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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学写作的农妇与她的乡村儿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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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书源 2022-10-20 10:26
摘要:这个图书馆,就是让留下的人,能有更多选择,营造一个好的小气候。

“我去上班啦!”每天傍晚5点55分,孙瑞芹都会向家人喊一句,然后拎着一大桶热水出门。

“上班”这个词,以前不在孙瑞芹的话语体系里。她去周边城区打工,说“上工”,如果是干农活,就说“下地”。

但现在,她有了人生中第一份她称之为“上班”的工作,担任山东省潍坊市牟家院村萤火虫乡村公益图书馆馆长。

图书馆特地选择晚上6点开——孩子们放学之后。看到村里孩子散坐在图书馆各处投入翻书,前来参观的政府工作人员发出感慨,“看来这个图书馆的书是真的用来看的!”言下之意,在农村要办好一个物尽其用、实至名归的图书馆,实际很难。

图书馆的策划者、“85后”返乡青年牟昌非认为,这个图书馆的最大功能或许不是让“孩子们看了多少书”,而是给留守在这个北方“普通村”的孩子提供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对于他64岁的母亲孙瑞芹来说也同样重要。

孙瑞芹在图书馆内。 杨书源 摄

乡村需不需要图书馆?

出门绕着院子走半圈不足20米,孙瑞芹就到了“上班”地点——邻居家四合院的南屋。

50多平方米的平房,原本只存放农具,几近废弃,如今却大变样。屋子门口是一张办公桌,孙瑞芹让孩子们在桌前签到;靠窗是一张长条沙发,上面铺着淡蓝色软垫;一张书桌,常常是被孩子们争抢的地方;几排书架摆放着2000余册书籍。

在图书馆,孩子们都叫孙瑞芹“奶奶”。常常是人还没进门,“奶奶”的声音先传进屋里。俯身签到的几十秒里,孩子们跟孙瑞芹聊起一天的校园生活、最近的课业……孙瑞芹耐心听着。她记下许多孩子读书的喜好,也会主动招呼:“新到了马小跳,你读不读?”

“这是一个从需求出发的图书馆。”牟昌非说。图书馆入口处的墙上悬挂着一个本子,标记着“我想要看的书”,如果有孩子想找某本书而图书馆里没有,就在本子上写下书名。每隔一段时间,牟昌非会把书名整理后发在微信朋友圈,供朋友们认领。待书籍寄到,他就骑电动三轮车去镇上拉回来。

图书馆入口处的登记簿。 杨书源 摄

牟昌非说,正是在建这座乡村儿童绘本图书馆的过程中,他逐渐看到了农村孩子们被忽视的需求。

2016年,牟昌非在山东潍坊的老家牟家院村举办乡村戏剧节,旨在促进城乡之间人们的互相了解。前几年戏剧节办得有声有色,几年后人们的兴趣就淡了。但牟昌非发现,孩子始终是最忠实的观众。

孩子们太期待村庄里的新鲜事物了。平日里,他们常聚集在村小外的一块空地上打闹、消磨时间。但在戏剧节那几天,他们做群演、看纪录片,直到夜深了才被大人唤回。日子久了,孩子们会时不时跑到牟昌非家问:“今天放片子吗?什么时候有戏剧节?”

戏剧节之外的时间,村里的孩子该去哪儿度过?当地萤火虫公益助学发展中心的负责人郑凤鸣提供了一个思路:给孩子们在村里建一个绘本图书馆。她负责的公益团队已运作了好几个乡村绘本阅读点。

牟昌非没有立即接纳这个建议。回村这几年,他看过太多乡村推广阅读的“无效案例”。

他见过有的村把阅读室建在村委会大院里,藏书不少,但冷冷清清,毕竟村民去村委大多是办事的,很少有闲心看书;还有一次牟昌非在村里排队做核酸,忽然被一位推广全民阅读的工作人员要求扫二维码,对方解释:“扫了就代表你读过这本书了。”

“在农村建一个图书馆,最先要想的问题不是农村需不需要,而是这个村的村民是否需要。”牟昌非说。

牟家院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庄唯一一个还保留的村小。附近3个村庄“留守”的孩子都来这里上学。对牟家院小学的孩子来说,想看课外书,应该去学校的图书馆。

但学校图书馆很少对学生开放。一方面是人力有限。村小没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只能由年轻老师兼任,很难有规律开放图书馆。一位六年级学生说:“我们经常隔着玻璃窗望向里面,想知道里面有哪些书。”另一方面是维护成本高。校长解释:“这些书都是有编号的校产,如果经常开放,担心孩子们会把书弄丢。”

孩子们另一条获得课外书的途径是去镇上的“三味书屋”。但在这家兼卖文具零食的店里,图书被放在不显眼位置,不少课外读物是“课标推荐延伸读物”和工具书,品种单一。

收集了种种信息之后,牟昌非认为,在村里修一个图书馆确实是孩子们的“需要”。

谁来做馆长?

