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悠久的红色文化发展史，形成了丰富的以讲述和传播红色历史、红色风物、红色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是上海红色非遗资源中最形象、生动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美术类非遗资源相比，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与政治性特征。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上海红色革命发展的历程，表现了上海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认同，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倡导爱国精神的小校场年画

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的发生，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小校场年画。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清代嘉庆年间，大约是因为同业竞争过于激烈，一批画师从中国四大年画产地之一的苏州桃花坞南迁上海。当时上海城隍庙附近有一条小校场路（也称“旧校场路”），集中着售卖纸锭、香烛、纸马等香客所需物品的店铺。一些来自桃花坞的画师便依附于这些店铺，继续刻印木板年画。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向苏州发起猛烈进攻，被清军和农民军反复争夺的苏州迅速衰落。更多的桃花坞年画从业者为了躲避战乱，陆续来到上海谋生。到同治、光绪年间，小校场路短短200多米的街面上，有了几十家年画铺，被民众誉为“年画街”，当时最负盛名的年画庄有飞影阁、吴文艺、孙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小校场年画遂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

在上海年画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受上海华洋杂处、中西交融的影响，源自桃花坞的小校场年画逐渐形成了上海本地特色，比如反映了市民生活的世相百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如反映了女性在上海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满独立精神；还如区别于传统色彩浓艳的农民年画而充满了文人雅韵气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校场年画开创了以时事新闻入画的先河，具有很强的写实风格。八国联军侵略，俄军侵犯东三省，中国军队在越南抗法、在西藏抗英等都曾是小校场年画的重要主题，尤其是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更是小校场年画反映的重要内容。

小校场年画的从业者们大都经历了清末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对于民族危机有切肤之痛，对于革命有比较强烈的认同与向往，因此自觉自愿地用年画的形式反映时事变化，表达自身爱国热忱，并企图唤醒民众。为了迅速反映时事变化，小校场年画的从业者可谓挖空心思。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响应革命。到12月底，17个独立省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全国各界为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小校场年画商人为了迅速反映辛亥革命的新闻，将之前小校场年画《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进行了局部修改，比如剜掉了“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的题字，换上了“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10字，又如剜掉了游行队伍所举旗帜上的“令”字，换上了“汉”字，成为一幅迅速反映辛亥革命的时事年画。此年画的木版现在被收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中。可惜的是，反映时事的小校场年画在国内留存较少，大多数保存在国外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比如2011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年展”，同时发行了展览图录《走向辛亥革命之路》。该图录收有10幅反映辛亥革命内容的小校场木版年画，分别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

严格说来，小校场年画并不属于红色美术类非遗，但它关心时事、倡导爱国的精神却为后来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小校场年画经历了由木版年画向石版年画的转变。石印技术的引入，一度使小校场年画迈向了新的发展的高潮。但好景不长，随着锌版制版技术和印刷机进入上海，石印技术退出印刷业，小校场年画随之衰落。小校场年画衰落以后，月份牌年画迅速代替了它的地位。其中的红色月份牌年画是第一种真正的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

（二）追求民族独立的红色月份牌年画

月份牌年画产生于19世纪末的上海，最早为附送的广告宣传画，因此又称月份牌广告画。为了达到更深入、更长久的宣传效果，这种宣传画上往往印有全年月历节气，并因此而得名。从20世纪初开始，月份牌广告画上不再印刷月历节气，改为“美女画像+商业产品图像与公司商标”的组合形式。这种以美女为噱头的形式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此类美术作品也很快从广告宣传画转变为独立发售的年画。

月份牌年画的畅销促使一批以月份牌绘画为主业的画家群体的形成，其中还涌现出不少知名的月份牌画家，如郑曼陀、徐咏青、周桐、谢之光等。而名画家的出现改变了月份牌年画单纯依靠美女形象吸引大众的模式，扩大了月份牌年画的表现内容，古今中外诸多内容都被描摹表现于月份牌上。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月份牌年画。

有些表达爱国呼声的月份牌年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商业行为，比如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抓住时机，在赠送的广告画上印了一只嘴里叼着某国外品牌香烟的大乌龟，所附文案称：“你仍在吸***或其他牌号的英国香烟吗？”意在提醒国人抵制洋货，同时推销自己的商品。

当然，更多的月份牌年画创作则是出于画家自觉的爱国意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1月18日挑起了淞沪战争，激起十九路军等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原籍浙江余姚的画家谢之光出于义愤，创作了月份牌年画《一当十》，歌颂了十九路军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此画一问世就受到了军民的欢迎，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战决心。据说，日本侵略者对这幅画恨之入骨，攻陷上海后，曾下令将其收集起来全部销毁。

