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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摄影师花14年模拟伯希和的老照片,完成莫高窟120年跨度的影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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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栾吟之 2022-01-15 08:56
摘要:“重摄”敦煌,是在与时间赛跑——

这一定是你从未见过的莫高窟。

120年时间跨度的影像对比,150余幅西方探险队于100多年前拍摄的敦煌老照片,一群为拯救国宝而与时间赛跑的人……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孙志军,历经14年打造新书《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以下简称《世纪敦煌》)。他在书中首次系统整理了1907年至1949年之间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在莫高窟的拍摄活动,还精准地模拟1908年法国西域考古探险队所拍摄照片的角度、景别、光照,以精准呈现莫高窟的百年变迁。

黑白与彩色的对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幸存的、逝去的、被破坏的遗迹,可以看到莫高窟生命脉搏的跳动,甚至听到它的呼吸。别出心裁的“重摄”,带给我们的既是问题也是答案。


沉醉于百年前的历史影像
1907年至1949年之间,莫高窟几乎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也正是这种“来去自由”,留下了丰富的早期影像资料


上书房:在您之前,似乎没有人系统梳理过1907年至1949年之间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在莫高窟的拍摄活动。书中选用的老照片,不少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付梓吧?

孙志军(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副部长,《世纪敦煌》作者):在敦煌工作多年,我养成了一个爱好——收集与莫高窟有关的物件。我很早就开始收集这些历史影像了,沉醉于其中巨大的信息量。在二三十年前,莫高窟历史照片的刊布还非常有限,我每看到一张没见过的老照片,就赶紧翻拍下来。近十几年来,互联网和数字影像技术发展很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及莫高窟的摄影档案被越来越多地公布出来,特别是国际敦煌项目上线后,一些极具价值的图像,如涓涓细流般不断涌现。


孙志军老师在洞窟内拍摄

这些年里,我逐渐收集了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奥登堡、华尔纳等人拍摄的老照片,数量有几千张之多。这要感谢敦煌研究院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让我有机会前往大英图书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等,考察各大机构收藏的敦煌老照片、底片和摄影笔记等珍贵原件。

上书房仅分析摄影美学特征,我们能从这些照片中看得出斯坦因的严谨、努埃特的细腻、罗寄梅的收放自如……您怎样看待他们作品的价值?

孙志军:他们的作品使新中国成立前的莫高窟摄影史有了社会史价值。在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莫高窟几乎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但也正是这种“来去自由”,为莫高窟留下了丰富的早期影像资料。

我想讲一些我在研究中知晓的故事。根据目前所调查到的资料,最早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的人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国际敦煌项目目前公布的档案资料显示,1907年,他在敦煌共拍摄134幅照片,有关莫高窟的有46幅。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但他在1912年出版的两卷本中亚考察记《沙埋契丹废址记》,其中有目前所见最早公布于世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那幅广为流传的藏经洞门外堆满手稿的照片,是由于斯坦因的失误造成原底片二次曝光,最后不得不在第二次拍摄的藏经洞外观的照片上,添画了之前拍下的几堆手稿。


斯坦因1907年6月8日拍摄的莫高窟第16窟,经卷为后期手工添画

1908年,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也带队来到莫高窟。专业摄影师努埃特完成了对洞窟的编号,他在伯希和的指导下,几乎抓住了洞窟中所有最有价值的部分,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测绘师路易·瓦扬则绘制了石窟分布平面草图。在伯希和的石窟笔记中我发现,他们的拍摄是有计划的,壁画题记、供养人像、有明显风格的画面和难以考证内容的壁画,都是他们的拍摄重点。

俄国考察队奥登堡等人的到来则是在1914年。他们也是有备而来的,第一次绘制了纵贯南北两区的莫高窟总立面图。他们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十几身彩塑,还窃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


伯希和1908年在藏经洞里挑选经卷

上书房直到1925年,莫高窟才开始有中国人的身影。

孙志军:外国人不断在莫高窟窃取壁画,这使敦煌官民对考察队的活动严加防范。华尔纳的团队第二次前往莫高窟时,北京大学委派陈万里随同,陈万里因此也成为第一位对莫高窟开展摄影记录的中国人。他历经百日艰辛、跋涉几千里抵达莫高窟,却因为华尔纳之前的恶行,三天总共仅在洞窟里考察了15小时。他单独拍摄壁画并随时摘录题记,拍摄了17张照片。1928年10月,陈万里委托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西陲壁画集》,其中收录了17张莫高窟和榆林窟的照片。他的照片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本大型时尚新闻画报《良友》上亮相,这在当时对敦煌莫高窟的宣传力、影响力不可小觑。

所有早期莫高窟摄影者中,拍摄照片数量最多的是摄影师罗寄梅。1943年,他受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聘请,到莫高窟和榆林窟摄影。罗寄梅利用日光反射原则摄制洞窟内的照片,还有计划地拍摄洞窟内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的遗迹现状。一年里获得黑白照片近3000幅、彩色照片300余幅,同时拍摄了电影纪录片。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照片都被他带到美国,卖给了普林斯顿大学。去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9卷本的《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与榆林石窟照片》。

上书房莫高窟的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今天再看这些照片,您有何不同感受?

