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48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世界上一些国家之所以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体是中产阶层，即成为“橄榄形社会”。中国社会能否得到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合力推动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事关重要，应该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趋势明显

什么是中产社会，什么样的群体属于中产阶层，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这涉及怎样测量人们的社会地位。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之一，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简称ISEI），其特点是用“定量”的方式，来准确定位社会地位的具体数值。

十几年前，笔者曾采用此种定量的方法，测算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指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庞大，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十分弱小，中产阶层明显缺失。

那么，今天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3年完成的采取等比率、等概率全国抽样入户调查数据，仍然采用ISEI测量方法，测算16～64岁人口，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

如果将ISEI值16～40分定义为下层，41～66分定义为中层，67分及以上定义为上层的话，则社会下层从2000年的88.0%缩小为2010年的75.2%，而社会中层从当年的仅占7.3%上升为19.1%。

可见，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中间阶层也占到了全社会的将近五分之一的比例。

城市中产阶层日渐成主流

当然，这是将全国城乡人口放在一起计算的结果。由于我国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资源配置有巨大差异，社会结构也有巨大差异，如果分别计算的话，还可以发现完全不同的局面。

如果按照城市（全国共有城市662个）、镇（19234个）和乡村区分的话，目前，我国城市上、中、下阶层中社会中层比例为38.4%，镇的社会中层比例25.1%，而农村社会中层仅为7.2%。

如果将城市进一步细分类的话，人口50万以下为小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那么，社会中间层在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比例为：小城市14.1%，中等城市17.2%，大城市23.0%，特大城市27.6%，超大城市41.4%。

我们清楚看到，中产阶层在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越是农村地区，中产阶层越是比例微小，城市规模越小，中产阶层比例越低，城市规模越大，中产阶层比例越高。在我国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里，中产阶层比例超过了四成的比例。

可见，“中产职业机遇”在大城市中比比皆是，而在小城市、农村则比率甚低。所以，我们就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学毕业生都试图在大城市找工作，因为只有在这些城市才容易找到中产职业。所以，要推进中产社会的发展，我国小城市资源配置、产业演进、职业结构现代化还需要大大推进。

我国中产阶层三大通道

根据调查数据，我国中产阶层的比例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明显上升。而且我们通过分析还发现，中产阶层比例的增长有三条重要渠道：

一是正规教育渠道。

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我国更是如此。目前，我国最主要的筛选机制就是“高考”，很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学习的门槛。

户籍制度也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好大学，即使在像北京上海这样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可以转户口。清华大学的数据证明，我国大学生中属于农业户籍家庭的子女高达63.3%。他们毕业后，一些人实现了社会地位向中产的转变。

但是调查也发现，重点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进入中产阶层相对顺利，而大专生（包括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要想进入中产则困难重重。后一类大学生来自农村的比例甚高，所学专业也更适合在城市找工作。但是，目前的户籍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受到种种的制度阻碍甚至排斥，而难以进入中产。

二是专业技术渠道。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看，在全体就业者中，通过专业技术证书或专业技术渠道进入到中产阶层中来的，占很高比例。还有一类技术工作者的主体是技术工人。

与教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工作者的职称制度相比较，我国技术工人的评估认证制度存在较大问题。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我国工业产业有了极大增长；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尖锐反差的是，我国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从2000年占比11.2%下降到2010年的9.8%。

这不仅是对于技术队伍发展的警告，也表明通过技术工人的途径进入中产队伍的渠道严重受阻。原因不是我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不高，而是我国技术人员、技术劳动者的认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三是通过市场经营渠道。

这类进入中产的人群是通过各类经营、销售（包括“做小买卖”），进而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在这里，“小微企业”是个新概念，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运营中涌现出来的最普遍的工商业经营模式。据统计，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按照从业人数，小型企业一般指从业人员100人以下，而微型企业一般指从业人员10人以下，所以微型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是重合的。

中国自古是家族宗族社会，家庭参与经营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微企业的生命力与中国强大的家庭经济潜力往往是一回事。所以，小微企业意味着以家庭为基础的所有制模式，根据我国台湾等地的经验，小资本是中产阶层孕育的最为主要的土壤。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强，也是未来大量劳动者就业的最重要场所。

在我们的调查中，这部分人员进入中等收入的比例最高，达到55.1%。这是很多人忽视或是没有想到的。数据显示，这个群体的58.2%是农村户籍，他们通过劳动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该群体为农民地位的上升开创了新渠道。调查发现，这些不是通过教育渠道实现收入上升的人群，颇具奋斗心，他们努力打拼，希望改变社会地位。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然而，目前大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户籍政策往往排斥这些人，这不利于社会进步。政府和社会机构应该大力鼓励通过市场经营销售渠道实现地位上升，尽量为小微企业的经营提供方便，而不是处处设限，应研究怎样处理好管理部门比如“城管”与营销者的矛盾，更好地为自力更生、自谋生计的经营者服务，引导他们依法依规经营。

拓宽中产渠道政府应多放手

既然我国一些职业群体进入中产、向上流动有障碍，那么从决策角度看，应该怎样进一步拓宽老百姓地位上升的渠道呢？

其一，在教育渠道方面，改变空头高学历培养模式，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对接中产相关机制。近些年来，高校建设的浮夸之风甚重，追求表面文章，本来“学院”的设置都改名为“大学”，而大学又一味追求所谓提高层次，以为博士点、硕士点设置越多越好，但是这种空头高学历的培养模式与社会职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还要破除体制上的诸多障碍。现在传统的单位、机关、公共部门大幅度压缩事业编制，改用劳动合同制。但新的劳动合同制与实现中产地位的各项体制还不能接轨，在实践上合同制几乎可以视为“临时工”的代名词。

事实上，吸纳就业者最多的是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但大学生如果到这些单位就业，连存放档案、未来在非户籍地领取养老金等都会成为难题。所以，为使得大学毕业生这些“中产潜在群体”真正成为“中产现实群体”，我们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

其二，在专业技术渠道方面，完善技术资格认证机制，形成权威的技术壁垒。国际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其技术人员的比例占了全体劳动者的20%左右，再加上科学家、教授等专业人员，两者之和就将近40%。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专业人员加技术人员之和仅为7.1%，差距十分明显。

为什么这些国家技术工人的上升渠道比较畅通？其技术资格认证体制激活了四个积极性，得到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参与：即行业协会、企业（雇主）、技术工人和政府。而在这四个方面中，行业协会居于重要位置。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职业资格考试、技能等级认定，都是由行业协会完成。劳动者取得了职业资格的证书，企业才能将其录用为员工。行业协会代表了企业主与企业雇员的共同利益，“它所组织的职业培训与考试以及所颁发的证书，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而行业协会与政府又是什么关系呢？行业协会由政府部门批准和监督。所以，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对比上述经验，我国应在哪些方面改进呢？

从上文所述的四个积极性看，我国往往仅有政府单方面的积极性，而其他方面明显不足。表面上看，我国也有众多的行业协会，但是官办色彩太突出，与企业生产脱节，与技术劳动者、一线生产者就更脱离。

根据社会学原理，社会地位的形成，技术壁垒十分重要。而行业协会的技术准入就是最重要的技术壁垒，没有技术壁垒就无法形成技术工人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而有了这样的技术壁垒，达到一定标准的技术工人就容易得到企业的认同并得到体面的工资，名正言顺地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新闻客户端。作者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本文刊于《瞭望》2015年26期，原题为《破除中产社会形成的体制阻力》。图片来自网络。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