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地铁陕西南路站北行，至巨鹿路的上海市作家协会，要过3条横马路，全程0.7公里。

对作家金宇澄来说，以这段路为圆心，往西到襄阳路，东到茂名路，南面到复兴中路为界，北到延安路这一片街区，盛载了上海的复杂与奥秘。

1950年代，陕西南路这块街区没有高架，没有地铁站。整条新乐路静谧无人，洋房林立，梧桐落叶踩下去咔嚓作响。小学生金宇澄，从陕西南路63弄的家门出发，手握一根5寸长的洋钉，一路走，一路贴墙划过去，划过“长乐?”外墙、划过长乐路外墙，深深浅浅一路留痕，像留下了某种时间的标记。

这段陕西南路街区很少有行人，安静的长乐路更是附近大人小孩学骑自行车的地方。但一夕之间“大跃进”开始，陕西南路“长乐?”围墙在几天内画满了“赶超英国”等壁画，色彩鲜艳夺目。

梧桐映掩下的幽静街区全然变样。

【一】

陕西南路街区的洋派和幽静，非自然形成，而是精心规划的产物。

1901年，法租界管理机构公董局修筑完成了横穿界内的主干道路——勃利纳·宝昌路。1915年，这条路为纪念法国霞飞元帅而改名霞飞路，也就是日后的淮海路。

对于淮海路周边的城区定位，公董局曾在1900年做出决议：在今嵩山路以西的扩充区内，除非得到总领事的同意，禁止建造木材和土墙组成的中式简陋房屋，必须以欧洲习惯采用砖石做建筑材料，房屋设计图则要经规划工程师批准。1912年，公董局再次规定，主要马路如申请建造中式房屋，外立面必须为西式，才能颁发营造许可证。1938年规定：这一路段为专门住宅区，具体可兴建的住宅样式仅包括：弄堂房子、连幢房屋、单宅或双宅房屋。

街区的绿化，法租界当局要求是所有道路各边人行道，7米-10米之间必须有一棵树，界区内的清洁力度也详细规定到，人行道面“至少每日应冲洗一次，水沟亦应每日以水冲洗。”

包括这一带静谧的本身，也来自于规划。公董局在1933年制定了《管理摊贩章程》，详细限定摊贩在人行道的营业位置和路段，对过境车辆则规定了“行车喇叭，应适当按鸣。不准在住宅区及夜间滥按喇叭，尤其不准同时并用多种喇叭”，对街面噪音也要求“凡商店或其他一切公开性质之机关……或其乐声妨及附近邻居时，即遵照巡捕之通告，立行停止发音。”

1950年代的清晨，若有东南风，金宇澄就能在黄浦江传来的清晰船鸣中醒来。一片安静中，只闻从淮海路传来有轨电车经过的嗡嗡声，从花园饭店传来广播的喇叭声，此外，就是铜铃的低音，由远及近。

这意味着有人牵着母马从楼下经过。往往是一个中国人或者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马脖子挂一个小铜铃。听到铃声，居民拿着搪瓷碗或茶缸出来买马奶。金宇澄也晓得新的一天开始了，他要上学了。

【二】

金宇澄所读的瑞金路民办小学，没有固定校址，六年上课的教室分布在好几个地方：复兴中路某个大统间、瑞金路某石库门客堂、茂名南路某洋房客厅、长乐路厢房、长乐邨居委会仓库、南昌路某洋房汽车间、巨鹿路第一小学对面的老式弄堂后间，等等。

老师们就是附近里弄里的各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们，对于成绩不好的顽童，通常是猛拉耳朵“立壁角”。金宇澄经常逃学。他成了这片街区的观察者。

陕西南路延安路的转角，有四开间门面的大古董店，旁边是儿童艺术剧场，每周都更换儿童剧海报和剧照，对面马路也有一家西洋古董店，三四个大橱窗里摆满油画、玻璃酒具和铜雕。

