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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不该忘却的五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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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生民 2015-05-30 11:00
摘要: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侧的一片绿地中,有一座银白色的现代雕塑,匆匆走过的路人也许并不会探究它的内在意义,只有认真端详并细看文字说明的人们,才能分辨出这个雕像其实是“五卅”两个字。90年了,这场当年发生在我们这个城市的、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越来越淡出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记忆。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该被忘却的!

“五卅”记事

 

1925年2月,上海20多家日资纱厂的近4万名工人举行罢工。5月间工人逐渐复工后,西苏州路上的日资“内外棉七厂”仍紧闭厂门。5月15日,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为正常上班而撞开厂门,日本大班川村随即开枪!顾正红身中四枪,死于送医路上,年仅21岁。

 

日本大班的暴行,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也点燃了人们郁积已久的对“东洋赤佬”的仇恨怒火!

 

5月23日,大学生到马路上散发传单,6名大学生遭“红头阿三”即印裔英籍巡捕的殴打和拘捕。

 

5月30日一早,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涌上街头,抗议日商枪杀工人,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听者动容,几至泣下。”然而大批巡捕出动,又有100多名学生被捕,被押至大马路(南京东路、云南路口)的老闸捕房。下午3时左右,各支示威队伍朝老闸捕房集结,要求捕房放人。“轰轰声浪,像狂风怒潮横扫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群众云集,水泄不通。”3时45分,英籍巡长艾何逊悍然下令开枪!刹那间,子弹横飞,血流遍地,当场打死示威者13人,打伤40多人,49人逮捕,酿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5月31日,上海滩风雨交加,工部局的炮车、消防车布列在租界的各条马路上,巡捕房的马队在外滩和各马路间来往驰骋。然而一万多名学生和工人冒着狂风暴雨冲进租界,摇旗呐喊,场面惊心动魄!

 

6月1日,工部局的铁甲车、炮车、马队、海军陆战队,还有以英籍侨民为主的两千多名荷枪实弹的万国商团,驻守在各个路口,同时工部局又急电香港、渤海、威海卫、小吕宋(马尼拉)的十多艘外国军舰,紧急赶赴上海。而手无寸铁却同仇敌忾、被激愤燃烧的几十万上海学生、工人、市民,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从5月30日至6月10日,巡捕多次开枪,打死60余人,70多人重伤,轻伤无数。上海滩的“三罢”却愈加如火如荼!

 

“五卅运动”随即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爱国的抗议和示威浪潮,全国共有25个省区约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同时它也震动了世界,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6月5日,有肖伯纳(英)、巴比塞(法)、辛克莱(美)、蔡特金(德)以及苏联、瑞士、荷兰的知名人士参加的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发表“告中国英勇斗争的人民”的宣言,声援中国的“五卅运动”,宣言中说:“你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你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英国工会于19日电告北京大学转中国总工会,表示声援。捷克革命工会声援中国工人,并给予捐助。

 

共产党是领导核心

 

5月15日,顾正红被杀害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随后又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发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与此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秘密成立上海总工会。

 

在“五卅运动”的组织发动中,恽代英任总指挥,侯绍裘任副总指挥,共青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任内部指挥,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者。多位学生共产党员随即受命到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比如派刘华(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五卅运动”时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到南洋大学,何秉彝(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到同济大学,姜维新(共产党员、“五卅运动”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到复旦大学。在5月30日的抗议示威中,何秉彝和尹景伊等人奔走于各条马路的演讲和示威队伍之间,又率领群众前往老闸捕房,结果英籍巡捕向群众开枪,尹景伊当场牺牲,何秉彝被击中胸部,翌日午后,年仅23岁的何秉彝在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而牺牲。

 

6月1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天通庵路挂牌,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上海总工会随即发布《六一宣言》,号召“上海全体工人,80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已忍无可忍了!我们于6月2日起宣布总同盟罢工!”

