学知识的广度和精度，只在于累积，不在于创新，只有证明，没有发现。研究结果不符合预测，是科学家的失败，不是范式的失败。

范式在它形成之初，其应用范围和精确性都是极其有限的，它从竞争中胜出，是它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但它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得到完善，扩大应用范围，增强自身的明晰性。于是，常规科学致力于解谜。在解谜的过程中会出现几种结果——一种是谜面被解开，纳入原有范式中去；另一种情况就是原有范式无法解释，反常出现。

反常出现以后，会被范式所重视。范式开始研究反常，然后反常会被解谜，范式会对反常重新解释而将其纳入范式，这样，范式的应用范围得到扩大，内涵得到新的明晰。但是也会有些反常始终无法纳入当下的范式中去，那就会迫使现有范式理论发生调整，直到使反常变成与预测相符。

上观新闻：可以举个例子吗？

崔伟奇：库恩说得很明白，反常真正能推动科学进步，关键在于发现“反常”的时刻。

他以氧气发现为例。普里斯特利手里拿着一瓶氧气，先是当作笑气（即一氧化二氮），后又看作是脱燃素空气，这对于一位燃素化学家来说是个完全意外的气体。这时反常出现了，但他没有任何的准备。拉瓦锡手里拿着同样的气体，但他将燃素理论修改为了氧化理论，所以，拉瓦锡能够在实验中得到那样的气体，而普里斯特利却不能。因此，反常不仅是观察到某种现象，而且是预先准备好有关的概念范畴，发现“那个东西”又能发现“它是什么”，两者才能同时发生，才能算是“科学发现”。

上观新闻：如此说来，反常需要在理论的配合下才得以影响范式，那么理论的创新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崔伟奇：理论的创新也需要有效的观察检验作为支持。造成危机的问题的解，在相应的科学中危机还未出现时，就已经部分地被预见了，只是缺少足够数量的事实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一直处于边缘，未受重视。未受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理论需要与范式关联起来，离开范式，另起炉灶，就无法与主流科学家团队进行对话，受冷落在所难免。当二者相互连接在一起达成一致时，发现成为突现，理论成为范式。

反常是范式的反常，危机是范式的危机，范式的保守正是前进的探针，阻碍的力量越大，前进的力量才越大。当然，科学的发展既有思考重心、视野方面的考虑，也有工具、效率方面的考虑。没有坏的工具不愿意扔，而更换趁手的工具会影响效率，但危机表明，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发现氧气的化学家普里斯特利

思维的收敛与发散
激发了学术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种科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上观新闻：库恩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在思维方式上保持一定的收敛与发散，可以称为保持“必要的张力”。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崔伟奇：他的这个说法，是针对如何保持其著名的范式理论在科学领域中的运用而提出的。有意思的是，库恩在全力以赴地对其核心术语进行界定，其他人则不遗余力地扩充它们的含义。

库恩对范式理论给出明确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硬”科学范畴。库恩研究的科学的疆域很“窄”，仅仅致力于纯科学或曰基础科学，而不包括应用科学和技术发明。 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更是被明确排除在范式理论之外，因为有许多领域的发展模式仍类似哲学和人文科学，并不属于定型学科。

上观新闻：但是这并不妨碍库恩写的东西对于科学圈之外的人更有吸引力，也不妨碍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发散意义。

崔伟奇：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来以后，许多学者把它套用到任何一个自己想用的地方，如“产业范式”“管理范式”“社会范式”等等。从积极方面来看，可以说范式理论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从消极方面看，对范式的滥用扩散到历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以外，使知识分子共同体普遍受到“感染”，任何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都被称为范式。

上观新闻：这激发了学术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种科学”关系的重新认识吗？

崔伟奇：库恩范式理论有助于实现对传统自然科学观和人文社会科学观独断与褊狭立场的超越。虽然库恩反复强调“两种科学”的区别，但其范式理论对于有效地推进“两种科学”的融合，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库恩看来，那种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事物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则是‘想要’的事物”的看法，错在他们的自然科学观念是陈旧的。因此在研究对象方面，库恩倾向于两者是相似的。

库恩还明确提出，虽然自然科学本身并不是解释学学科，但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也需要解释学基础。可见，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承认历史和社会环境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且还破天荒地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确立其关于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这不仅打破了“两种科学”的界限，而且彻底改变了只是由社会科学单向度吸收和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单纯做法。这样看来，范式理论有助于超越“两种科学”的区分所导致的“两种文化”的对立，从而有助于实现“两种科学”在跨学科文化基础上的交叉与融合。

科学像艺术一样？
库恩的思想实现了历史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和进化论的转向

上观新闻：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哲学、价值哲学，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库恩科学哲学的创新性何在？

崔伟奇：库恩毕生的科学哲学研究，都在为重建一种更为统一的科学观而不懈努力。业界同人概括的他的思想所实现的三个转向——历史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和进化论的转向，对促进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上观新闻：何谓“历史的转向”？

崔伟奇：库恩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正是由“小科学”阶段大踏步迈入“大科学”的时代，他在参加哈佛大学通史教育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针对科学创新和科学教育实践的需要，他势必要彻底纠正传统科学观，他全部工作的重点都集中于研究“科学的源泉”，抓住科学实践中不易察觉的那些方面。

库恩把科学史看作是评价科学观相关研究的试金石，这一转向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科学观研究，而且使得“后《结构》”时代的科学哲学乃至整个科学论研究都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点。科学的形象——“非历史的、独立于社会和超文化的”，因为他而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如何使“历史的转向”真正服务于面向未来的科学创新，依然是科学观研究没有止境的主题。

上观新闻：那么“解释学的转向”是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更为密切？

崔伟奇：库恩科学哲学的“解释学的转向”深化了科学观研究的人文视野。他认为，科学像艺术一样，是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其创造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面对的是活生生、充满变化的可塑世界，同时科学研究也不仅是通过观察、实验等技术手段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科学规律的发现需要想象力。科学家要想象结构和分类，如果他成功了，则结构和分类就是实在的；他要构想规律和理论，如果他成功了，这些规律和理论就是正确的……

在库恩看来，由于科学是一个植根于更大社会中的社会建制，影响着其他社会建制和被其他社会建制影响着，因此如何确定科学的自主性与对社会历史与文化依赖的程度和类型，是整个科学事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只要科学创新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就会始终存在，而只有坚持科学与人文二者之间的活跃对话，才是深化“解释学的转向”的必由之路。

上观新闻：“进化论的转向”是否可以解释守正创新的本质？

崔伟奇：库恩认为把科学观念的进化与有机体的进化进行类比是近乎完美的。而所谓守正创新，意味着所有科学创新并不遵循传统科学观所谓累积式的线性模式，而是既要遵循作为对自然界中实际的规律之描述的法则，也要遵循管制人类行为的行为规范的法则， 这种对于科学创新模式的综合理解，不仅不断被科学创新的实际历程所证明，而且体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社会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