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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上海租下17000平方米土地,只种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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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雪妍 王倩 2022-09-18 10:31
摘要:用乡土物种,修复城市自然。

绿化工人进了郭陶然的园子,可能会手痒——益母草、桔梗、构树……怎么全是杂树杂草?通通想除掉。

但在这个17000平方米的园子里,“杂草”却是郭陶然特意种上的。

“85后”郭陶然是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的负责人,从事城市生态修复和乡土物种保育工作。

在他看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人们会持续地除掉杂草,却没有意识到,许多曾在上海广泛分布的本土物种,现在已经几乎绝迹。

“在生态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往往就是那些特别普通、特别常见的野草、蚂蚱、蟋蟀……有了丰富的植物,才会有丰富的动物和复杂的群落结构。”郭陶然说。

2019年,郭陶然的团队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租下一块地,尝试用最少的人为干预,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让人们看到这片土地本来的样子。

然而这并不容易。他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入侵植物、乡土苗木供应困难、引种生物难以寻找等各种问题。要将荒地变成“乡土生物乐园”,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冒险”。

什么是生态好?

张开翅膀,碧凤蝶就像一块大大的蓝宝石。作为上海地区体型最大的蝴蝶之一,碧凤蝶近些年却难觅踪迹。

“很多人以为,只要种植大量花卉,蝴蝶有足够的花蜜吃,就能很好地生存下去,但事实上,维持蝴蝶种群数量的关键是其寄主植物,也就是蝴蝶幼虫吃的植物。”郭陶然说着,顺便拨开竹叶花椒的枝条,查看长势。

郭陶然正在向访客介绍竹叶花椒和碧凤蝶。

 蝴蝶大多挑食,碧凤蝶钟情于竹叶花椒,红珠凤蝶的幼虫只吃马兜铃,紫花地丁是斐豹蛱蝶赖以为食的植物……现在很少见到种类繁多的蝴蝶,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食物被当作杂草清理掉了。一棵植物的消失,会引发一条食物链上的“蝴蝶效应”。

“虫哥”,是郭陶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他在新疆的乡间长大,从小喜欢种植物、养动物。从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他留在了上海,2013年,他和同样痴迷自然的好友魏羚峰一起创办了城市荒野工作室,打算做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开展自然教育。

2019年,他们与闵行区科委合作,打造了这个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进一步做物种保育。保育的对象,是像竹叶花椒、碧凤蝶这样上海“土生土长”的植物和动物。这些物种已经在上海存在了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它们适应本地气候、环境,是良好生态的基石。

可城市里有草坪,有绿树,有很多花,不就是生态好吗?

郭陶然没有急着回答,反而提出两个问题:

在上海,我们经常会看到高大挺拔、叶片坚硬的绿化植物,它们都是棕榈科,往往产自南方地区,比如海南、广东,甚至来自东南亚国家。这些植物被种植到上海后,冬天怕冷,绿化工人就用草席把它们裹起来,春天再脱下来,防止它们被冻死。

这并不是万全之策。2016年初,上海市区气温最低到了零下7℃,高档小区、中心城区的绿化带上,这样的植物开始大批死亡。既然引进这种植物成本高昂,还存在很大风险,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种在上海?

另外,在上海经常可以看到平整的大草坪,它可以满足人们散步、露营等多种需求,是很好的活动空间。但这种大草坪又被叫作“绿色荒漠”,因为它的物种非常单一,能够给在地动物提供的食物和栖息空间都非常有限。城市地理学者唐晓峰曾经描述这是一种“宠物景观”。这样的地方如果越来越多,对野生动植物究竟是好是坏?

