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我们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中国能源和绿色转型应该走什么道路？我认为中国的能源建设应该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积极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据估算，到206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将由目前不到20%的比重增长到80%以上，由配角成为主角，从而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

关于减碳，现实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即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就是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以同样的产出带来较少的碳排放；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是指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如用风、光、水、生物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创新型减碳是整个绿色转型的核心，也就是绿色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讲，由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就是要靠绿色技术的驱动，要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实现绿色技术替代。绿色技术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是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率；第二是小排放、零排放甚至是负排放；第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具备有竞争力的低成本。所以我们要破解减碳与增长“双难”，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就需要创新驱动的绿色技术替代和减碳成本的下降。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新的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就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可以称其为替代型减碳，也就是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者抵消的碳排放量。举个例子，每千瓦时发电，碳排放燃煤为1000克，光伏为30克，风能为10克，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能发电，则碳替减量分别为970克或990克，也就是说，它用3%甚至1%的碳排放，可以发同样多的电。创新型碳替减的特点，是在减碳的同时实现了增产，这样就把减碳和增长之间冲突的关系，转化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在经济的增量部分，碳替减可以降低全局的碳排放强度，而存量部分如果我们能够产生碳替减的话，则可以降低全局的碳排放总量。一个是强度，一个是总量，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

所以我认为，在继续重视增效型减碳的同时，应尽快把创新型碳替减纳入碳排放的核算体系，统筹增量与存量、未来减碳与当下减碳、创新与安全，力争减碳与增长双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减碳战略。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是一种防御型的战略，创新型减碳则是进取型的战略。在稳住存量、保证能源供应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把重心转向更快地扩大增量，对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进取型减碳战略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这个市场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

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我们下一步应该把全国减排的总量，包括强度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第三个支柱是加快以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前面讲的两大支柱都有一个前提，需要有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但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的短板。

绿色技术创新，其实很重要的也是制度和政策创新。无论是碳替减的新概念，还是建立进取型战略的三大支柱，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制度和政策创新。我们要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积极探索，找到有创意、可落地、能管用的政策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