决定办图书馆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谁能每天雷打不动地给图书馆开门?

郑凤鸣知道,扎根在村庄里的全职馆长对图书馆很重要。她和伙伴们最初在农村推广儿童绘本阅读时,曾把一个阅读点设置在了村卫生室。但这位村医无暇每天维护这个阅读点,家长带孩子来挂点滴时,才会偶尔挑选一本朗读,渐渐这个阅读点就闲置了。2019年,一位志愿者牵头的公益图书馆在潍坊另一个村子开始运营。头一年这个图书馆被这位志愿者打理得有声有色。但第二年,志愿者离开了村子,由一位本村人接手,这位馆长对图书馆热情不高,来看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

牟昌非和郑凤鸣考虑过好几个馆长候选人。首先是牟昌非自己,但他工作上的事务很多,无法保证定时开馆;其次是几位村里受过初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人,但有的人在城市务工,有的家中负担过重。因找不到合适人选,建图书馆的事被搁置了一年多。

直到有一天,郑凤鸣看到了牟昌非发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十几篇回忆录《写在挂历纸背后的故事》,她有了答案。

回忆录的作者,正是牟昌非的母亲孙瑞芹。几年前牟昌非返乡,见母亲对书很有兴趣,就给她拿来了余秀华、杨本芬、姜淑梅的书,她们都是和母亲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写作者。

孙瑞芹看到姜淑梅书中的语言就像平时说话一样,她把书一撂,激动地对儿子说:“这我也能写!”

刚开始,孙瑞芹用一本小本子写,后来想写的话实在太多了,就直接在旧挂历纸背面写,这样不用频繁翻页、换行。

孙瑞芹写在挂历纸上的手稿。 杨书源 摄

她从童年往事写起,逐渐写到来婆家后的坎坷、婆婆的挑拨、丈夫时不时的家暴……那段时间,孙瑞芹的睡眠很不规律。她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一个记忆中的片段,就会“簌”一下坐起,戴着头灯在桌子旁记下关键词。回忆起难以平复的往事,她会泪流满面,有时甚至愤怒到发抖。遇到一些字用普通话表达不出,她就寻找方言拟声字,或用拼音代替。

当牟昌非询问孙瑞芹能否把她的文字公开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把我的故事都发出来给他们看看!”就这样,回忆录在牟昌非的微信公众号“见山经济”上前后发表了14篇,每篇都是近万字长文。

每发表一篇,孙瑞芹的手机上就会响起好几个多年未联系的好友电话,有的甚至在电话里激动地喊着:“你把我想写但写不出来的都说了!”

孙瑞芹和村里人在聊天。 杨书源 摄

渐渐,牟昌非发现了母亲的变化:她变得松弛自在了。距离被家暴过去20多年,以前只要和丈夫一吵架,她就会不断复述痛苦回忆,但现在她很少提及了,“文字被写出来,就是一锤定音了,也就能彻底放下了。”

这一点也被郑凤鸣捕捉到了:“没有谁会比一个从阅读中获得巨大改变的人更适合做馆长了。”和牟昌非在牟家院村再一次碰头时,郑凤鸣提出了这个倡议。

当时孙瑞芹也在场,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推辞,只是提出:“这是个很重的任务,而我是个图书馆都没怎么逛过的人,万一我做不好怎么办?”

郑凤鸣向孙瑞芹解释了公益图书馆的运作机制:图书馆会寻找50个固定月捐人,每月捐赠图书馆30元,一个月就有1500元作为固定的运营费用。其中800元是馆长的工资。

图书馆试运行后,郑凤鸣建议孙瑞芹写一个“寻找牟家院萤火虫图书馆月捐人”的发起辞。刚开始孙瑞芹不太理解应该怎么写,就写了句口号“我要为图书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后来郑凤鸣启发她:“你得真实、打动人。”

孙瑞芹还是写不出。郑凤鸣就和她聊小时候读课外书的故事。孙瑞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想起了童年极度贫瘠的阅读资源:“老师拿来三本课外书:《海岛女人兵》《大刀记》,还有一篇记不得了,全班同学排队传着看……我很愿意念书,以前我光知道干活,没有时间看书,晴天下地干活洗洗缝缝,下雨天蒸干粮拾掇屋。现在我跟原来在学校一样了,通过写回忆录,心态平衡了,也不再纠结了,很舒坦的感觉……我在图书馆看到孩子们,就想起我的童年。