 

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6月7日,工商学联合会向租界当局提出了17项交涉条件,包括惩办凶手、组织工会、罢工自由、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

 

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是领导、发动、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李立三、恽代英因此受到上海军政府的通缉,而“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刘华则在这年的年底,被占据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抓捕,并在某日深夜“秘密枪决,灭尸不宣”,牺牲时年仅26岁。

 

国共合作的产物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由此正式开展。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途经上海时他严正指出:“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这个领土的主人!”在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寓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说道:“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

 

日本大班枪杀顾正红以后,5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和上海学联的名义,介绍宣传员和工人到学校去发动学生进行反帝斗争:“每一委员带一工人赴各校报告日人虐待工人之经过。”同时决定借此机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俞秀松(共产党员)任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总部组织的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发动国民党员参加公祭顾正红及罢工、

罢课、罢市等革命活动。”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晚,在沪的国民党人马超俊、叶楚伧、刘芦隐等在环龙路44号举行各界紧急会议,商讨援救被捕人士的办法。国民党中央为此发出全国通电和致英国下议院电。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宋庆龄不顾个人病体和孙中山刚刚辞世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对帝国主义列强杀害压迫中国人民的行径极其愤慨,她说:“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巡捕房之暴行,在上海实为第一次。”在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她又指出:“今日所急者不在扑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

 

广州各界随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召集下举行示威游行,声援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反帝行动。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张家口,冯玉祥异常激愤,“要求把死难者的灵柩送往全国各地,停放在各城市的广场上,以便唤起全国人民。”

 

其他许多国民党重要人物比如蔡元培、胡汉民等等,也都就五卅惨案发表了演说。

 

1926年5月29日,5000余人在方家木桥(今广中路668号)隆重举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五卅烈士公墓及纪念碑于1928年5月30日在方家木桥隆重落成,碑上刻有谭延闿书写的“来者勿忘”四字和蔡元培撰写的碑文,碑亭顶部四角刻有醒狮雕塑,每个墓顶上刻有雄鸡雕塑。1937年淞沪会战时,碑亭为炮火所毁。翌年,五卅烈士墓被日军用炸药全部炸毁。

 

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五卅惨案之后的6月1日,有关团体在总商会议事厅召开联席会议。对于是否宣布罢市,总商会会董议至晚上仍委决不下。副会长方椒伯被各团体代表及民众团团围住,遂在罢市通告上签字。

 

6月3日,正在北京的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衔段祺瑞执政府之命紧急赶回上海,以“第三方势力”出面调停。在有267人参加的总商会全体会员大会上,虞洽卿指出五卅事件完全应由英国领事与工部局负责;对于罢市,他说:“吾人与英国及工部局素无恶感,实以此次无故惨案,迫于良心上之驱使,不得不然”。

 

“五卅事件委员会”在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做出改动的基础上,提出了“13条”的交涉要求。除了对事件本身必须给予妥善解决外,“13条”着重提出了租界内“华人治华”的权宜问题。上海英文《大陆报》说:“他们是不激进的,他们只是拿出合理一点的条件来。”总商会先将13条交给北京政府的特派员并获得认同,又将13条内容通电全国各界。为了维持反帝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认为上海总商会所提出的13条如果均能实现,也算是胜利。

 

此时,面对日益严重的上海局势,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决定派遣一个委员会前往上海。该委员会由法、英、美等6国公使馆派员组成,以法公使馆参赞祁毕业(C.J.M.Tripier)为团长。

 

6月13日,政府特派员将13条送交上海领事团及“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但是随后展开的“五卅事件委员会”和“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的谈判很快陷入僵局。对于上海谈判破裂的原因,外方认为,是上海的政治情绪太过高涨所致。英国公使馆在事后撰写的报告中称:“事件引起了那么多的政治和种族恶感,立即解决的希望不得不放弃。”“即使以最同情之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对于此事的愿望,这些条件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6月18日,由于“五卅事件委员会”对13条的坚持,六国委员会拒绝继续谈判,离沪返京。

 

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对于因为罢工而致生计困顿的工人发起募捐,规定会董须捐1000元,会员50元,虞洽卿带头认捐2000元(当时1元约相当于今日60元左右)。募捐行动在上海引起广泛响应,甚至杜月笙也参与了捐助。上海一共为此募捐大洋236万元,银子43.3万两,占到整个募捐的三分之二。总商会又四次电催北京政府拨下了10万元的救济金。

 

六国委员团回京后,事件的交涉进入到中国外交部和外国公使团之间,但是北洋执政府因为本身的“弱政”而几乎丧失处理事件的话语权,关于五卅事件的调查就由外国公使团做出定论。

 

上海工人一直坚持到9月初,通过谈判,取得部分经济要求的胜利后陆续复工。继上海“三罢”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都纷纷起来参加了这一反帝运动,人数达1200余万,其中工人约50万,成了反帝运动的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作用。

 

五卅事件展现了中国人民对于生存权利和民族尊严的集体觉醒,这种觉醒将深刻影响中外关系格局的未来变化和中外关系的未来走向。

 

(本文刊登于今日《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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