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深夜，刚转运完一批密接人员的杨家君，回到位于浦东新区老港镇某密接隔离点。简单洗漱后睡下，这是他自3月15日离开家进驻抗疫一线以来，难得的一个整觉。

“85后”青年杨家君是老港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的一名普通干部。两年前的疫情期间，他在镇里的某个道口连续守夜3个月。这次疫情发生后，还没等到上级通知，杨家君就先收拾好了行李包裹，主动进驻一线。

随着转运人员的增多，老港镇又成立了一支“密接转运队”，需要两名人员。杨家君又是第一个报名，自此过上了中晚饭合一，昼夜连轴转的生活。

第二次把孩子长时间“扔”回乡下，临行前理了光头

2022年3月14日下午，杨家君的妻子，当地一名村干部，接到了上级命令，当晚住进村委会。帮妻子收拾行李时，杨家君也帮自己打包了一份。彼时，属于他的“命令”其实还没有传达下来。

“我参加过2020年的抗疫一线值守工作。就隐隐地感觉，今年的情况肯定更缺人手。我年纪又轻，又是入党积极分子，早晚是要上的。”

夫妻俩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把常用的、应急的东西，塞了满满两个大箱子。杨家君想起两年前值守道口3个月，因为没时间剪头发，最后“几乎变成一个刺猬”的景象，干脆给自己理了一个光头。

临到出门前，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女儿正在上三年级，每天在家上网课，她怎么办？2020年夫妻俩就因为双双下了一线，临时把女儿放在了爷爷奶奶家。“当时她只有一年级，离家时间一长，难免哭闹。”但现在，女儿也长大了一些，在学校里也了解了防疫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次，女儿对我和她妈妈要做的事情是有概念的，她爽快答应我们，乖乖待在外婆家，好好学习。”

孩子外婆居住在当地的东河村，平日里除了打打电话，其他手机功能一窍不通。利用出发前的最后一点时间，杨家君特地给老人培训了一遍网课的流程，以及如何使用视频通话。随后，他成了第一个入驻单位里值守的年轻干部。

村里4000多人做核酸，维持秩序喊到嗓子沙哑

3月15日后，整个老港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的办公楼里，包含杨家君在内，有5名干部再没有回过家。

大家在各自办公室搭行军床、睡沙发、打地铺。白天，他们则被分派进老港镇的各个村居，作为突击队的一员，支援一线。

杨家君支援的村叫牛肚村，在籍人口达到4000人以上。前几次的核酸检测，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要喊到嗓子沙哑。

杨家君说，起初喇叭、桌子、警戒线等防疫物资比较短缺。刚刚排好的队伍不一会儿就散开了，还没轮到的村组也提前自己跑过来了。“放眼望去都是人，特别难组织，光靠喊嗓子维持秩序。”

到了第三次核酸检测，杨家君他们开始组织得更得力了。他们把整个村的所有道路进行划分，不同时间段，不同组别的村民出来采样时，其他村民出行的路口处安排人员值守，轮到后才放行。再加上医护力量越来越足，物资也跟上了。“最早做一次核酸要花大半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4000多人采样。”

杨家君的办公室里，放着几箱泡面，其中两箱已经吃空了。还有一只用于烧热水的壶。尽管单位会给每个人分发盒饭，但每天忙完，盒饭早凉了。“我们就泡一盒方便面，把冷掉的盒饭倒进面里吃。”

凌晨三四点结束工作，吃的上一顿饭是昨天的早饭

进入4月，老港镇的转运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阳性和密接都要“应转尽转”，但转运志愿者和车辆不够用，镇里就决定再成立一个专门的密接转运组。

4月8日，杨家君在手机里看到镇里发出的招募令，第一时间报名了。还有一位92年生的机关干部小朱，也加入其中。他们两个，前者负责开车，后者负责密接人员的联系对接，当天就上岗了。

因村道路窄，大巴进不去，两人的转运工具是一辆皮卡车。他们需要先把每个村居的密接靠皮卡转移到大巴车上，再跟随大巴车，把大家分头送到隔离点去。

起初一个星期，工作强度非常大。因皮卡车一次最多只能转运3人，杨家君一天需要跑几十趟。转运人员如果是老人，腿脚不方便，等待的时间也很漫长。终于大巴车开拔了，但车上的人员又被分散到浦西不同的隔离点。最奔波的一次，一车人跑了3个隔离点，杨家君就跟着从浦东到静安，又从静安到奉贤，一起帮助安置这些密接人员。

到了隔离点上，杨家君的工作依然没有结束。他们需要和酒店充分协调，待所有人员安置妥善才能返程。有几次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三四点，而他们吃的上一顿饭，还是昨天的早饭。

最近这些日子，杨家君明显感到工作轻松些了。“这说明需要转运的人员越来越少了，曙光就要来了。”还有一点宽慰的是，自从干上转运，为了避免和其他人接触，他和小朱也住进了浦东某个密接隔离点。“这里有热水，有浴室，终于可以冲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