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史学术专著，也是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这部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最杰出、最系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著名文献学者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云：“《文心雕龙》定稿应在齐末和帝中兴二年（同年四月梁武帝即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当时大文豪沈约仕齐，和帝时最为资盛。”学界泰斗饶宗颐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中认为，定稿应在梁武帝受禅之后。受禅是指新皇帝承受旧帝让给的帝位，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邹衍、冯衍、王衍时，均避讳使用梁武帝萧衍的“衍”字。由此可以推测《文心雕龙》最后定稿年代应在梁武帝时期，而刘勰这一时期在太末任职。

刘勰（约公元465年～？）字彦和，祖籍今山东省日照市。少时家境清寒，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回到娘家。刘勰的外公齐儒士是一位经学家，以教书为业，见到外孙勤勉好学，决意送他去研习经学。十多岁时，母亲带着刘勰到京口甘露寺，聆听高僧法颖大师讲律学，有幸结识了南朝名刹定林寺的僧祐大师。定林寺中藏有大量佛教典籍，齐梁时的王公大臣纷纷到此听讲律令。僧祐见年幼的刘勰聪慧好学，甚是喜爱，让其协助整理佛典、编制目录、抄录群籍、撰写碑铭等。据《梁书·刘勰传》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在定林寺居住的十多年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佛学典籍及儒家名著，开阔了知识视野，文学功底日渐深厚，也为日后创作《文心雕龙》积累了大量素材。

据说刘勰在定林寺的时光里完成了《文心雕龙》初稿，但并“未为时流所称”，更不可能“洛阳纸贵”。南朝看重门第阀阅，刘勰出身寒门，籍籍无名，纵有旷世惊人之作，也难以得到时人的肯定。他请教僧祐大师如何是好。僧祐认真阅读了《文心雕龙》，还为此书做了校核与修订，他为全书的文采及观点拍案叫绝。他点拨刘勰道：“何不去找沈约？”沈约是当朝丞相，与梁武帝交好，权倾朝野，也是南朝大学问家。于是，刘勰决意去找沈约，几经周折，终于呈送了此书。沈约仔细阅读《文心雕龙》文稿后，推崇备至，认为其“体大思精，深得文理”。

沈约赏识刘勰的才华，遂举荐刘勰进入仕途。据《梁书·文学传》载：“天监(公元502年－519年)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或受高僧影响，刘勰一生没有娶妻生子，故他既无妻室之累，也无父母之挂，轻车简从，就上路了。刘勰任太末令后，践行了他在《文心雕龙》中表达的“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的初心，知行合一，廉洁奉公，不治私产，殚精竭虑，一心为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刘勰办案拒收贿赂，秉公办事，能一天办完的案子决不拖到第二天。刘勰治水成绩亦很突出，他时常带着随从出城巡视衢江，察看江水的涨落。这条河流是太末县农耕灌溉的命脉，但在山洪暴发之时，也会带来水患。对于各个险要地段，刘勰嘱咐衙役派专人守望修葺，以备不测。刘勰还采取多项措施，轻徭简政、劝农桑、薄赋税，使县内风化大行，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经吏部考核被评为“政有清绩”，此为政令简约而不扰民，不烦苛，不增加人民负担，也包含清廉自守之意。

刘勰离任后，太末百姓扶老携幼为刘勰送行，太末城池不大，但刘勰足足走了两个多时辰才离开县城，可见他深受百姓的爱戴。就刘勰一生而言，他在太末的政绩与创作《文心雕龙》可并列为两大卓越成就，而二者是完全和谐统一的。

学界诸家对《文心雕龙》成书时间存在不同说法。著名学者陆侃如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应在天监六年定稿。牟世金教授（著有《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版）赞同饶宗颐之说，认为在天监六年七月之后，刘勰任太末令应满三年，至天监九年为止。华东师大中文系终身教授刘永翔认为从避讳等问题来看，《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与龙游是有关系的，虽然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刘勰的行踪来分析，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明是国内顶尖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他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达的人生理想，“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在任太末令时得以部分实现。杨教授也从避讳学上推断《文心雕龙》的修订成书年代与龙游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据《龙游县志》记载：梁天监初年（502），刘勰担任太末县令。刘勰根据沈约所提出的建议，在任职间隙完成对《文心雕龙》的重新修改和校订亦有可能。

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引发了后人极大的研究兴趣，并由此产生了“文心学”，鲁迅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