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的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1987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1962年7月6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边握着马连良的手，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朗朗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

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拍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后来，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能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1962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1961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多修改，于1962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1964年4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1962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1965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张春桥介绍江青结识“青年评论家”姚文元

1965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像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窗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摄氏27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此时手里正拿着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细细琢磨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剧本的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在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抨击了昆曲《李慧娘》，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到了1954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1964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1964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6月22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11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2月22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广东宝安（今深圳）演出，在宝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宝安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4月27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6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6月7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6月1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6月1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6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7月、8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9、10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6月24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柯庆施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34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个草绿色挎包，一对金鱼眼睛，第一次与“第一夫人”握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头一回相聚。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