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下午3时半，上海市东医院护士汪娟接到上级通知：她所负责的杨浦方舱点将于第二天中午关舱，当天傍晚，他们要将最后一批患者送出去。

夜幕降临时，大巴车已停靠在方舱外，汪娟带着医疗队员们站在门口和患者一一告别。当天有13名康复患者可以解除隔离回家，其余36名未转阴的患者由大巴闭环转运到其他方舱点或定点医院继续治疗。5月1日一早，医疗队对方舱内所有环境进行了全面消杀，由疾控部门进行环境评估及验收，到中午正式关舱。

从4月6日开舱，到5月1日关舱，这里共收治了378人。汪娟和医疗队员们陪伴着他们度过了25个日夜，让其中205名康复患者平安转阴回家。

开舱一周几乎没睡过觉

对于关舱这一天的到来，汪娟早已有心理准备。“我们这个方舱的生活设施不是那么充足，因此当其他方舱的收治能力足以承载当前病患人数时，这里就会提前关舱。”

刚开始接手这个点位的时候，汪娟的团队里只有4名医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作为这个方舱的负责人，她带着团队从环境硬件着手布局。

首先是“三区两通道”的设计，在有限的空间内划分出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病人与医护人员的通道要分开，规划好医护人员动线以及每一扇门如何开合，避免交叉感染。”其次是划分床位和分区，对每一个床位进行编号，让病人来了就能尽快找到自己的床位。还有方舱内的水电、网络，以及医疗废弃垃圾如何运出，都需事先安排细致。

当天晚上， 200多名病人一车一车地送来，一些老人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药治疗等问题一下子摆在医疗队面前。刚开舱那一个星期，汪娟几乎没有睡过觉，每天白加黑地连轴转，事无巨细地照顾着舱内患者的治疗和起居。

开舱第一天，医疗队就碰到难题。“不少老人跟我们说，他们日常需要服用高血压药、糖尿病药吃完了。但刚开舱的时候，我们备用药十分紧缺。老人的高血压药不能停，他们年纪大，万一出现并发症将十分危险。”第二天，市东医院组织了一个“隔离点药品保障群”，专门为患者送药，解决了缺药的问题。

方舱里还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4月7日，一位一筹莫展的年轻爸爸抱着不到一岁的宝宝找到汪娟说：“我女儿的婴儿纸尿裤没带怎么办？”一时间，医疗队员开始到处筹集纸尿裤。

在这次疫情中，他们一家三口相继感染新冠，却被分隔在不同的方舱。孩子妈妈最先确诊，被送到了市级方舱，父女俩随后被送到了这里。“这位新手爸爸什么都不会，我们每天帮着他换纸尿裤，照顾宝宝。”5天后，在医疗队员的积极协调下，孩子的妈妈也顺利被转送过来，一家三口终于在方舱内团聚。

 很多人与我们并肩

开舱第一晚，200多名患者们穿着防护服入住方舱，到了第二天，患者们脱下的大白防护服、口罩、手套，以及吃过的饭盒已经满溢出垃圾桶。汪娟立即带着医疗队和消杀组进入污染区，分别到三层楼去清运医废。“当时卫生间的纸篓都满了，地面上全是纸巾，我们没有扫帚、拖把，只能用手捡。”

医疗队员辛苦忙碌了一下午，这时有很多患者提出：“医生，你们太辛苦了！你给我一个扫帚，我们一起来打扫。”“我也可以。”“我也来……”因为人手有限，每次清理医废时，患者们都会自发帮忙。这些热心患者还组成了一个志愿者群。

其中有一对兄妹给汪娟留下了印象。“他们刚开始给老年人扫码，帮医护人员发饭，在核酸检测时维持秩序。一来二去，患者们对兄妹俩熟悉起来，他们也成了志愿者群里的组织者，每天负责协调分布在三层楼的志愿者们的分工合作，让舱内患者实现了有序的自我管理。”

进舱一个星期后，兄妹俩顺利拿到了“双阴”报告，但他们却没有预期中的开心。“我们其实不想出去。”这位哥哥对汪娟说。他们是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疫情期间两人都找不到工作，还不幸感染了新冠。“这段时间在方舱和大家在一起，不分彼此地奋斗，这种感觉很好。出去以后，我们还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如果抢不到菜还会吃不上饭……”

兄妹俩在方舱里的不计付出和工作能力，医疗队员们看在眼里。汪娟推荐他们到医院当后勤人员。以后，兄妹俩或将成为医院的一名员工。

方舱的队伍中，还有两位从武汉来上海支援的消杀队员。他们是武汉一家消杀公司的普通员工，自3月份驰援上海，辗转于多个方舱点位工作。这段时间，两人承担了238个床位以及方舱所有清洁区、污染区、患者和医护通道，以及每一位进舱、出舱患者的消杀工作，强度非常大。