陕西南路口有家“四季花店”；　陕西南路近新乐路口沿马路，有一家半地下的“兰棠皮鞋店”作坊，若站在路边能看几位老师傅裁剪斑斓的南洋蟒蛇皮。路对面的旧货店橱窗里，永远摆一辆德制小火车，它和附近旧自行车行里摆出的旧脚踏车“三枪”或“兰苓”，是当时市区男孩最大的向往；现今“百盛”的位置，原有一家估衣店，橱窗里摆满了各式裘皮大衣和戏服。淮海路转角，当时是一家收音机商店，里面有最新的四灯、五灯、六灯电子管收音机、“留声机”和唱片。而走过淮海路，就是万兴（上海第二食品商店）。到复兴路茂名南路口就是卢湾区少年儿童图书馆，藏书丰富。

只有襄阳公园西侧路上悄然无人，但是摆满了一路的旧书地摊，公园的围墙上，挂满了待售的钩花西式桌布、茶垫、沙发扶手巾，远看一片白，像静静地下了雪。

淮海路的商业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仅1926-1928年，霞飞路的俄侨商店就有一百多家，经营服装、乐器、皮货、照相馆和咖啡馆等，短短十年就影响了街区商业格调。淞沪会战后，镜华照相馆、新光光学仪器店、上海钟表店等都从其他区域迁来，从此扎根淮海路。

到了1948年，陕西南路以东段的商家数量增至481家。旧式里弄、街面房子也都参与经营。因为侨民众多，许多经营西餐、西点的商铺也在这一街区立足。

【三】

在外人的想象中，上海这片中心区域意味着富商巨贾云集，但其实，它的组成结构复杂多元。

陕西南路淮海路这一带，所谓的花园住宅其实间杂了各类大小公寓、新式里弄、老式里弄、传统“街面房子”。房子环绕的深处，还藏有中式黑瓦本土民居。住客既包括早期外侨、本地工商业主、专业人士、银行职员，也有教授、律师、医生等。

金宇澄居住的陕西南路63弄内，就既有连排大别墅、独幢洋房、普通弄堂房子，也有原“祥生饭店”建筑，由大旅馆改为民居。公司职员或军人隔壁，住着护士、演员。宁波商人或英商电车公司工人边上，又有外省青年和手工艺人。五方杂处，一如上海本身。

在金宇澄记忆里，当1966年全家搬去工人新村后，他对周边邻居生态一目了然。工人新村整齐划一、成分单纯——所有的居民家，包括所有的桌子和床，都在相似的房屋位置，所有邻居和同学父母都是相似职业。而在陕西南路街区，这种预设是不成立的。当你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时，根本不会知道他来自怎样的家庭、住怎样的房子，跟新认识的同学相邀去家里玩，如同一次冒险，有可能是穿过了花园草坪进到一处洋房，也有可能转弯进入里弄的最深处，顺着陡峭伸手不见五指的楼梯，层层不断拉开电灯，最后爬进窄小的阁楼亭子间。

有一次，少年金宇澄走到今陕西南路南昌路10号地铁站附近，竟在高级公寓和店面群的围绕中，发现藏有整片的“钱家塘”本地房，迥异于几十步路之隔的西式风光。里面有传统浴室、米店、酱园，窗户里传出各家收音机广播的沪剧、江淮戏。进出住户自成一国。从外部走过，竟完全不知内里端倪。

但不论花园洋房、里弄亭子间还是中式民居里的孩子们，到了1960年代，都聚集一处，等待这一代人的“青春礼物”，是先后离开这个街区，去外地务农。

【四】

少年时代从陕西南路63弄家门出来，金宇澄在上学或放课回家途中，总能在39弄口附近看到站立一位白发垂髯老者，脚下常蹲一只长毛猫。

老先生静站于门口台阶上，看浅浅庭前花草，有时他什么也不看，直视前方，似乎什么都已了然于胸。

1988年，金宇澄回沪调入《上海文学》，去巨鹿路上海作协所在洋楼工作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个街区，童年的记忆得以恢复，他想起了少年时代那位静立的“老神仙”，就是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丰子恺。

从此，金宇澄再也没有搬离过这个街区，但无数曾经独属于这个街区的时光、树木和色调，都已改换，包括他少时经年在街区外墙留下的划痕，彼时深刻，如今早不复踪影。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