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也是西晋王朝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其为官从政经历了由“隐”入“仕”的巨大转变过程。《三国志》载，汉献帝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秋，执掌“司空”权位的曹操以汉献帝名义，派人给时年22岁的司马懿送去辟书，征召其入朝为官，心高气傲的司马懿以身体患有“风痹”婉拒了曹操的征召。时隔7年之后即建安十三年六月，已“晋升”为丞相的曹操，再次向司马懿发来聘书延招其为丞相府的幕僚。也许精明过人的曹操对司马懿上次装病已然知晓，这次他嘱咐属下秘密潜入司马懿家中进行探查。司马懿依旧托病不就，再次拒绝了曹丞相的邀请。但是，当日风雨交加，慌忙中司马懿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无法下床的“风痹”病人，赶紧下床来收拾在户外晾晒的书籍，这一情景正好被曹操派来的密探所看到。曹操对司马懿两面三刀的行为非常气愤，遂严令：如果司马懿再敢阳奉阴违立马抓捕并打入监牢。司马懿无奈只得就职，早期曾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簿等职。

如史家所言，司马懿在曹魏政权发展过程中，的确是一个野心膨胀、心毒手辣的狠人。但他在年轻时为了规避曹操拉拢竟险遭不测，这岂不让人匪夷所思？就司马懿的身世而言，好像找不到与曹操结怨的因由。其父司马防早在汉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74年担任尚书右丞时，就举荐二十岁的“孝廉”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曹操始终对司马防的无私举荐怀有感激之情和感恩之意。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自封魏王后，特意将司马防请到邺都畅怀叙旧，志满意得的曹操故意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的答复也非常得体和智慧：“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闻之朗声大笑。既有见识又具才华的司马朗是司马懿的长兄，从建安元年起便被曹操任命为司空属官，又历任成皋令、堂阳长、元城令、丞相主簿、兖州刺史等职，是建安时期曹操政治团体的重要成员之一。

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司马懿加盟曹操政治集团似乎更符合逻辑，但事实并不按照逻辑运行。《晋书·宣帝纪》从儒家忠君思想对此做了阐释和说明：“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诚然，司马兄弟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培育，司马朗聪慧好学、学术早熟，十二岁时便通过了朝廷的经学考试，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司马朗深厚的经学修养和深湛的儒学根底，必然对司马懿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初平元年，司马防在董卓胁迫下被迫迁往长安，年仅十九岁的司马朗只得率领全家逃离洛阳，独立承担起教育抚养诸弟的责任，司马懿在长兄的教育引导下，于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儒家文化启蒙，“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见《晋书·安平献王孚》）

建安伊始，面对日益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曹操对汉献帝为首的西汉“朝廷”，不得不采取笼络和胁迫的办法，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构封建朝仪，修复与民休息的各种制度，并敕令天下征召文人士子襄助朝政。出于共同需要或目的，彼时曹操政治集团与以汉献帝为核心的西汉文人这两种力量，在建安初期还能够达成共识与默契，直到建安五年，二者的分歧与斗争才逐渐公开化。忠君许国的司马防多年来一直效忠西汉王朝，在与曹操集团的对抗中自然拥戴汉献帝，这对其家人必然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司马懿本人尚未从曹操那里获取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时，儒家传统的忠君报国观念与年轻人的“正义感”，使其对汉王朝的处境和命运持同情和惋惜的态度。此时的司马懿以司马防为人生楷模，其辞官不就符合司马防的意愿，也会得到长辈的支持和赞许。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曹操两次征召司马懿之时，均发生了曹操惩处汉献帝的重大事件：其一是建安五年国舅董承、长水校尉种辑等人联手拟清除曹操，结果政变未遂遭到了曹操的疯狂镇压。其二为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以“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了“侮慢权臣”的汉末名士领袖孔融，这也是司马懿意欲远离现实政治的重要时代背景。

《论语·泰伯篇》写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青春年少的司马懿是一名理想主义者，有鲜明的遁世意愿和避世倾向。魏晋时名士皇甫谧所著《高士传》中记载，司马懿二十出头时，曾经与大隐士胡昭交往密切，尽管司马懿秉持做隐士的志向却抵不住曹操的严苛逼迫，不得不就范“入仕”。建安十三年仲夏，赤壁大战前夕，司马懿进入曹丞相府邸，正式成为建安名士群体的一员。建安时期，曹丞相府一方面是运筹帷幄的政治枢机和军事要津，另一方面也是三国时期多种思想思潮的策源地。历经丞相府十二年的磨砺与淬炼，司马懿的政治立场与人生信仰发生了涅槃蝶变——由同情汉王朝的仁爱主义者转变为支持曹魏取代汉朝的主要策划者，一介率真耿直的青年儒生终于变成了冷漠无情的练达政客，儒学的纲常伦理遂逐渐被其忘却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