消杀组和医疗队员并肩作战，也成了交心的朋友。4月30日那天，送走了最后一名患者，其中一名消杀师傅才告诉汪娟，他94岁的父亲在两天前去世了。汪娟当时很吃惊：“你当时怎么不说？”“就算说了我也不会回去的，只是徒增悲伤而已。”

汪娟回想起这些日子里，每天他都和大家一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从未提起过自己的难处。“两年前很多人帮助过武汉，现在上海有困难，我们也应该义不容辞地出来帮忙。”他说，“我相信父亲会理解我的……”

上海方舱与武汉重症病房

两年前的那个冬天，汪娟也曾作为援鄂医疗队支援武汉，在重症病房担任ICU护理组长。

“我记得刚到武汉时，重症病房极其缺人，我就带着2名ICU小护士进去了。当时重症的死亡率很高，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更没想到的是，进ICU工作了一个月，汪娟就发高烧了。

“那天我在上夜班，突然觉得自己发烧了，一测体温39度3，我立即跟负责人汇报。”此后几日，汪娟被隔离起来，她反复高烧不退，喉咙疼痛。“当时心里很害怕，不断地回想自己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步骤没有防护好。我们一组8个人，同一个大巴车上下班，我会不会影响到其他7个人，会不会引起队里交叉感染……”

她还记得在医院做CT的那一夜。“我坐在走廊上等结果，会议室内，专家们正在对我的CT报告进行会诊，我的心很沉很沉，情不自禁地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流眼泪。当时武汉的重症很多，我看到太多病人从轻症到插管，也就不过一个礼拜。我担心因为自己而影响到整个医疗队。”她流着泪一遍遍地思考着这些问题。

幸运的是，后来经过队里专家组会诊和一段时间的检查治疗后确认，汪娟只是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发烧，并未感染新冠。在身体稍微恢复以后，汪娟又马上回到了“红区”工作。

如今回想起那一幕幕，恍如隔世。“经历过武汉以后，现在的心情不一样了。”作为方舱的负责人，汪娟感到此次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把方舱撑起来，不但要协调好医疗组成员，还要和安保、消杀、保洁团队，以及生态环境局、派出所等跟各个系统对接，千头万绪。”

“上海这次疫情的感染规模更大，但没有那么多重症，我收治的病人中大多是无症状和轻症，只要心态好是可以自愈的，所以我们除了治疗以外，更要照顾好200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情绪。”

自3月底以来，汪娟已经一个多月没回过家，没见过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我去武汉的时候他还在上幼儿园，当时他不懂得妈妈要去哪里。这次我离开家的时候，他说，‘妈妈你又要上前线了’。他懂得了妈妈工作的意义。”

关舱前最后的合影

4月30日下午，汪娟通知舱里的患者：“我们很快要关舱了。”很多人刚开始不相信。

方舱里老人比较多，医疗队特别关注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此前曾多次安排把部分老人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但是老人家们却不愿意走：“这里虽然硬件条件不那么好，但医生护士对我们亲切，软件和氛围好呀！”一位女患者康复出院后，她的父亲又不幸感染，她便主动提出申请让父亲也到这个方舱隔离。

“阿姨、爷叔，这次是真的要关舱了，你们会转到更好的地方去。”汪娟说。一位老人坚持道：“在我没有转阴之前，我哪里都不去，我就要留在你这边。”一些患者说：“对，我们要跟你们共进退……”

听着这些话，汪娟红了眼眶。看到她的态度，大家渐渐明白，这次是真的要关舱了。

“现在疫情防控工作处在关键阶段，我们方舱关舱，说明上海的形势正在变好，大家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医护人员鼓励他们。大伙儿终于安静下来，开始默默收拾行李。

“当时我就站在病房门口，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看到患者对方舱产生了感情，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再累再苦都是值得的。”汪娟嘱咐来接车的工作人员，把转运患者的晚饭一起带走，让他们一到新的方舱就能吃上饭。

临别前，所有当天在岗的医疗组、消杀组成员都来门口送最后一批患者离开。“回去以后要按照出舱的健康手册来操作。”医疗队员们细细地叮嘱出院的患者，关于手机电脑充电线如何处理，健康码多少天转绿码，超过时限没有转码要及时沟通……消杀组则挨个给他们的行李箱进行消杀。

一些患者要求和医护人员拍照合影。“保重身体，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见面。”短暂告别后，一辆大巴运送36个人前往新的点位，其余13名康复患者坐上了社区接他们回家的专车。

5月7日，汪娟和医疗队员们正在接受集中隔离。7天隔离期满后，他们将继续回到市东医院方舱的工作岗位上，该方舱专门收治有基础疾病以及高龄的新冠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