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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更需关照技术权力的运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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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林子璐 2022-07-15 21:44
摘要:让技术向善,需要的可能是切实的对使用者权责的划分归位,和对使用者的监督。

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新冠康复者遭就业歧视……在近日一些引发社会关切的事件中,健康码的运用成为了事件中的关键点。储户被赋红码,是让并无传染风险的普通人承担了出行的不便;而新冠康复者的特殊核酸码被用人单位随意查阅,则造成了隐性的就业歧视。原本承担起提高公共管理效能职能的现代技术,却在某些情况下违背其本意,再一次昭显关照技术运用界限之必要。

健康码诞生后,在信息庞杂、管理相对混乱的疫情初期,有效分担了疫情防控系统工作的压力,避免了人工统计报送信息的繁琐易错。健康码通过智能设备捕捉行迹,并经由大数据平台来将个人健康评估数字化,以低成本、高精度的方式实现了针对病毒防控的高效治理,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依然确保了人员流动的可能性,符合技术向善的伦理逻辑。

但近期出现的一些不规范事件,则提醒了我们,技术一旦越过其使用的权责边界,便可能由好转坏,由便利公众流动的证明、提高管理效能的科技助手,变为权力越界的推手,背离技术发展应当始终服务于人的核心逻辑。

为新冠感染者赋红码,是确立好免疫边界,实现动态精准防治,使未受感染的内部公民不受外部伤害之举;若是为无辜储户赋红码,则是非专业机构的权力越过医疗免疫的社会系统,属于滥用赋码权,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

允许医疗系统查阅新冠康复者人群的特殊健康码或是核酸检测记录,是出于医学层面对患者健康的关注;但招工企业也能随意查阅应聘者的历史核酸状况,则可能带来普遍的就业歧视,让康复者仍保有病耻感,乃至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

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取向,是借助技术便民向善,还是走向技术的另一面,个中差别可能就来自适用对象的变更。这份差别,就是技术使用的界限,是技术始终应服务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

如何保障技术使用不越界、不逾矩,明确原则固然至关重要,但还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此。确认技术为人服务的共识本身并不难,但人文主义的原则往往需要面对现实压力的考验。让技术向善,需要的可能是切实的对使用者权责的划分归位,和对使用者的监督。

譬如,健康码作为显示个人卫生状况的证明,其发放、管理、追溯的权力,理应归为公共卫生系统管理者所有,为的是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实现动态化防治,既最大程度地阻隔病毒传染,也降低社会信任成本,让生产生活顺利继续。对个人来说,这种技术权力不应是剥夺性的,而应是保护性的。而若是与金融信息、非必要招工条件关联,收集个人信息的技术便很可能越界,成为剥夺普通人正常生活权利的存在。如何确保这一越界不再发生,则需要社会监督体系发挥作用,意识到技术也是权力的一种,继而编就对其的监督之网。

现代科学技术是否会成为现代文明的“潘多拉魔盒”,这种忧虑一直存在。传染病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城市的数字化管理进程,也将技术权力更广泛地置于管理者手中。如何让技术向善,遵循技术伦理中的人文主义原则,是现代治理必须关注,也必须回答的命题。

栏目主编:朱珉迕 文字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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