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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明杰:只有搞新基建,上海的城市能级才上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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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2-03-26 08:01
摘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突破结构陷阱。

早在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会不会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经济学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随后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了影响,无疑又增加了一份疑虑。

对此,知名经济学家芮明杰教授,用新著《突破结构“陷阱”:产业变革发展新策略》(以下简称《突破结构“陷阱”》),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他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导致,是产业体系的结构陷阱;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突破结构陷阱。

芮明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产业体系的结构陷阱

上书房:今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第三年,大家比较关注当下的经济形势。

芮明杰:因为我国抗疫工作做得好,所以我国的确诊病例和重症病人不多,但因为病毒传播力强,所以各省市的管控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不可避免会影响社会经济活动。

可喜的是,过去一年(2021年),我国经济最突出的表现是出口增长强劲,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91009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48亿元,增长21.2%;进口173661亿元,增长21.5%。货物进出口顺差43687亿元,比上年增加7344亿元。2019年是我国经济运行正常年份,2020年是疫情开始年。对比2019年,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跌的;对比2020年,2021年GDP则有8.1%的增长,但即使和正常年份相比,2021年的出口也毫不逊色。因为中国是制造大国、世界工厂,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当很多国家因疫情而停摆的时候,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生活物资。

但是,因为运费的高涨,出口的增长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实际收益的增长。同时,我们的消费总额从2020年起,就没有很大的起色,这里面有疫情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高支出,平抑了人们的其他消费。投资也在萎缩,因为投资是投未来,如果感觉未来还有较大不确定性,人们的投资意愿就会消退。

上书房:您在书中聚焦“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对大多数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熟悉的陌生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芮明杰:世界银行做过一项研究,观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与经济体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发现二战后先后有几十个国家或经济体进入工业化阶段,但大部分都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很难继续发展,只有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或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社会。但这13个国家或经济体也都表现出了一个规律,就是它们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里的国际元使用的是麦迪森数据)时,增长速度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回落,幅度为40%—50%,有些甚至更高。而其他很多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与经济体,如墨西哥、阿根廷、泰国及东欧的许多国家,这么多年基本处在经济发展停滞、失业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等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实际上没有疫情,最近几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也在下降,只是疫情使得它下来得快了些。疫情会过去,但我们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上书房: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规律被许多学者所认可,但大家对产生这一规律的原因,各有各的解释。您在《突破结构“陷阱”》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产业体系的结构问题。为什么这么认为?

芮明杰:现行的产业体系由两类产业组成:一类是以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但以低端技术为主的传统产业,其中既有制造业,也有农业与服务业;另一类是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如航空航天、机器人、智能装备、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也包括现代农业与高端服务业。我们研究发现,国家或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的商务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的传统产业大多盈利能力下降,全球竞争力减弱,呈衰落态势。于是,这些产业开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性转移,本地产业开始空洞化。

另外,虽然新兴高技术产业在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中有市场需求,且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这类产业的发展对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而言,有两个重大困难:一是缺乏技术、缺乏创新,但研发需要资本、人才与时日,不是一时可以让这些产业迅速发展的;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自然要封锁技术,因为这类产业是它们的优势产业,它们要保持竞争优势。因此,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要发展本国的、在全球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十分困难的。

可以发现,凡是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而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是由于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传统产业又全面衰落,导致经济负增长或停滞,失业与其他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这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在产业体系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陷阱。历史证明,只有走出这个陷阱,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才能进入高收入状况,进入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行列。

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如何走出产业结构性陷阱,是关系到这些国家或经济体前途命运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贡献了整个国家GDP的百分之七八十,这些产业衰落了,整个国家经济就衰落了;而在高收入国家,正相反,高科技产业占了GDP的百分之七八十。


高收入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占GDP的百分之七八十

▅ 开始的是新一轮的竞争,我们就有了更多可能性

上书房: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31.4万亿元,占GDP的27.4%。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么靓丽的成绩单,为什么您认为我国的产业体系同样存在结构性问题?