郑凤鸣把俩人的聊天内容拿手机悄悄录了下来,整理出了文案。文案发出后,很多人被这段“农民馆长”朴实的自述打动,月捐的报名人数不久就超额了。

双向改变

牟昌非觉得,建图书馆以来,母亲就像是一个一只脚踏进新世界的历险者,她不断挥手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为了去图书馆“上班”,孙瑞芹挑出了儿媳妇买的衣服,褐色直筒裤、带胸针点缀的绿色薄线衫……

近40年未变的家庭分工被打破了。在孙瑞芹上任前,牟昌非开了家庭会议:“娘以后的重心放在图书馆,爹负责家务和一日三餐……”父亲很快接受了这个安排。为了让母亲能赶上图书馆傍晚6点的开门时间,一家人还把晚饭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

图书馆也在改变孩子们的生活。每天傍晚村小放学时分,孩子们总会在村道上互相大声招呼:“今晚去图书馆吗?”

他们还参与了图书馆的外墙设计。村里的土墙在做村容村貌规划时被统一刷白了,牟昌非让来图书馆的孩子们在图书馆外的白墙上添些喜欢的绘画图案。

“我们画些什么?有具体要求吗?”有的孩子小心试探。

“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牟昌非回复。

渐渐,墙上出现了第一批图画,房子、小孩、风筝……当这些不足以表达情绪,孩子们又开始用彩笔写下喜欢的明星、内心深处的愿望。一次,村小的老师来图书馆参观,孩子们听说了,急匆匆覆盖上自己之前写下的内容,把墙上同伴们的名字涂改成拼音。

“这不是坏事,起码证明孩子们在图书馆时是放松的。”牟昌非一直要求孩子们对自己直呼其名。日子久了,孩子们也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一个玩伴,凡事都愿意找他商量。

图书馆外墙上画满了孩子们喜欢的画。 杨书源摄

在这点上孙瑞芹和儿子也有默契。她希望孩子们来图书馆是自在的。这种自由,她小学改名时体会过一次。原本父亲给她取名“孙文英”,但学校有个捣蛋的同学,总在后座揪着她的小辫喋喋道:“文英(当地一种鸟的别名)吱,文英吱……”她不堪其扰。终于有一天,她大胆在作业本上写下自己取的新名字“孙瑞芹”。父亲发现后,没有责怪,后来这个改的名字伴随着她结婚生子……

孙瑞芹有时也会在图书馆里坐下来看会儿书。她最近看的是《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她被标题吸引,“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可是看着看着,书里出现了很多陌生的词汇,令孙瑞芹困惑。“什么叫精英化?”她指着一个词发问。

牟昌非发现,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母亲喜欢记叙性强、偏口语化的书。有次她给母亲推荐一本和她经历相似作者写的书,却因为文学性太强,母亲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

“成年人都如此,对孩子的阅读要求更要循序渐进。”为此,母子俩对图书馆的图书做了一些调整——牟昌非发现大多数孩子都很爱看绘本,而这一类型的书文字少,定价又高,一般很少有家长会给孩子买。于是他们把绘本集中在了孩子容易接触到的书架。

图书馆一角,朋友捐来了女儿用过的书桌。 杨书源 摄

留在农村

开馆几个月后,郑凤鸣观察到一个细节,和孩子一起来图书馆的家长,都会笼统地认为孩子在图书馆看书是好事,但他们从不陪孩子一起看书。

她认为,这一方面体现出农村家庭教育观念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能力有限。年纪大些的老人进图书馆,大多只能看护孩子,有的甚至不识字;少部分孩子的父母会在图书馆出现,他们大多在附近的城区工作,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坐下来看书。

牟家院村是中国北方一个普通村庄,曾经唯一让村里人有优越感的,是村里一直保留着小学。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担忧乡村基础教育的水平,纷纷把孩子送到市里读书。大人的情绪也传导给了孩子,牟昌非和孩子们聊天,他们总会说起开学又转走了几个同学。言辞之间,也为自己还是“留下来的孩子”感到失落。

孩子们在图书馆看书。 杨书源 摄

9月底,村里两位孩子的爸爸首次造访图书馆。

一位是家就住在图书馆斜对面的邻居,他说起了这些年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如学习机、点读机……这位父亲为在上五年级的女儿设定了规划:“最好是能读军校,上医科大学也很好。”他在谈话最后表示要把女儿送到市里读初中。

