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到“一生中有没有什么轻松的时光”，57岁的王丽琴突然愣住，皱眉陷入思索。良久之后，她追溯到自己未出嫁的时光，“那时候还年轻、单身，有稳定工作，没什么负担。”

30年来，她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27岁从上海人民工具厂下岗后，她打过十来份工，做过售货员、幼儿园保育员……时间允许会同时做两份工作——就像现在，她在两家公司做保洁，清晨4点出发，下午4点半到家。

近日，“麦当劳招聘老人”的新闻再次引发了社会对“高龄劳动者退休后再就业”的关注。除此之外，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向王丽琴这样的退休人士释放机会。8月24日才正式上线的中国老年人才网，已挂出62条不同类型的招聘信息。

“我还能工作！”王丽琴对干到65岁信心满满，尽管每爬一级楼梯，她膝盖上的半月板都会发出警告。当年轻一代在梦想“实现财务自由、30岁退休”时，盼望着重回工作岗位的中老年人却在增加。智联招聘报告显示，2020年2至9月，50岁及以上提交简历的求职者同比增长32.4%，增速是35岁以下求职者的4倍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宋月萍告诉记者，目前中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口中，有意愿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大约在40%左右。

为什么退休了还要工作？我们试图走近这些不愿停下的中老年人，看见他们的矛盾和压力、他们对工作的理解，同时也看见国家退休制度和福利政策如何影响了无数个体的“余生”。

1  非工作不可

时间紧迫。王丽琴凌晨4点就摸黑起床，刷牙洗漱，衣裳鞋子随便一套，戴上护膝，没吃早饭就出门了。太阳还没出来，风很凉，她的脚步却在加快，由于膝盖不好，走路的样子显得有点笨拙。322路夜宵公交车4点半就出发，她得赶上。

与她同样年纪的上海阿姨大多在旅游、跳舞、组饭局，她没有这样的闲情。转929路，倒两趟车到达河南中路的上班地点，擦桌子、倒垃圾、洗杯子，保洁工作必须在6点半左右结束，然后步行300米赶到另一家公司，三层楼、400平方米的空间等着她，继续清洁厕所、食堂、办公室。中途还要拨点时间去公司食堂帮厨，淘米、洗菜、准备午饭。

为了省钱，她几乎不坐地铁，五六年没买衣服。身上穿着女儿学校的白色文化衫，脚下踩着朋友送的鞋子，内裤都是家人淘汰下来的。她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白头发，每年过春节前会去染一次，显得年轻些。褐色的头发已经有些褪色，像干枯的玉米须垂在额头两边，身边有朋友说，她看上去“比老公大五岁”。

丈夫其实比她还大四岁，原本是钢铁厂的锅炉工，2009年病退后，便负责照顾家中老小，养家糊口的压力转移到了她一人身上。虽然在上海出生长大，夫妻俩年近六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女儿、公婆5个人挤在70平方米的“老破小”里。成年前，女儿一直和爷爷奶奶住在同一个卧室，上了大学才搬去宿舍。

2020年，王丽琴一家终于申请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100多万的房款，他们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再次背上了近100万的外债。所以，即使过了退休年龄，每月可以领到4000余元的退休金，王丽琴也不敢休息。前段时间，她甚至考虑要不要接下第三份工作——去一所中学做宿管阿姨。这份工作只需晚上6点后到宿舍值班，和另两份工作时间刚好错开。

谁是退休后再就业的主力？每十年一次人口抽样调查或许可以说明答案。宋月萍告诉记者，根据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统计，60-70岁的老年人中，仍在从事可获取收入的劳动的人口比例在30%左右，其中，农村和城市的自雇佣人群占据了主力。

“这些人过去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概念，能干到多久就干到多久。另一方面，他们经济压力较大，获得的社会保障差一些，所以继续工作的动力更强。”她指出，这些数据也在深层次上说明了福利差距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

64岁的韩春香是王丽琴的另一个“农村版本”，她是大连市红亮村的一名普通农民，是十里八乡的干活好手，“只要有活大家都愿意喊我。”农闲时，她经常去工地当小工，搬砖、抹灰、绑钢筋，她手脚麻利，失明前一直是附近工头的首选。

因工伤失明后，生活了37年的老房子变得危机四伏——屋后菜园几级窄窄的台阶让她摔了无数次，“裤子都摔破好几条”。她庆幸自己是一个人住，“还好没人看见”。

丈夫早逝，儿女分别在大连的工厂和超市打工，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韩春香觉得她只能靠自己。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能覆盖基本支出，可一旦生病就不够用了。于是她通过工友的介绍在周边村镇找一些零活，种树、摘桃子、装罐头、叠纸壳箱......无论价格，只要有活都不挑。

