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2周年纪念日。

在吉林通化，有一位古稀老人被称为“红色文化活字典”，她没有亲身参加过战争，却数年如一日寻找老兵，记录下英雄的故事。

2001年，孙艳华因病提前退休，“刚满50岁，总想干些有意义的事”。因为一次活动，她走进了老兵这个群体，萌生了寻找老兵、记录历史的想法，于是拉着丈夫胡堂林走上了“寻兵之路”，一干就是20年。

他们先后采访了200多位参战老兵，整理了400多位老兵的资料和事迹，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故事文集《血性碑》和多部长篇小说，还合作编辑了录入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的荣光》，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占比六成，共200多位。

“你们看过老兵的故事，但你们肯定没看过老兵的眼泪。”孙艳华说，她记得一位老兵说过：“每次上战场前，自己都会找个水潭照一照，因为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去的。”

孙艳华的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有卧病在床的老兵，将记载着自己事迹的画册放在枕头下面，作为今生最宝贵的收藏。也有越来越多的兵二代、军迷，或是有红色情结的普通人加入了这项工作。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去挖掘老兵和他们的故事。”孙艳华说。

以下是她的口述：

踏上寻访之路

我以前是通化市物资局的一名普通干部。2001年，我因病提前退休。刚退休时，除了休养身体，我的业余活动就是打麻将。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寻思：我才刚刚50岁，总不能在麻将桌上过自己的后半辈子吧？应该干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买了电脑，开始写作，写自己的故事，也创作小说。

在一场东北三省联合纪念“九一八事变”的活动上，我认识了“时代楷模”徐振明。他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部队转业时主动选择到通化靖宇烈士陵园工作。退休后，他的儿子徐永军继承了这份工作，父子传承守护了杨靖宇英魂62年。

徐振明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他向我讲述了很多战场上的故事，让我对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走进了老兵这个群体。此后我又陆续采访了十多位老兵，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

“寻兵老人”孙艳华。   本文图片均 司占伟 摄

2012年12月，我的小说《梦想从这里放飞》和《军旗的骄傲》同时出版后，我接到了《通化日报》的邀请，开设“通化老兵”专栏，每周书写一位老兵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好事，就答应下来了。

本来我觉得问题不大，真正做起来之后才发现，这个事儿它不像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当时写老兵的人不多，专栏向全社会征稿，投稿的人却很少，最后就只剩我一个人写了。可问题是，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老兵呢？我想到了老干部局，就去向他们要材料、找人，问题解决了一些。

还有，写老兵涉及军史，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现在老兵年纪都很大了，有时难免有记忆模糊的地方，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核查工作。有一次，一位老兵误把“塔山阻击战”说成了“黑山阻击战”，差点出了大问题。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训，此后我对待历史问题就更加慎重了。

凡是采访老兵，我首先就要看他有没有转业证等能够证明自己老兵身份的证件，或军功章等能够证明他参加过某次战争、某场战役的物品。如果没有，就要去他的上级单位申请档案查询，或者去他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寻求证明。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报纸的专栏开设到2017年，我写了71篇稿子，跟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兵们都很可爱，我特别喜欢这些老人。

老兵的眼泪

你们肯定都看过英雄的故事，知道他们在战争年代多么伟大，但你们一定没有见过老兵的眼泪。我在跟老兵接触的过程中，真正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很多老兵都不愿讲自己的故事，甚至连他们的子女都不知道自己父辈的过去。因为回忆战争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采访过一个老兵，他们连队有140多人，平均年龄22.5岁，其中二三十人都牺牲了，他想起来能不心疼吗？这是他心头永远的痛，所以不愿回忆也是正常的。

也有老兵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当年的故事记下来能够教育后人，所以他愿意说。采访时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老兵在流泪，我们也在流泪。

我们出版了《军旗的荣光》第一册和第二册，总共收录老兵413位，90%以上都是我们自己采访的，少部分是资料汇编。其中，60%的老兵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这其中，我对孙泰镐老人印象特别深。

孙艳华夫妇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故事文集《血性碑》和多部长篇小说，还合作编辑了录入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的荣光》。

我和孙泰镐老人1984年因为工作原因就认识了。他是朝鲜族，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我记不清去他家拜访了几次，但每次去都有新的收获。就像燕子衔泥筑巢，每次寻访，我的资料库就充实一些。

