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1966年8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9月16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个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这一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9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月22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6月22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待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5月29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待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待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1967年8月到1969年3月，写了20次申诉，否定自己因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1968年1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孟用潜1968年1月22日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于1967年7月27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1967年10月31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1968年3月26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1967年9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逼问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1967年7月19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12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1968年8月27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1968年3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300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66岁的陈少敏，1928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11月6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24天——1968年11月24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70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摄氏40度！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深秋的寒气，使本来病重的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一座用来隔离审查的楼房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顺便提一笔，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日益显赫，他也日益担心妻子文静的叛徒问题影响自己的前途。张春桥在去北京参加筹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便曾经向江青谈起自己的苦衷，透露出打算与文静离婚的心思。江青对他说：“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江青这句话，使张春桥暂时打消了与文静离婚的念头。

回到上海时，张春桥对文静说：“他们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张春桥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毛泽东、江青。

从那以后，张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让文静称病长期躲在家里。但是所有中央文件，仍由专人送到家里给文静。文静虽然不在上海抛头露面，但是仍在幕后为张春桥在上海“看家”。文静不时通过电话向张春桥报告上海的动向。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