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文科资深教授，张军一直坚持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政府决策及时发出提醒与建议。

2005年起，他应邀为海外平台“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评论文章，一写就写了16年。从上海发出的“中国声音”，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重视、收获“点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评价：复旦张军的文章，是我迄今读到的对中国经济奇迹真正好的解释。

上书房：《向世界讲述中国经济》收录了在海外平台公开发表的48篇文章，篇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增长”，如“理解中国增长模式”“中国增长的秘密”“中国在超越GDP增长的目标”“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何以迅速增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如何理解这一新常态？

张军：从大趋势上看，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的。2021年，中国GDP已经突破110万亿元。这个量是很大的，发展速度慢下来是客观趋势，就像滚雪球一样，雪球越大滚得越慢。

但我觉得，增速下行除了趋势性的因素和政府最初主动下调增长目标以外，后面更多跟政策环境、市场预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一些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不连续，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一些政策在地方执行中一刀切，扰动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乃至信心，从而影响投资、消费等。

在这样的新常态下，关键是要认真评估，把新旧政策衔接得更好，跟市场做更好的解读和沟通，而不是“急转弯”。

这次全国两会期间，我看有报道说，总书记专门强调，“双碳”目标是从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绿色转型是一个中长期过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实现一个中长期的好目标，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市场机制，在稳定预期中不断改善和逼近结果。这也是代价最小的做法。比如关于实现碳中和，我想碳配额的交易市场就是应该大力发展的解决机制。

归根结底，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就像总书记指出的，“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一点对于各地政府来说是万万不可马虎的。

上书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5%左右。您怎么解读这一目标？

张军：5.5%左右这个预期增长率，是在高基数基础上的中高速增长，没有必要悲观。

应该看到，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底子是厚实的，发展韧性好、潜力足、空间大的特征没有变，经济稳定恢复和转型升级态势没有变，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没有变。关键是要在全社会形成持续发展的共识。

事实上，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的很多问题还要靠发展来解决。这也释放了一个信号，与一些已经发展不动的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蛋糕”还要做大、必须做大。

上书房：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确保“稳”可预期、“进”有动能？

张军：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需要真正把预期管理置于中心的位置。政策制定部门和市场之间要保持频繁、有效的双向沟通，多用价格型调控政策，稳住市场主体的预期。

举个例子，信贷政策是数量型政策，信贷数量多了少了，在短期内带来的变化会很大，对预期的稳定也有影响。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多考虑价格型政策，比如让高利率降下来，把融资成本降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是不是就能得到改善？

坦率地讲，如果继续多用数量型政策，即便释放更多信贷，恐怕只会催生出更多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未必能真正缓解市场主体的融资约束。

去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制定宏观政策时，市场预期应当成为一个锚。这个参照由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构成，尤其是企业家的看法。政策要稳住市场预期这个锚，就要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看法。这是确保“稳”可预期、“进”有动能最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