另一位到访的父亲,一度困惑于究竟该让孩子在农村还是城市接受教育。摇摆之后,这个家庭做出了折中选择:他让妻子在家全职陪伴两个女儿,直接在村小读书。但夫妻俩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潍坊市区参加乒乓球班、参观博物馆。“这样孩子们该见的世面都见了,也不会觉得有落差。”两个孩子在这种培养思路下,在众多农村孩子中出挑外向。但是每学期末,他依旧会焦虑,忍不住拿孩子的成绩和城里读书的孩子比较一番。

在牟昌非看来,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农村家长的常态,“想要为孩子成长投入,却没有摸到正确的门路。”

“乡土教育是孩子们身边的资源,也是农村独有的优势,没必要舍近求远给孩子们去办一些高大上的讲座。”牟昌非说。他从家拿来技艺失传的手工玩具,摆放在图书馆各处。哪个孩子能够拿起一个玩具、琢磨一下制作手法,也算是“阅读”。他还邀请了村里好几个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人,请他们来图书馆给孩子们做现场教学展示。

开馆5个多月以来,牟昌非从没有统计过来图书馆的孩子平均看了几本书。在他看来,这也不重要,毕竟“最重要的开端,是从人想法的改变开始的。”

“很多人认为留在农村是不好的选择。这个图书馆,就是让留下的人,能有更多选择,主动营造一个好的小气候。”牟昌非说。

比阅读更重要的事

新学期开学后,孩子们形成了一种默契:要商量什么事,就约在图书馆见。

“星球小夜市”的诞生,也是在图书馆聊出来的点子:有的孩子抱怨家长几乎不给零花钱,牟昌非引导孩子们想些自己挣零花钱的办法。孩子们想到效仿赶集,定期出摊卖手工艺品。

很快,一个叫作“星球小夜市”的微信群诞生了,孩子们陆续加入,有的小孩没有手机,用的还是父母的微信。很快就有人提出要给小夜市画海报;也有孩子提出几个人联合摆摊,摊上商品品类多,方便招徕顾客。

头几回小夜市,还是在牟昌非的推动下开始的,因为村里大多数父母把小夜市理解为“小孩子闹着玩”。牟昌非给孩子们发了“商品购买券”,让他们成为买卖双方,再拿着兑换券到牟昌非那儿兑换现金。

星球小夜市上孩子们在售卖自己的手工艺品。 牟昌非供图

两三次星球小夜市以后,一群孩子来图书馆对牟昌非说:“小夜市都是周日下午出摊,但那会儿大家都要写作业、上兴趣班,大家决定把时间改成周六下午。”

“他们跑来时,是很自信通知我改时间了,而不是和我商量的。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自己创造的夜市,不是大人给的。”牟昌非感受到了孩子们自主性在变强。

不过也有些事,依旧没有达成共识:

延续戏剧节传统,牟昌非会在图书馆不定期播放一些教育主题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中,有不少是在记录留守儿童困境的。让牟昌非意外的是,对于片中和自己相似的童年,孩子们表现得很不耐烦,总是看一会儿就跑开了。孩子们更希望牟昌非播放一些轻松的动画片。

“或许是他们的生活和片子里的太相似了,人容易产生倦怠。”牟昌非分析。最后,双方妥协,牟昌非每次会在放映纪录片后,再加播一场动画片。孩子们有了动画片作为“甜头”,也就耐着性子看一会儿纪录片了。

在图书馆里播放纪录片,牟昌非总会有意识在人群里寻找孩子们的父母,这是真正的“目标受众”。

令人欣喜的是,来观影的成年人人数在慢慢增多。

每次观影时,孙瑞芹都是从头看到尾的。为了把更好的视线留给读者,她一般会守在距离屏幕较远的门口位置。

暑假图书馆最忙时,她咬牙卖掉了自己喂养了好几年的母羊。一直喝的羊奶喝不上了,她安慰自己,“人的精神食粮跟上了,也不容易生病”。

有一次,她和郑凤鸣聊起对于早年遭遇家暴的释怀:“我现在觉得昌非父亲也很可怜,从小父亲早逝,母亲说的都要顺从,才会对我动手。”

中秋节,大孙女来村里探望孙瑞芹,如果是往日,她会挑出地里长势最好的一批蔬菜瓜果给孙女带回城里。但这次,孙瑞芹拿出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对孙女说:“奶奶没什么送给你的,这本子送给你。”

开馆2个月后,牟昌非发现孙瑞芹又开始重拾写作了。这次她记在一本小小的“馆长日记”上。没有了痛苦撕裂的回忆,她的日记平淡温馨,她写道:“自开馆以来,除了周一休馆,图书馆的大门一直敞开着。这里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宇宙,塑造不同类型的人……”


星球小夜市上孩子们在售卖自己的手工艺品。 牟昌非供图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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