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常驻纽约的青年作曲家杜韵不久前凭借歌剧作品《天使之骨》摘得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成为继周龙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裔作曲家。4月19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在上海专访了杜韵。她此番回沪是为参加4月22日“上海种子”第二章开幕演出。在上海喜马拉雅艺术中心，杜韵将和本土钢琴家以及沪剧票友合作一场表演。

普利策音乐奖肯定了《天使之骨》音乐的原创性和先锋性。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颂歌到电子乐甚至到喧闹的噪音，都被杜韵用到了作品中，编织出不同元素交织的复杂经纬。但在和记者交谈中，比起音乐的先锋性，杜韵更愿意谈论的是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天使之骨》讲述了一对夫妇在后院捡到一对受伤的天使，他们将天使的翅膀剪掉后囚禁起来以渔利。《天使之骨》让“人口贩卖”这个世界性的社会话题再次被放置到聚光灯下。

《天使之骨》剧照

几天前，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参加“全球文化领袖峰会”时，一位阿联酋记者告诉杜韵，“人口贩卖”在阿联酋是个大问题，当地文化部门了解《天使之骨》后立即表示希望邀请这部歌剧到阿联酋演出，这让杜韵很高兴。世界上有2100万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她希望有更多人因为《天使之骨》关注他们。

杜韵的获奖，还引发了诸多关于女性作曲家身份的讨论。《纽约客》发布了一篇报道，题为《杜韵的获奖对于古典音乐领域的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文中提及，从1943年普利策音乐奖诞生以来，只有14位女性入围最终评选，7位最终赢得大奖。有调查显示，在2015-2016年期间，美国89个参与调查的交响乐团所有演出中，只有1.7%的作品来自女性作曲家。

杜韵说，她一直坚信推崇多元的创作。而多元的创作来自多元的创作者。古典音乐需要更多女性的声音，也需要更多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的声音。“你不可能只喝红酒，你也要喝咖啡、茶和果汁。”

对话杜韵

上观新闻：请讲讲《天使之骨》的创作过程，为什么会对“人口贩卖”的主题产生兴趣？艺术家如何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

杜韵：《天使之骨》酝酿了7年之久。7年前的一天，我走进一家书店，随手拿起了一本书，书里用散文、诗歌、信件的表达方式，讲了许多跟人口贩卖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吸引我，让我开始关注这些人。从前，我觉得人口贩卖离自己很远，这些故事发生在东南亚或东欧。可是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其实人口贩卖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在新泽西州，在皇后区。他们的存在给我很大的震动。

作为艺术家，一定要关心社会，关心身边的人，作品才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寻找共鸣和取悦大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的创作可以很学院派、很实验性，但并不妨碍你的内容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创作者和观众、和老百姓不是对立的。学院派有时候创作出来的东西得不到共鸣，那是因为这些作品离创作者自己都很遥远。

几天前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全球文化领袖峰会”，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艺术如何推动社会。如今的世界，面临许多动荡，艺术家需要参与其中。《天使之骨》的获奖，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可以鼓励跟多人用艺术去关照现实，敢于去参与、去发声，成为大气候中的一份子。

《天使之骨》剧照

上观新闻：普利策奖肯定了《天使之骨》对不同音乐元素的融合，古老的现代的、古典的流行都在其中，这样的碰撞和杂糅带来了什么？你如何去掌握这复杂元素的交织脉络？

杜韵：现如今，很难有人从早到晚听的是一样的东西，你打开豆瓣播放器也是随机听，在非常多元的音乐类型之间快速切换。其实在电影或其他形式的艺术中，这样的杂糅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在歌剧领域，这面墙还没有被打破。我想，所谓的高雅艺术形式，也应该有多元的表达方式。当然，也不是说把流行音乐元素加进来就够了，所有元素的运用，都必须有它的契机，必须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喜欢自我批判。我在创作中会有许多不同的想法，我会不断回过头来忐忑地问自己，这些元素的运用是不是恰当？是不是浮于表面？是不是只是个噱头？当我能确认这些问题的时候，才会决定是否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上观新闻：目前当代歌剧的创作面临着怎样的瓶颈，如何去突破，如何看待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杜韵：我觉得当代歌剧需要更多的鼓励，去打破植根在我们头脑里的东西，去发出更多元的声音。《天使之骨》首演于去年纽约的“原型艺术节”（Prototype festival）。这个艺术节走在潮流之前，它鼓励那些创造性的小型歌剧，并且给女性创作者、少数族裔创作者更多的机会。美国、欧洲的很多大歌剧院其实都面临财政赤字，面临无法吸引年轻观众的现实。他们都会来“原型艺术节”寻找突破，寻找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必须鼓励创新。回头去看古典音乐流传下来的经典，许多作品在诞生之初都是标新立异的。艺术必须不断往前走，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

现在做一出《天使之骨》这样基于原创故事的歌剧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观众更愿意买票去看他们听说过的经典故事。我希望观众能有更多的包容心和好奇心，走进剧场去感受新的东西。我也希望能有更多认真的艺术评论，形成更多对新作的有意义的探讨。

上观新闻：中国文化对你的创作和表演产生了哪些影响？

杜韵：虽然我的作品里常常有许多现代音乐元素，但我骨子里有很多传统的东西。我小时候喜欢《红楼梦》，喜欢唐诗宋词，喜欢在被窝里看《努尔哈赤》。去年搬家的时候，突然看到自己14岁时写的日记，发现自己竟然写过“要拯救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句子。我也很吃惊，那时候自己哪来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有不少作品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几年前为小提琴演奏家希拉里·哈恩所写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在《天使之骨》里，我没有交代两个天使是怎么掉落人间的，有人跑来问我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神仙掉落人间往往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被罚下去的。但在中国文化里，神仙往往是羡慕尘世繁华自己下凡的。从这样一个小细节中，我发现中国文化对我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当然，在流行音乐领域，我也有很多喜欢的中国音乐人，比如王菲、陈粒、窦唯、左小祖咒、杭盖乐队、莫西子诗，他们的音乐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我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突破的东西。在美国，我常常把这些人的音乐播放给我的学生们听，他们也非常喜欢。

《天使之骨》剧照

上观新闻：在美国所接受的音乐教育，以及美国的音乐文化带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杜韵：在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的教育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在欧柏林、在哈佛，我想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打开视野、打破规则，去创造新的东西。规则不可能一开始就去打破。

上观新闻：今年入围普利策音乐奖的三位作曲家都是女性，在国际上，女性作曲家正在崛起吗？

杜韵：我想这是一个信号，希望不是一个泡沫。女性作曲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还是太慢了。这次最终入围普利策音乐奖的其他两位女性作曲家，阿什莉·福尔和凯特·索珀也都是我认识的朋友。我有个想法，我们三个一起自拍一段视频，去鼓励更多女性创作。我想以我们三个人的合力，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不仅仅要去呼吁这个社会去听见女性创作者的声音，也要呼吁更多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创作者的声音被听见。无论是在南非的青年交响乐团、在阿富汗的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交响乐团，还是在伊朗德黑兰的现代音乐节，都需要被听见。在中国也是，我希望在全民学琴之外，也能够全民创作。我非常坚信，多元的声音所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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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项建英（编辑邮箱：sclj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