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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②|良渚文化蕴育了怎样的文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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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桐 2022-11-20 06:35
摘要:​“东南传统”的存续一体两面,共同构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统一性与多样性贯穿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始终。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后者则从不同维度上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更多内容。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既有相对统一的一般趋向,也有较为多样的不同模式。

良渚文化与中原以及北方的模式相比,其区域经济更发达,社会分工更明确,贫富分化也更严重。证据显示,良渚文明的社会分层是从一个较富足的社会基层向两端分化;而在中原与北方,更像是从较贫困的社会基层单向发展出一个贵族上层。

较之海岱地区,以良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即东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呈现出更加重视经济的特征。且这一特征长期存续,影响深远,可称之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东南传统”。

这种重视经济的“东南传统”,最晚肇始于崧泽时期。崧泽文化圈的形成即以玉石商品贸易为经济基础。其核心区垄断了玉石生产,如桐庐方家洲玉石作坊,产品数量巨大,达数万件,种类单一,实行专门化生产,具有明确的商品经济意味。

一方面,这种商品经济的盛行维系着崧泽文化圈的内部稳定。如作为其西部边地、农业欠发达的皖江两岸,便以低端石质工具为主要产品,与核心区的高端玉石器形成市场互补,并赖此换取粮食,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工差异也催生着社群等级分化。如崧泽文化的最高等级墓葬之一,张家港东山村M90的墓主人头部就摆放着大量的制玉工具,包括石锥、砺石和解玉砂,表明东山村贵族应当直接来源于制玉的匠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崧泽文化圈其实就是在地域性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文化共同体。

良渚文化同样延续了这一传统。良渚城址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市,其物质文明之发达、社会财富之丰裕、社会生活之奢华,远非同时期的中原可比,也非良渚一地的资源可以独立支撑,而应得益于广域商品经济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良渚城址以陶器、石器、玉器、漆木器、骨器、竹编、纺织、农耕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卞家山很可能就是运输相关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的码头。

商品经济的兴盛必然导致富足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的出现。良渚遗址群中发现了大量的中型墓,随葬品丰富,既见有琮璧钺等重要玉器,亦见有犁锛镰等石质工具,墓葬等级介于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之间,墓主即为当时的中产阶级。瑶山和反山的墓主作为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善耕织、善木作、善制玉,劳动技能出众,且彼此之间轮流或联合执政,表明其地位与权力的获取并非依赖血缘继嗣特权,而更可能是由中产阶级晋级领导集团。

如果说将东南地区的文明起源视为“商品经济”模式还缺乏足够证据,那么认为重视经济的“东南传统”在地区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属无疑。事实上这一传统影响久远,深刻影响着地区文明的发展进程。

春秋晚期之前,东南地区的越国长期以“经济观”为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以物质财富与经济追求作为社会组织运行的重要取向。此时越国墓葬的等级架构普遍表现为豆盂等简单日常用器的重复大量随葬,等级差异仅在于随葬品的多寡,礼器长期缺失。如柴岭山D31M1的107件随葬品中,豆53、盂23、器盖15、盘10件,与低等级墓的器类、组合并无差异,所表露的只能是对财富大量拥有的渴求。

在此情形下,越国陶瓷生产主要关注数量,标准化程度较低,专业化生产未显;社会等级结构总体均衡,以较低等级占绝大多数,介于橄榄型与金字塔型之间;政治中心变动从属于经济中心转移,在宁绍与杭嘉湖之间多次往复,同向同时或稍晚。越国社会发展因此呈现出强烈的经济因素主导倾向。

弭兵之盟后,晋楚争锋转化为吴越代理人战争,越国在中原等地区的影响下发生主动的政治化转型,包括仪轨礼制变革、国家组织形态变迁、邦交关系变动。越国社会发展随之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因素主导特征,并开始主动融入中国一统。但在这一过程中,重视经济的传统仍然存续,碗杯盅、璧、角形器成为新的“夸富物”。如邱承墩的1098件随葬品中,包括碗杯盅258、璧131、角形器154件,另有仿铜礼乐器232件,社会制度的构建“富贵并重”。

汉武帝时期,东南地区已彻底融入统一中国的政治版图,并随着水利建设与持续开发,逐渐成为基本经济区之一。在秦汉以来国家发展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背景下,“东南传统”的存在也愈发凸显,并主要表现为重商思想的流行与商品经济的发达。

浙江是重商思想的重镇。永嘉学派提出商业有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可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果“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就会导致“农商盼盼相视,以虞其龙断而已”,若发展商业就可达到“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的理想状态。

在重商思想的影响下,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长期盛行。即便是农业发达地区如杭嘉湖,同样是“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杭州甚至成为公元9至13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范例。地区商税也因此高居全国之冠。如北宋熙宁十年,两浙商税已占全国总额的10%以上。又如元朝大增商税,其中“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可知东南一带确为当时的商业重心。

“东南传统”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存续,根植于本地区资源充裕无压力、资源与人群流动性明显的特殊禀赋,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特征的真实写照,并在某种程度上大致构成中华文明从西北到东南“陆疆—中原—海疆”、“游牧—农耕—农商并重”的三级阶梯。

“东南传统”的存续一体两面,共同构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正是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长期共存,补充着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历程中的旺盛生命力,贡献着统一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向心力。迄今为止,不断深入的考古研究有助于“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这也是考古学对国家与民族的回馈。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朱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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