“以后的事情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即使时薪只有十来元，真正生病时抵不了多少钱，但每次干完活后拿到工钱，口袋里纸币的手感让她心安。

2 老有所为

“如果没有100万元的外债，你还会继续工作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王丽琴犹豫了一下，神情认真地点了点头。

工作让她赚到了女儿的学费、房子的首付，还能出去结识新朋友，避开家里爱挑刺的婆婆。她至今仍怀念在玉佛禅寺卖点心的日子，那里有古朴的树，黄色的门，来礼佛的善男信女看上去心都很诚。还记得有一年除夕，红丝带与黄宝殿辉映，她和女儿一个卖素饼一个端素面，忙得脚不沾地，成百上千市民排队撞钟祈福，场面盛大，人如潮涌。

如果有了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多的退休金，你还会想要工作吗？

51岁的唐月莲也点了点头。她生活在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夫妻俩有房有车，收入稳定。见面时，她顶着一头精心打理过的齐肩小波浪，身穿一件黑白修身针织衫。身边人都夸她会保养，“显年轻”，可退休后她才发现，老去原来不过一瞬间的事。

从前她在知名外企的剃须刀工厂做车间领班，管理着一整条生产线，手下有十余名工人，基本的英语交流和电脑技能不在话下。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拿过“CEO奖”“零损失成就奖”，穿梭在车间里，见到的人都服气地叫一声“月莲姐”。

“现在大家都叫我阿姨咯。”这个称谓让她感到失落，好像一种退出的标志——明明自己还年轻，却不再有人把她当做同事、领导或对手。过去唐月莲一直盼望50岁，梦想着“放飞自我”“周游世界”“再也不用背绩效”，“我们这一代人，前半辈子都围着工作和孩子打转，哪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哟。”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她反倒有些迷茫，“一下子和社会脱节了”。退休之后，她的时间多到不知该如何打发，她自称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跳舞唱歌不行，麻将都不会打，电视剧也不爱追。”

唐月莲曾获得的奖项。

赵树铭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不到一个月就再次回到职场。他15岁就考入第三军医大学并参军，毕业后被分配在军队下属的西南医院。2018年时，53岁的他工龄已满38年，当地军队鼓励工龄较长的员工提前退休，“给后来的年轻人让出位置。”

临退休时，他收到一份来自朋友的礼物，那是一张从2003年的《重庆日报》上裁下的旧纸片，记录了抗击SARS期间他在北京小汤山支援的现场。赵树铭看到后感慨万千：“我以前小时候其实想当老师，没想当医生，但是国家分配我到这里来，我就干一行爱一行了。”

医学人才的培养周期长，他一边工作，一边从本科读到博士，快40岁还前往日本、美国等地访学。53岁对他而言还正当年，有一身的本领，他不愿停下，“我还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很多贡献”。退休后刚交接完工作，他就和二三十名老同事一起从重庆来到贵阳一所新建立的医院，在他乡开启了新事业。

当年轻一代流行“早日躺平”“财务自由”的口号时，“50后”“60后”却展现出更多对工作的留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宋月萍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仍然想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是退休人员想要再就业的主要动机：“目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口中，有意愿留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例大约在40%左右。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需求，渴望参与到社会进程里边来。”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也对人们退休后再就业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很多老年人干了一辈子，就是想为子女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想被视为家庭的负担。”50至60岁属于典型的“夹心层”，刚好是“上有老人生病、下有孩子结婚”的年纪，“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站在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做出了选择。”

唐月莲在家里闲不住，又找了一份一周6天的工作：在上海一高校做宿舍管理。她还惦记着儿子的婚事，“至少要给他备一套房子，才好找对象呀。”最近，她和丈夫咬咬牙在浦东购入了一套房子，两夫妻每月要帮刚工作的儿子供上万元的房贷。

这样一来，更不敢停下了，她预测自己真正的退休时间“起码要延后5年咯”。

3 机会与风险

韩春香的右眼是灰白色，深陷在她布满皱纹的面庞上，显得有些突兀。4年前事发时，她正在屋顶搬一捆钢筋，12米长的钢筋忽然顺着房檐滑下，撞地，弹起，重重地抡在了眼睛上。她痛得捂着眼滚到地上，血从指缝渗出来。

经医生诊断，韩春香的右眼晶状体严重受损，失去视力，左眼视力仅0.25，构成六级伤残。为了维权有凭据，她在医院当场让工头写了一张条子。

“本来就不让你出去干活了，你非要干！”知道她受伤后，儿女又急又气。

工头不愿赔偿医药费外的经济损失，韩春香便选择起诉，并在2021年10月获得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调解书，要求工头付给14万元的赔偿。不过韩春香还没拿到钱，“申请强制执行也没用，他名下没有财产，只有几头羊。”