芮明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多、资源低价的自然禀赋,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迎来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许多产品产量都位居全球第一、第二。总之,中国制造业的强势发展,给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带来更足的底气、更强的信心。

但是,也必须看到,以前我国产业发展实施全球化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为主的战略,在全球分工中,我们基本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原来凭借人口、土地等资源获利的优势逐步消减,以至于这些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盈利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下降。从近几年我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些数据可以发现,传统产业下行明显,新兴高技术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如此巨量的GDP实现增长。

我国新兴高技术产业总体上还属于成长中的幼稚性产业,产业链既不完整,也缺乏关键技术和全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高技术产业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美国实行“美国优先”战略,阻挡我国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关键技术实行封锁,使我国的新兴产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

上书房: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我们以往的做法是增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芮明杰:今天,我们更需要扩大的是对新基建的投资。关于新基建,我有3个关键词———硬、软、联。

“硬”指的是通用型硬基础,如5G通信及其基站,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云计算等发展的硬件基础,它决定了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硬环境、硬基础。

“软”指应用性基础软件,既需要发展智能类产品的应用软件,也需要大量的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目前我们的智能产品的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都是人家的。

“联”就是新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电网、智慧物联网等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这些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离不开的技术基础。

有条件优先发展新基建的城市不多,我呼吁上海先要做。只有搞新基建,上海的城市能级才上得去。


进行中的星链计划

上书房:可见,虽然同样面临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我们今天的处境与过去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所经历的是很不同的。

芮明杰:非常不同。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现行产业体系中所有产业面临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互联网化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挑战。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就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这一新型生产方式就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生产方式,需要5G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智能装备等。可以说,现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其实是新一轮科技、产业创新和应用的发展与全球竞争的开始。

上书房:听起来,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大,是不是要突破结构性陷阱的难度就更高了?

芮明杰:挑战与机遇永远是并存的。既然开始的是新一轮的竞争,那么,我们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国现有产业体系有短板,这并不可怕,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认识短板,瞄准国际领先方向,找到技术创新的突破路径,采取有效的资源投入与创新组织,开展合作创新,形成突破,很可能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走出结构性陷阱,建设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十分现实的战略,就是通过创新实施“弯道超车”战略,即如何进行高效率的开放、合作、创新,对现行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把现行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短板加速补起来,形成有效的产业技术迭代效应,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并成为领先者,真正走出结构性陷阱。

▅ 市场环境公平竞争,自然就会有人投资

上书房:我们如何界定什么是落后产能,哪些企业应该被淘汰?

芮明杰:最好的办法是让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由消费者来决定优劣。好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产能,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被甄别出来。竞争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政府只需要从大的方面制定一些提高竞争力的产业政策和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就可以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去除落后产能,实现产品和产业的升级。

上书房:目前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能是发展经济。

芮明杰:我觉得,有比考核GDP更好的方式,就是以社会发展和民生发展考核为主。地方政府更应把精力放在社会的发展上,满足民生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如果非要在经济方面进行考核,就从投资环境来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做得好不好。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保证当地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然就会有人来投资,经济也会得到发展。否则,投资环境很差,谁敢去投资呢?

上书房: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曾是中国内地经济学界的热点事件。事件虽然过去了,但余绪未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芮明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要不要制定产业政策,而在于制定怎样的产业政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产业政策。但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很少直接动手干预产业的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产业政策就是反垄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发展中国家因为本国新兴产业处在幼稚期,缺乏竞争力,因此政府出台政策予以保护也无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保护过度,不考虑市场,那么长期看可能反而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

上书房:如何评估产业政策的优劣?

芮明杰: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第一,看设计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是什么。第二,看产业政策实施的作用点在哪里、它的对象是谁、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看它的效果,是否促进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以及我们能不能有效改变比较优势基础,从而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 


无人机送货

上书房: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结构性转换包括产业发展的主体,产业政策的作用点是否就该落在企业身上?

芮明杰:产业政策当然要作用在企业身上,但问题是,政策的实施如何作用在企业身上?效果怎么样?