其实,对动物来说,人为制造的洁净是件坏事。它们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无人干扰的荒地。在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基地里行走,藤蔓会勾住裤脚,水沟里是碎石和落叶。“哪里杂乱,哪里的微环境就活跃。”郭陶然说,“朽木里生活着很多甲虫,落叶里也藏着很多无脊椎动物。”

绿化环境的好坏跟生态环境的好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生态好不是人说了算,是所有的动植物一起说了算。如果一片草坪上只有人在生活,其他动物都不愿意来,它真的不能够被称为生态环境好。”郭陶然说。

只有恢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才能让挑剔环境的生物们住进适合自己的家园。但生态修复不是种几棵树而已,需要根据土质,搭建合理的群落结构。国内尚无经验可取,一切都需要躬身实践。

从荒地到“荒地”

最初,这里是一片真正的荒地。郭陶然和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耕,铲除入侵植物,为本土植物提供更多生存空间。他们把基地分成7块,包括常绿树种区、落叶树种区、常绿/落叶树种混交区、灌木区、草地、水系等等,并走访上海各地,寻找本土植物,分几十批依次引入。

夏末,暑热消退。郭陶然的园子里一片浓绿,植物常常旁逸斜出,挡住去路。“我们不会为了追求美观而去刻意修剪、栽培植物,就是要让它们在这里不受干扰地自由生长。”郭陶然在前面开路,蝉鸣惊天动地,他回头扯着嗓子说道。

看到两只角盾蝽,他停下来。这种昆虫背后花纹很特别,像一张耷拉着眉毛的人脸。“它们吸食野梧桐的汁液作为食物,一生都在野梧桐上度过。”郭陶然说。他身旁这棵野梧桐,是从嘉兴引种的。与行道树常栽的“法国梧桐”不同,野梧桐是“中国梧桐”,前者属悬铃木科,后者则是梧桐科。市区几乎见不到野梧桐,因此也难得一窥角盾蝽真容。

园子里有一条长约300米的小溪,溪里溪外活色生香——清晨,白腰文鸟结群来到水边,取食水中的藻类,青鳉开始繁殖,成群在小溪里游动,乌龟也很喜欢这里,由于没有垂直的驳岸,它们可以自由出入小溪。

“生活在城市里,你有多久没见过小溪了?”讲起这条水系,郭陶然兴奋起来。打造一条小溪,种植沉水植物是第一步,沉水植物会产生氧气,供动物呼吸,同时还为它们提供了食物;接下来,是岸边的湿生植物,它们的根系可以牢牢抓住土壤,避免泥沙滑落导致水体浑浊;同时,水边生长的树木在夏季形成树荫,有助于降低小溪的水温。

等溪水逐渐变得清澈,就该把河蚌、螺蛳等底栖生物投放进去了。随后,作为小溪的主人,青鳉、鳑鲏、圆尾斗鱼等乡土鱼类也依次搬入新家。两个月后,一条小溪初见雏形,接下来,这里会被大自然接管。

8月24日,郭陶然在基地的小溪边捡到了一只河蚌。

除了小溪,还有一片湖泊,和十几个1平方米左右的水坑。郭陶然招呼我们去看一个水坑,蹲下来才发现,水面上有几摊手心大小的卵群,卵比芝麻还小,不细看,还以为是落在水面的花粉。“这是饰纹姬蛙的卵。”郭陶然伸出手比画,“它是上海最小的本土蛙类,成年后也只有拇指关节大。这种蝌蚪的游动能力很差,喜欢在这种静水小水坑里繁殖。”这些卵很快就会长成引吭高歌的蛙。

我们到访的前一天,园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喜事——黄缘闭壳龟也产卵了。这种龟背上有一条淡黄色脊棱。两年前,6只黄缘闭壳龟被引种来这里,“我们从来没对它们做过任何投喂,它们自己会找到蜗牛、鼻涕虫、蟋蟀这些昆虫来吃。”郭陶然说。

他趴在树下,悄摸摸从草堆里扒开一条缝,“看,一个破壳了,还有一个没孵化。”第一次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现龟卵,他有点得意。他裤腿上都是杂草,鞋上也沾了河泥,但他并不讲究。可能跟乡土生物待久了,他说自己也有点像城市里的乡土生物了。