“上甘岭的白天是昏暗的，夜晚才是明亮的。”这是孙泰镐对上甘岭最深刻的记忆。上甘岭战役前，志愿军镇守着上甘岭阵地。那时，敌人每天晚上就打照明弹，并炮轰我军阵地。孙泰镐精通朝鲜语，思维灵活，是对敌广播站的朝语播音员。白天，他只能躲在昏暗的坑道中背讲稿，到了晚上才能出来，潜伏到距离敌方阵地只有300米的防御工事中，举着铁皮扩声筒，一遍一遍对敌广播，直至黎明，从不间断：

“你们是傀儡军，不要为美国侵略者卖命、当炮灰。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是正义的战争，你们要向我们投降！……”

孙泰镐在上甘岭坑道口。

就这样，孙泰镐和其他十余名战士在山洞广播站坚守了整整10个月。每天夜里，孙泰镐的播讲都会飘进敌人的耳朵。渐渐地，他们的军心被瓦解了，先后有17名敌方官兵因听了孙泰镐广播劝降而弃暗投明。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上甘岭的炮声不仅震聋了孙泰镐的一只耳朵，也夺走了战友们的生命。1952年11月的一天，广播站遭到敌人轰炸，站里保护广播员的11名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每每讲到这里，孙泰镐都难掩激动，老泪纵横。他说，无论过去多少年，坚守上甘岭的日日夜夜都令他永生难忘。

孙泰镐老人和他胸前佩戴的军功章。

队伍在扩大

我和我老伴儿的分工是我负责文字，他负责开车找人、摄影摄像。以前摄影是我父亲负责，后来父亲年龄大了，我老伴儿就接过了我父亲的那部分工作。

后来，还有两个小伙伴加入我们，李节建和刘淑兰夫妇。

刘淑兰和我以前就认识。大约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次她遇到我，就问，看你一天忙忙叨叨的，干啥呢？我就告诉她，我们在寻访老兵的故事。她很感兴趣，就问我这些老兵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就把几个老兵大概的住址告诉了她。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就有老兵告诉我：“你上次安排的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寻思，我没有安排过什么人去看望老兵呀。一问，老兵告诉我是夫妻俩，还有他们的长相、单位。我一听就知道是李节建和刘淑兰，就去问他们。刘淑兰说：“我们想去看看老兵，买了东西又怕人家不肯收，只能打着你的旗号。”

李节建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老兵，他爷爷是地下党，父亲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到了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所以李节建有很深的军人情节。再加上他父亲49岁就去世了，他就把对父母未尽的孝心转移到了对老兵们的关爱上。他们两口子都是靠退休金生活的普通工人，可他们无论到哪个老兵的家里都从来不会空着手去，都是带着一两百的东西去看望老人，遇见特别困难的，多的时候一千元一千元地给。但他们两人生活非常朴素，穿着也不讲究。可他们却说，有钱不给老兵花给谁花？当初是他们为我们打下的天下。

就这样，李节建夫妇就跟着我们做起了老兵口述。开始时他们不会写，我就让他们跟着采访、记录，后来再慢慢教他们写。现在就是我们4个人在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

这些人的故事，如果我们再不抢救式地记录下来，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

开始做老兵口述时，我很注重记录那些立过战功的老兵的故事，后来我的想法渐渐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老兵，他讲到的一个细节深深触动了我。他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急行军，一天跑了80公里，从接到命令开始就没有休息，第二天早晨准时赶到了指定地点。整整80公里，跑到后来感觉自己腿都不好使了，还有好几个战士跑得吐血……你说他们是不是英雄，当然是。

所以，英雄是什么？英雄不仅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更是一种精神，需要我们去发扬、去继承。

我们完全是自费，其中也有很多辛苦，但我还是感觉非常满足。比如有的老兵看到写着自己事迹的报纸，会告诉孩子，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他们始终有一种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找回老兵身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慰藉。

有时我们去老兵家里探望他们，发现有人会把这本书压在枕头下面珍藏；有人会把自己的那一页卡上书签，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展示；有人会经常翻阅，找找老战友……每当这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欣慰，觉得自己做着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其中一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