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些企业原来就处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因为有了产业政策,为了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一般都会增加投资,扩大规模。但是,原来不在这个产业政策范围内的企业,一听到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优惠、有补贴,也会做出跨行业发展的承诺,或者开始投资。实际上,这些公司并不真的要在新兴产业领域发展,而是为了炒概念,为了公司市值的变化,甚至为了土地价格的优惠。补贴这类政策措施作用在企业身上,可能会使企业行为变异,导致产业政策失败,减少政策的正面效果。

上书房:补贴政策如何实施,更有利于相关产业发展?

芮明杰:我个人比较主张补贴措施作用在消费者身上,因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比较容易观察,一旦购买,才享有补贴,补贴消费者购买的话,会扩大市场规模,生产企业就可以在扩大市场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供给份额,这样这个产业就发展起来了。

▅ 大企业应该站出来,担当更多的责任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出,应该创造制度环境来鼓励大企业带动整个社会的创新。但是,人们直观的感受常常是大企业带来了垄断,带来了对创新的伤害。能解释下您的观点吗?

芮明杰:先说为什么是大企业。我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应由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究竟什么主体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我的研究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如果许多有产业链控制力的大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创新需要,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而重构产业链,这样的行为的宏观结果就可以促使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为,在一个企业相互合作的产业价值网络中,由于企业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大企业的创新势必会拉动相关供应商、小企业的创新,推动整个产业发展。从表面上看,这是大企业自身的逐利行为,它追逐的目标是通过创新,让自己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以收获最大的利润。但客观上,会促使本行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如此整个社会宏观的产业结构也就不断地得到优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大企业应该站出来担当更多的责任,而不是把创新责任推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大企业资源丰富,人才多,更有实力去做创新和研发工作。

但是,我指的大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许多中国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很大,但实际竞争力还是比较弱,盈利能力不强。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和机制限制了它的创新能力的发挥,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高度智能化的特斯拉工厂

上书房:但我们缺少像华为这样的世界级科创民营企业。

芮明杰:这是我非常忧虑的地方。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民营企业家限于资本实力和原有产业的低回报率,他们的短视行为比较普遍。而创新必须是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企业有长远发展的眼光和战略。

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上百个华为那样的企业,中国经济就会很强大。

▅ 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教育重要

上书房: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其中,日本很具典型性。日本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

芮明杰:第一,日本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投入很大,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这对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日本的教育不仅普及率高,而且教育水平也很高。到现在,日本已经出现了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外,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执行力很强,只要看准了,就会一直做下去。

第二,日本政府在产业发展与升级方面的决策把握得很好,也制定了一些产业政策,抓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

第三,必须要指出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首要功臣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三菱、东芝、索尼、丰田等大公司。作为科技与产业创新的舵手型企业,它们领导了相关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我曾专门研究日本的汽车产业。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汽车工业的,为什么丰田等公司能很快崛起,生产的汽车比美国品牌的汽车还要好,比德国的也不差呢?这与丰田公司的努力创新和积极参与竞争有关,当然也与日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有一定关系。

上书房:创新驱动发展,但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效率,教育无疑是关键。您的祖父芮仲吕先生,当年举全家之力,全力兴办学校,是官林中学和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的创始人。您也于2013年5月在上海创立“芮明杰教育基金”,在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官林中学通过设立“仲吕教育奖”等开展教育公益活动。这些公益工作都是您和您家人及部分学生在做。为什么您要在教育公益事业上投入如此多的财力和精力?

芮明杰:“芮明杰教育基金”后来发展成为“宜兴市明远教育基金会”了,主要公益项目包括仲吕教育奖、仲吕教育大讲堂、仲吕教育发展项目和明远书院。我们奖助的重点是老师,当然也奖励学生。我们不仅是资金上对学校教育进行支持,还请全国最好的中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去宜兴市讲课,资助一些老师去教育搞得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因为老师太重要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虽然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试教育让孩子们的知识面非常狭窄。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很强调通识教育,但我认为,等进了大学才强调通识教育已经晚了,应该从小抓起。

 我祖父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我父亲执教复旦40年,我在复旦也已经工作超过35年了,对我来说,任何公益资助都不如资助和投资发展教育重要。教育改变人生,也改变世界。


《突破结构“陷阱”:产业变革发展新策略》
芮明杰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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