8月23日,在基地内发现两枚黄缘闭壳龟的卵后,城市荒野团队在发现地附近架起了观测设备。

 入侵物种大作战 

“加拿大一枝黄花!”来城市荒野工作室参加自然课程的凌陆大声叫着。他俯下身,从草丛里用力拔出一根长长的植物,它根茎挺拔,枝繁叶茂,足有2米多长。

8月24日,10岁的凌陆在参加城市荒野植物观察课程时拔除了一株入侵植物。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加拿大一枝黄花”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它被多地联合“围剿”,曾一度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入侵植物具有极强的繁殖和快速占有空间的能力,会无限扩张,挤占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导致本地物种濒危甚至灭绝。2019年,项目准备启动时,郭陶然在园子里拍下过一张照片——目之所及,虽然一片浓绿,但全是喜旱莲子草和白车轴草等入侵植物,后面的几株女贞树则已经死亡。

控制入侵物种的数量,是生态修复的难点。郭陶然他们采用人工和机械结合的方式,对场地进行了整体翻耕,他告诉我们,这种“强干预”是为了消灭入侵物种,为接下来乡土植物的群落构建打下基础。

“如果一块地荒着,很快就会看到它被入侵物种占据。”说话间,郭陶然突然蹲下来,揪断树荫下的一截喜旱莲子草,“它的每一截都可以生根发芽,只要土里有一点,很快就会长满,所以我们会通过种植比较高的禾本科植物,来抑制相对低矮的喜旱莲子草的生长。”

打造城市景观时,通常会进行较大强度的人为干预,但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要让乡土物种进行自发演替。他们通过种植糠稷、荩草、狗牙根等先锋草本植物,来迅速让乡土植物挤占入侵植物的生长空间,一年内,入侵植物的覆盖率从65%降低到5%。

2015年,城市荒野跟浦东绿化局合作,营建了宜嘉苑生态保育区,做乡土物种的生态修复。这片场地仅有半个足球场大,要是进行普通的园林绿化,植物种类预计在20至50种之间,但经过4年的自然演替和人工防控,场地中容纳了本土植物260余种,本土动物200余种,入侵物种已无法构成威胁。有媒体称,这是一艘上海乡土物种的“诺亚方舟”。

乡土物种种植难度低、存活率高,即使经历了今年夏天的极端高温和干旱,郭陶然发现,基地内部并没有太多损失,“只是叶片会有点枯萎,但还是存活的,前两年也有低温或暴雨,总体来说它们的适应性都不错。”

但大多数乡土物种并不在国家保护植物的名录里,因为没有保护级别,人们对这些默默无闻的生物并不是很重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消失的速度不断加快。

小溪中的龙舌草,是郭陶然和团队成员抢救下来的。为了龙舌草,他们连续三年去青浦采集,第一第二年移栽都没能成活,第三年再去淀山湖畔的岑卜村时,龙舌草生长的那片灌溉水渠已被挖机铲了一半,再晚一天,他们就要与它失之交臂。当初郭陶然他们去采集的那片田地,如今已经变成了商业楼宇,土沟也变成了水泥沟渠。而在基地里安家的龙舌草,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种群。

基地内的龙舌草。

像这样从都市边缘和角落里追踪本土物种的例子,还发生过很多。现在,城市荒野工作室已经收集了300种上海乡土植物的种子或植株,在基地里进行繁育。

探索中的困难

在这里看久了,你会明白,植物本身就是不整齐的:换锦花生命力很强,东开一朵西开一朵,粉紫色非常惹眼;构树果实掉落在地上,新苗很快就长了出来;被园林工人定义为杂草的益母草、桔梗,都是上海的乡土植物,花朵也非常精致。“虽然是杂草,但在公园里长一片是不是也挺好看的?乡土植物不一定是‘土’的,完全可以作为观赏植物。有时候不需要把什么都拔光。”郭陶然说。

