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二大诸多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可见该项政策之重要性。此后百年，“统一战线”这一历史经验被中共一直秉持，并作为“重要法宝”。而在100年前，中共二大为什么起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背后有哪些故事，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发生了些什么，应是今日学人关注之重点。

一、陈独秀与孙中山的交集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爱国传单，遭北洋政府警察厅逮捕。来自沈定一同年12月写给胡适的信，对于孙中山与许世英两人的对话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其中提及陈独秀。这封信被研究者引用甚广，不论其真实性如何，孙中山此时“不认识”陈独秀却是公认的实情。

1920年2月，从北京监狱中获释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后入住环龙路老渔阳里2 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孙、陈二人首次见面，据任建树考证是在3月31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孙宅（今香山路7号，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宴请陈独秀，胡汉民、廖仲恺等作陪。然而此宴过后，据考证，陈、孙两人都在上海，且毗邻而居，交往并不密集。

与孙中山相比，陈独秀此时与陈炯明交往更深。陈炯明所率领的援闽粤军，在打下闽南、闽西后，移设“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于漳州，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陈炯明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行新政，欲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区”，从而引起陈独秀，甚至苏俄的注意。陈炯明爱读书报，《新青年》等杂志都是他常阅的，故对陈独秀言行极敬佩。尽管陈独秀最终未能应邀入闽，但二陈之间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研讨”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显然非同于一般的泛泛之交。 此外，当时陈炯明表露出来的对布尔什维克党，对苏俄和列宁的兴趣远远超过孙中山。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来穗，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并指导广州的建党活动，直至翌年9月返沪，其间甚至未能参加中共一大，全因陈炯明邀请，进入陈炯明之“执政团队”，而非是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相反，作为局中之人，陈独秀必然洞悉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张力，陈独秀以及他所亲自领导的广东共产党组织，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的活动与陈炯明关系，仍远比孙中山更加紧密。

二、陈炯明的叛变

苏俄新生，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之围堵，急于与中国革命势力发生联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看来，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使苏俄和中国处于同样的地位，从而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必将互助合作以反抗四国同盟”，而“在中国建立一个坚强的真正独立的中央政府，并非纯属中国一国事务，它具有直接的国际意义”。苏俄政府应该坚决支持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之所以中国革命政府必须是孙中山领导，而非陈炯明，是因为陈“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北伐，……主张地方分权”；“他认为，在拥有三千万居民的广东省，有可能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政府形式”，“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

当马林确定了孙中山作为主要联合对象，正转而前往莫斯科游说时，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吴廷康写信表达了不同意见，表示“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已有研究多引用此信认为，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但持此言论者大多忽略了陈独秀与陈炯明此前密切交往之事实。其实，陈独秀信中主要表达的是面对陈、孙之间矛盾要作选择的担忧，而非国共合作本身。

陈独秀意识到孙、陈两人矛盾不可调和，而共产国际势必站在孙中山一边，于是在1922年5月自上海再来广州，以视察党务为名，却叫上陈公博同行旋即转往惠州，与陈炯明相晤。此次关键会晤之后，陈独秀的公开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他对国民党态度发生微妙转变。6月15日，陈独秀起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6月16日凌晨3时起，陈炯明部下开始炮轰总统府和观音山住所粤秀楼，继而占领广州，宣布取消广州政府。孙中山险些丧命，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逃至海珠海军司令部，率领海军予以还击。“六一六事变”爆发，中国政局各方势力为之哗然。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刊发，标志着陈独秀对于附陈抑或联孙之间已做出政治选择，“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之政策主张浮出水面，并决定对于后续的国共合作给予支持。

三、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六一六事变”发生之际，陈独秀立即向在上海的孙中山亲信张继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为此还处分了同情陈炯明的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数人。6月20日，刚刚成立未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站在他的政纲和上列的见地之上，所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问题的主张（见转载栏）是完全赞成的。” 而在此之前，陈独秀曾派张国焘携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赴北京，与李大钊沟通协调，李“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开会时马林正在莫斯科，所以这是1927年前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换言之，中共二大是第一次完全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议决案》等文件和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在基本理念上保持了一致。即使在中共二大召开后，党内仍有不同意见，但因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关系，很快随着《八月指示》（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以及马林的到来，这种反对意见被压制了下来。

在获得孙中山的肯定答复后，马林于8月28日至30日与中共领导人集中“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据陈独秀自述，当时包括自己在内有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等5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从那时马林所作的《工作记录》来看，包括陈独秀在内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对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是不表示反对的。

很快，陈独秀在李大钊之后，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等9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国民党改组正式拉开帷幕，陈独秀是其中唯一中共代表，对此其他8人仍以陈曾“私通陈炯明”多有不满。陈独秀能够进入国民党9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被马林兴奋地认为这是国共合作的开端，被他及时（9月7日）写入了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而这批文件中浸透着陈独秀等人的辛勤汗水。

除帮改组国民党外，陈独秀还在舆论场上，与一切敌对孙中山的势力展开论战，同时也对自己的政治选择作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是陈独秀在1923年1月18日《向导》周报第16期亲撰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他写道：“在一些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陈独秀继续写道，“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所以“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

结语

通过回首100年前中共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与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中共二大与统一战线政策之出台，有必然的历史与逻辑联系。孙中山与陈独秀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最重要的人物，中间夹有陈炯明，使得两人关系更显复杂。中共二大前后，孙中山与陈独秀各自调整政治立场，实现了从并列到同行的巨大转变，一同促成了统一战线政策的第一次落地，预示着国民革命大浪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