眼睛坏了之后，干什么都不趁手。摘桃子时为了撵上其他人的进度，她着急忙慌摸索着树枝，不论大小都拽下来扔进筐里，监工斥责道“活怎么干的？那么多小桃子你都给择了？”

装罐头也不容易，她得凌晨3点半起床，步行5公里到班车集合点，到工厂工作10小时，因为看不清，她的手被罐头边缘的铁片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一旦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便不在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内。退休后再就业的劳动者与企业只能签订劳务合同。劳动与劳务，一字之差，获得的保障却相去甚远：在法律上，只有签订劳动合同才能确立劳动关系，没有确立劳动关系就无需缴纳五险一金，也就没有工伤保险，被辞退了也没有补偿金，仿佛进入了权益保护的“真空地带”。

唐月莲曾在找工作时遇上了骗子，“当时是在一个招聘网站上看到的，正好招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说得很高端的，帮法院整理档案文件。”她和朋友到达面试地点后，对方却要求她先交押金。现在回过头看，那就是一场专门针对高龄劳动者的骗局。

唐丹是北京市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理事、老年人口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她注意到，有些企业愿意雇佣退休后的中老年群体，就是因为他们“更划算”——不需要交五险一金，能接受更低的薪资待遇。

“同样是工作，为什么一个人退休后工作，就不能得到同样的保障呢？”唐丹说。

唐月莲退休时收到同事送的花束。

4 一个更友好的世界

唐月莲讨厌那种将退休的人视作“对社会没用的人”的观念，“好像我们就应该去娱乐，只能去休息。谢谢！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想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工作让她有目标，有奔头，感觉日子生龙活虎。谈起她的新工作“宿管”，她的语气半是自豪半是嫌弃，“要保证楼里954个学生的安全，压力也大得很。”从卧室抽屉里，她取出了一枚绣花勋章，“你看，我还参与了学校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呢。”

唐月莲参与人口普查和获得的绣花别章。

医生赵树铭很喜欢自己的新工作，“年轻的时候竞争压力很大，忙于搞科研、申课题、晋职称，现在我退休了，换到在这家刚建立的新医院，不用考虑这么多，可以把精力专注在临床上。”医院建在贵阳远郊，被绿水青山环绕，他和妻子决定定居于此，给生活注入一股清新之风。

“工作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唐丹认为，今天人们应该更新对退休的认知，“退休不应当再等同于退出社会生活、不再劳动，退休应该视为一个机会，你在这个岗位上干腻了，可以换一种更喜欢、更轻松的生活方式。”

随着人均寿命越来越高，人们退休后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漫长，中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或将成为潮流。在高度老龄化的日本，去年9月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每4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1个仍在工作。2021年4月，日本更是开始施行最新版的《改正高龄者雇用安定法》，确保有志者能工作到70岁。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既能够满足老年人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有利于身体和心灵健康，又可以减轻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唐丹评价道。

“有些人担心老年人抢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宋月萍补充道，“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整体知识技能水平并不高，60-70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中，近八成从事的都是第一产业，也就是务农；除此之外，男性就是做保安、去工地，女性一般从事保姆、保洁这一类的工作，和年轻人的就业市场是完全错开的。”

2021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其中也着力提到了“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以及“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

那么，为了建立一个对老年人就业更加友好的世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唐丹建议，可以设置更为合理的退休年龄。目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依据的是197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相比其他国家，我国退休年龄设置得相对偏早。美国人均退休年龄为67岁左右，日本接近70岁，而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均已计划在2030年前后将退休年龄延迟至67岁上下。

“当时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并不长，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越来越长，现在的50、55岁其实还年轻，处于人生的中间阶段，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唐丹提到，可以设置更为灵活的退休年龄，以美国为例，其退休年龄就设置在62-67岁之间，越早退休获得的养老金就越少，越晚则会越多。

宋月萍建议，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也纳入劳动保障的范围，“不应当以退休为节点，将他们强行排除在劳动法体系之外。”值得借鉴的是，2018年浙江省就发布了《关于试行职业技工等学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和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继续就业期间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尝试扩大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保障退休劳动者的权益。

两位专家都提到，现有退休制度可以向一个更灵活的方向调整，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减少对高龄劳动者的阻碍。“领取养老金和办理退休手续应当逐步脱钩，人们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能领取退休金，获得自己过去的劳动回报，同时他想回来工作还可以随时回来，得到社会的支持。”唐丹认为，这应该是未来退休政策改革的主要方向。“无论他是什么年龄，当一个有劳动需要的人想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为他提供保护和平台。”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