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隔离一直是防止其扩散行之有效的办法，古今皆是如此。

湖北省出土文物《睡虎地秦墓竹简》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乡长平日负责留心调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出医官进行检查，经核查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

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也记载：“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这段文字详细地记载了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即疫病流行期间，人群普遍易感，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症状相似。又提出预防传染的方法：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正气存内，即身体抵抗力强，二是避其毒气，即避免接触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天牝是鼻的别名，古人应该认识到部分传染病是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的。

尽早发现，严格隔离。疫病往往悄然萌发，一旦蔓延，气势难挡。因此，及早发现十分重要。《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提出“上工救其萌芽”的思想，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头，及时防治，以免疫情扩大，难以遏制。

《黄帝内经·灵枢·官能》写道：“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求其萌芽。”唐代杨上善释道：“邪气初客，未病之病，名曰萌芽，上工知之。”由此可知，“未病之病”指的是疾病尚未显露症状的阶段。高明的医者能预先发现疫病的苗头，给予警示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在魏晋南北朝，防控流行性传染病的“隔离”成为制度。《晋书·王彪之传》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流行性传染病患者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宋至清，阻止疫情传播的“隔离”措施更加“冷酷”，即便父子也不能接触。

南宋初曾任“中书舍人”的朱翌在笔记小说《猗觉寮杂记》中说：“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明代萧大亨在《夷俗记》也建议：“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史料笔记《癸巳存稿》载，为防止天花传播危及皇室，清初设有“查痘章京”一职，查得天花病人即“令其迁出四五十里以外”。顺治皇帝患天花而死，为确保年幼的康熙不被感染，太皇太后命保姆护视康熙于紫禁城外，不得进宫探望父皇……

在古代，面对肆虐的疫情，也出现了像方舱医院一样的集中收治病人、隔离病患和健康人接触的场所。

据《汉书·平帝纪》中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说距今约2000多年前的公元2年古人已经将一些房屋收拾出来用以治疗患者，集中治疗、切断传染源。方舱医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隔离轻症病人，防止感染他人，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房舍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方舱医院。

同样的情况在《后汉书·皇甫规传》中也有记载，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出征陇右之时，“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乃安顿病者于痷庐中，使其勿与健康者同宿。此“痷庐”即是当时的传染病医院的房舍。这是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军队最早的战时传染病医院。

（题图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