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娶于涂山，是著名的古史传说，反映了夏王朝诞生前夜非常重要的一场部族联姻，“涂山”也是传说中“禹会诸侯”的地方，这些都关乎文明形成与国家产生，很值得重视。

一、“南音之始”

禹是在治水过程中与涂山氏之女相遇的，《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了一个“南音之始”的传说：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功”字，有的版本写作“水”，“行水”就是治水，有的版本写作“窃”，属下句，“窃见”当指私下相见。“未之遇”的“遇”，高诱注训为“礼”，“未之遇”当指尚未举行婚礼。从这段记述来看，禹和涂山氏之女并不是马上就结为连理，而是因为“巡省南土”（当与治水有关）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分别，乃至于涂山女让侍女（原文的“妾”当指侍女）在涂山南坡（山之南为阳）等候着大禹，还作了一首盼望禹归来的歌，首句为“候人兮猗”，“兮”“猗”皆语气词，句意为“我等候着那个人啊”。此歌的曲调就是相对于中原来说的“南方音乐”的起源，《诗经》中《周南》《召南》两部分诗歌的曲调（《诗经》中的诗都是仪式乐歌的歌词，是有其曲调的）就是取自这种音乐。当然，一种地方音乐形式不可能是某个人独立创作完成的，而应是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自然产生，在长期传唱演奏中逐渐成熟定型。对于《吕氏春秋》中的这一段，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大禹与涂山女之事是“南音”这种音乐形式中最重要的、最常表现的、可考最早的主题。此传说见诸文献记载较晚，但应有相当古远的渊源，它将一种周代仪式用乐的源头追溯到涂山氏那里，实际上揭示了礼乐制度在中国文明早期的标志性意义。

二、涂山在哪儿

“涂山”的地理位置，历来有争议，洪兴祖《楚辞补注》引苏鹗《演义》指出有四处：会稽（浙江绍兴）、渝州（今重庆）、濠州（今安徽凤阳、蚌埠、定远、明光一带）、宣州（今安徽宣城）当涂县。当涂县之所以名“当涂”，是因为东晋时淮滨当涂（今怀远县）之民流亡至江南而侨置的，当然应该排除。其他三说，会稽山在当时过于偏远，大禹涉足的可能性很小，更不要说将其作为联姻和盟会诸侯之所，渝州当然更偏远了。这样看来，合理的就只剩下濠州说，涂山应即今蚌埠市怀远县的当涂山。

除了有较多文献和相关传说支持，对涂山地理位置认定更有力的证据支撑，是禹会村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该遗址是淮河流域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年代距今4300年左右，面积达50万平方米，就在当涂山南麓。在该遗址发现了2500多平方米的人工堆筑台基，当是一个祭台，用灰、黄、白三种颜色的土堆垒夯筑而成，最上面由白土覆盖。祭台的南北中轴线上有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柱洞、沟槽、方土台和一个长达50米的带柱洞的长方形土坑，台面西侧有近40米的祭祀坑，在祭台的西南方约100米处还有三个大型祭祀坑。经过考察，专家们认为禹会村遗址是一处大型祭祀遗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祭台中轴线向北正对着涂山。

距离禹会村遗址不远的南城孜遗址，位于固镇县湖沟镇杨圩村东南部，也是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址，周围有深4米、宽10–20米的环濠，西北部有大面积的夯土层，每层厚4厘米左右，同样由灰、黄、白三色土堆筑，最上层是白土。2013年12月4日，考古学家在该遗址发现了部分梯形城墙和城壕，以及大量房屋，证明这里有一座龙山时代古城。

禹会村和南城孜两个遗址足以证明，淮河北岸当涂山一带与邻近地区，龙山时期存在一个强大的部族且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南城孜应属生活区，已有城池，而禹会村则是举行大型仪式之所，将其与典籍所载相对应，则这里生活的强大部族很可能就是涂山氏，而禹会村则是“涂山之会”的会址。考古遗存在时代、规模、性质等方面相符合的程度，是其他各地不能比拟的。

禹与涂山氏联姻，且在涂山召开部落大会，彰显了夏王朝与南方淮河流域的密切关联。这正与后来夏桀的归宿相呼应，《国语·鲁语上》言“桀奔南巢”，南巢的地理位置，传统上一般认为在安徽省巢湖市东北的居巢古城，近年有学者依据考古资料，认为应在今安徽省肥西县，尽管有争议，其在江淮之间应无问题。

三、大禹婚姻真相

对于禹娶于涂山，《楚辞·天问》用八句话记述，足见重要，这八句话的语意正说明禹和涂山氏女婚前已曾相遇相会，原文为：“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鼂饱？”《天问》多晦涩难懂之处，这几句也是，古来多有争议，但“通之于台桑”一句显然是指男女私会，闻一多先生《天问疏证》曰：“桑即桑中之类，男女私会之所也。”最后一句“而快鼂饱”， 闻先生说：“古谓性的行为曰食，性欲未满足时之生理状态曰饥，既满足后曰饱……上言‘通之于台桑’，下言‘快朝饱’，语意一贯，故文释饱为饱情。”凡此皆点明了禹与涂山女一开始就私会野合，后来才结为夫妇，这恰恰与当时较为原始的婚姻状况相符合。

《尚书·皋陶谟》载禹之言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后句的四个天干表示相连的四天，《水经注》引《吕氏春秋》佚文，说禹忙于治水事业，与涂山氏新婚仅仅一起生活了四天，即从辛日到甲日，就马上又赶往治理水患的前线，“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说明战国时期江淮一带仍有以这四个天干之日婚嫁（当然不是说夫妻新婚在一起只有四天，而是说婚礼必须逢这四个天干的日子才能举行，天干共十个，所以每十天有四天宜嫁娶，六天不宜）的习俗。

这场婚姻的直接结果就是启的诞生，《皋陶谟》在“予娶涂山，辛壬癸甲”后紧接着就说“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清代学者江声在《尚书集注音疏》中联系《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记载来看，认为“禹闻呱呱之声必当过门之时”。其实“三过家门”和娶于涂山应该是来源不同的两个传说，不可混为一谈。包括江声在内的古来注家之所以将“启呱呱而泣”以下三句与前两句分开诠释，主要是因为婚后四天生子实在匪夷所思。其实结合前文已述的禹与涂山女私会野合来看，则涂山女早已怀孕，临近产期才举行婚礼，就顺理成章了，婚前涂山氏让侍妾在涂山之阳等候大禹而不是自己等候，也正因有孕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