基地里的换锦花。

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中国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要建立的城市生态模式,不仅仅是好看,更重要的是要好用。现在很多城市单纯地把生态城市理解为美化城市,种花种草。这是不对的,它缺乏了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调节功能。”

现在,城市荒野的基地里生活着300多种乡土植物,500多种昆虫,82种鸟类,10种两栖爬行动物,6种哺乳动物。

虽然被称为“生态修复师”,但郭陶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城市荒野景观营造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设计理念、技术路径、苗木采购乃至养护管理均缺乏可供借鉴的成熟案例。单就苗木采购一项,就面临着困难。

很多园林苗圃并不会自发去收集乡土物种进行栽培,担心大量投资之后下游没有需要。“我们常常需要自己去采集和繁育苗木,但树木成长又需要时间,不是今天要,明天就有了的,这跟不上项目的应用。”从前期的设计规划、落地施工、苗木采购种植,到后期的管理,城市荒野团队都要亲力亲为。

在郭陶然看来,由一个机构来做整个产业链的事,这并不合理。他更希望,随着生态文明的推动和产业的发展,未来会有更加详细的分工,“如果能有一些园林公司或苗圃一起来做这个行业,我们就可以更多做研究和设计。”

向自然学习

自然观察是城市荒野工作室最受欢迎的课程,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常客”,每次活动招募一发布,名额很快就一抢而空。

城市荒野自2013年成立以来即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自然教育活动。8月24日,一群孩子正在浦江郊野公园上课。

自然教育板块的负责人丁艳曾经也是一名带孩子参加活动的家长。五年前,她的孩子读幼儿园大班,她带孩子参加了一次在浙江天目山开展的自然教育课程,孩子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萤火虫,回家后絮叨了好多天。

“参加夏令营以后,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虽然小众但意义很大。”2020年,原本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丁艳也加入了城市荒野的团队。她认为孩子们多在自然中行走对家长也有助益。“有的家长觉得,花红柳绿就是环境好,蚊子一定是害虫,老鼠都得消灭掉。但孩子接受自然教育后,就会去纠正家长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反而有更好的效果。”

作为上海市第一个乡土生态科普基地,城市荒野的这个园子,自2020年5月对外开放以来,共开设了自然教育课程18门,涉及植物、鸟类、哺乳动物、昆虫、水生生物、土壤动物、古生物等多种门类,累计有超过4500人参加。

很多自然科普读物由国外出版,爱好者们很难按图索骥,认识身边的物种。为此,近些年工作室还编写了很多上海及华东地区的生物图鉴,比如《上海夜观指南》《上海水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林鸟观察入门指南》《上海野花观察入门指南》《长三角城市野花300种》等等。很多市民关注到“城市荒野”,也是因为参加公益申领科普手册的活动。这些手册现在仍一册难求。

“这是什么蝽?”自然教育老师陈龙龙指着试管里的一只体长2厘米的小虫,问陈一语和胡朗月。这个暑假,来自包玉刚实验学校的她们成了城市荒野工作室“传粉昆虫监测项目”的志愿者。陈龙龙指导两位同学翻开鉴定图册寻找答案,“麻皮蝽,就是我们说的臭大姐,受惊扰时会喷射臭液,具有假死性。”

自然教育讲师陈龙龙正在教陈一语如何鉴定昆虫。95后的陈龙龙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华南植物研究所,今年初加入了城市荒野团队。

相较于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从生态学的视角,理解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才是自然教育的根本。

前些天,陈一语在基地捉到一只蝗虫,回到教室,她兴冲冲地问陈龙龙,“能不能把这个害虫给灭了?”陈龙龙告诉她,害虫是人为的定义,虫子本身没有好坏。蝗虫不在稻田里就不是害虫,它只是比较爱吃禾本科的植物而已。“它们跟我们一样,也是要吃饭的,也是生物链的一环。只有把自然视作生活的一部分,你才会‘看到’它们。”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文内图片均为王倩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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