如谢之光这样以月份牌年画的形式表达爱国热忱，号召民众抗日的画家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众多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木兰从军的题材作为表现的对象。比如谢之光为中华化成烟草公司创作的《木兰荣归图》，表现了木兰从军得胜返家后，换下戎装，对镜贴花黄的情景；又如浙江海宁籍画家杭稚英为中国华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创作的《木兰从军图》则描绘了身着戎装的木兰形象。这些红色月份牌年画以木兰在外敌入侵之际挺身而出上阵杀敌的报国之志，表达了上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以及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孤岛时期，制版大师郑梅清邀请了10位画家，联合创作了一幅《木兰荣归》图。该图由郑梅清设计，周柏生起稿，杭稚英、吴志广、谢之光、金肇芳、金梅生、李慕白、戈湘岚、田清泉、杨俊生分别绘制了花木兰、木兰双亲、木兰姐弟、孩童、副将、双马与护兵等形象以及背景，著名画家郑午昌还为其题跋曰：“此图系海上十大艺人精心妙手所合绘，制作精美，用意深长，洵为当代美术画片之杰构。”该图表现了巾帼英雄花木兰抗敌胜利后返乡的情景，表达了画家们对军民抗日斗争的歌颂，以及对抗日战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十位画家联手创作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增强了民众的爱国意识，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除了花木兰之外，苏武、薛家将、岳飞、梁红玉等体现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和气节的传统主题也纷纷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红色月份牌年画取材的重点。《苏武牧羊》《薛家将》《岳飞率岳家军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岳母刺字》《梁夫人击鼓战金山》等都是当时知名的爱国之作。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艺术家们躲避在租界中以月份牌年画为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日军迅速入侵租界，上海彻底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囊中之物，爱国画家无处藏身，红色月份牌年画就此在上海消失。

上海月份牌年画的发行数量曾非常巨大，是任何一个其他画种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红色月份牌年画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月份牌年画的创作运用了独特的擦笔淡彩技艺，这种画风后来被建国初期盛极一时的红色宣传画所继承。其实，从红色月份牌年画到红色宣传画，延续的不仅是绘画技法，更是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的红色精神。

（三）唤醒民众斗志的红色连环画

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中成就最大的要数红色连环画了。连环画是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的绘画形式，其雏形大致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故事画和以《洛神赋图》《韩熙载夜宴图》为代表的多幅故事画卷可以视为连环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现代连环画诞生于上海，以报刊为载体，以图像为叙事媒介的《点石斋画报》和《图画日报》已经初步具备了以图为主、连环叙事的连环画特点，但因其画面数量较少，还不能算作正式的连环画。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连环图画三国志》是现代连环画诞生的标志。最初的连环画文字较多，竖排在图画之上，每页的图文有时并不完全对应，人物脚旁还标有姓名，甚至人物还可以“说话”。后来文字逐渐让位于图画，画面愈来愈精致。连环画具有贴近民众、通俗易懂的特点，很快深入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并席卷全国。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的影响下，上海出现了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歌颂抗日革命、揭露社会黑暗的红色连环画。比如被誉为连环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周云舫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创作了反映抗日题材的《大战陈家堡》，以及表现苏联反法西斯斗争的连环画《十三勇士》。《大战陈家堡》描写一位朝鲜青年参加东北义勇军进行对敌斗争的曲折故事，创作时先采用钢笔勾线，再用毛笔绘出阴暗部分，具有独特的风格。由于积极宣传抗日，周云舫还曾受到日军搜捕。

连环画虽然以画面为主要表现对象，但文字作为叙事的线索甚至总纲也非常重要，所以当时的连环画往往是由文字作者与画家共同编创完成的。比如上述周云舫的两部连环画作品都是与编辑胡水萍共同合作的。比起月份牌的单纯图像，连环画所采用的“图像+文字”的表达方式在传播革命理念方面具有更形象、直接的作用，是唤醒民众斗志的有力武器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诞生了一大批以反日爱国为主题的红色连环画。比如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连环画家赵宏本就创作了《戚继光》《海国英雄》《张巡殉国》等传统爱国题材连环画，以鼓舞民众斗志。1942年，赵宏本绘制了连环画《杨娥传》，描绘了女英雄杨娥暗杀吴三桂的反清复明行动，表达了抗日思想。此连环画因为暗含反抗意识，被敌伪列为禁书而查抄。此外，何庙云创作的《狼心喋血记》《百劫英雄》，杨菁华创作的《诸凤娣》等也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红色连环画。《狼心喋血记》《百劫英雄》出版后，因为其宣传抗日、反对侵略的内容，曾遭到日寇两次大规模的查抄。

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出租连环画的摊点就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为普通民众的流动图书馆，但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却受到了部分文艺界人士的轻视，被他们视为难登大雅之堂。与此相反，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一批左翼进步作家却早早认识到了红色连环画在改造民众和启蒙民众方面的重要作用。鲁迅先生于1932年写了《连环图画辩护》一文，驳斥一些自诩高雅的文艺家将连环画抹杀的论调，强调：“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鲁迅先生认为连环画是大众要看的，所以希望艺术学习者在学习油画和水彩的同时，一样看重连环图画。

上述红色月份牌年画与红色连环画只是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的重要形式，并非全部形式。比如发源于上海的当代木刻版画中也有很多作品属于红色版画，已有90年的历史。木刻版画因为制作简单，曾被鲁迅先生视为宣传、教化的重要工具。1931年8月，鲁迅先生在上海一所由创造社成员办的日语学校内举办木刻讲习会，推广木刻技艺。该讲习会由日本美术家内山嘉吉主讲，鲁迅先生不仅担任翻译，还将自己搜集的版画画册和原拓版画作为案例，结合嘉吉所讲的内容，为学员进行详细分析。这是我国红色美术史上第一个木刻版画创作讲习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木刻版画创作。讲习会开始于8月17日，结束于8月22日，不到一个月后的九·一八事变当日，在上海街头就出现了反映抗日内容的木刻传单。这大约是美术形式从诞生到用以宣传革命的最快速度了。

以红色月份牌年画、红色连环画与红色木刻版画等形式为代表的上海红色美术类非遗资源都是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大众美术形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到了宣传革命、团结民众的重要作用，对于推动民族独立和解放有积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挖掘。今天我们再回顾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诞生故事，还能感受到蕴藏于其中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