孙志军:100多年来,文物遗迹随着岁月流逝逐渐变化,石窟本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我曾查到华尔纳写的资料,他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的当天,给家人写信说道:“两年前曾经有400名俄国囚俘在这里住过6个月,他们对壁画进行了大量的、无可弥补的破坏,现在再也拍不到当年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能够拍摄到的那些照片了……”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洞窟前一些不合理的建筑被拆除,常书鸿先生带着老一辈莫高窟人开展清理积沙、修建围墙、架通栈道等工作。之后莫高窟的崖体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加固工程,外貌与百年前相比已有较大的变化。用来加固的混凝土挡墙已基本遮蔽了洞窟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需借助老照片才能看清原始面貌。


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员工在破冰取水(罗寄梅 摄)


在重摄中以“现时”观照“彼时”
文物摄影师担当着“历史的揭秘者”角色,每当有新发现时,感受不亚于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发现


上书房您想通过“重摄”莫高窟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什么?

孙志军:我想用“重摄”的方法来表现它“彼时与此时”的变迁,为洞窟的保护研究追溯直观的历史信息。

“重摄”过程使我对石窟的摄影表现有了更深的认识。比如,早期摄影师在遗址场景中安排人物作为比例参照,对壁面的空间处理考虑关联关系,对洞窟空间的营造也富有人文意趣。它们在我脑海中逐渐拼凑聚集,还原出一个原生态的、 有别于当下的莫高窟。这个莫高窟,既是时间的不断累积和演变,也是空间的不断变化和更迭,它像今天流行的 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图像,在我脑海里不断闪现。

我仔细分析并多次模拟斯坦因、努埃特等人拍摄的季节、时间、角度、摄影镜头视角、画幅比例等拍摄因素。在最近10多年间,我按照这些元素对洞窟外观和内景进行重摄。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在面对一个洞窟或一处遗址时,更加注重研究其隐含的文化多样性。我追求以“现时”观照“彼时”,并享受摄影带给我的乐趣。

莫高窟第25窟龛内西北角,1908年以后佛像被重新妆饰,并新塑了弟子、菩萨、瑞兽

上书房重摄的过程一定是痛并快乐着的,您遇到过不少困难吧?

孙志军:遇到过不计其数的困难。大家都知道,斯文·赫定是丝绸之路上鼎鼎大名的探险家,他是1934年去的莫高窟。他摄有一张著名的莫高窟九层楼的影像,我经过几次对照片的摄距、视角、比例等技术因素的还原对比后,发现拍摄这张照片是用了一个200毫米的镜头。我反复观察太阳在九层楼上的投影,断定他差不多是在11月5日至10日之间、上午9时50分到10时这个时间段拍摄的。各种细节叠加在一起,完成一张摄影作品或者说完成一次文物的对比拍摄,需要漫长的时间。

我花了最长时间的一次“重摄”,并没有成功。伯希和探险队拍过一张第130号洞窟一带的外景照片,我至今都没有还原他当年拍摄的角度。因为今天拍摄的地面比过去拍摄的地面低了将近5米,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高度。   


莫高窟第395窟今昔

上书房我比较好奇的是,每当您拍出一张跟100年前的影像资料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孙志军:这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我是在跟当年那名摄影师对话,有的时候甚至感觉那个摄影师就站在我旁边,我们同时在观看,同时在注视着拍摄对象。

文物摄影师在某种程度上担当的就是“历史的揭秘者”这个角色。每当有一个摄影新发现时,我的感受可能不亚于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发现。

上书房这是支撑您做敦煌摄影这件事一做就是37年的动力吗?

孙志军:可以这么说吧。我是1984 年考进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我被分配到了资料室摄影组学习摄影,那时候摄影室很小,人也少,隶属资料中心。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莫高窟从事文物摄影,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多么幸运。 

2000年,我参加了樊锦诗、王旭东主持的国家文物局研究项目“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任务是用摄影图片反映敦煌和莫高窟千百年来的变化。这是一次极大的专业挑战,因为反映“演变”,就要求我的摄影从二维平面转向多维立体,除了技术的运用,还包括对史料的辑录和查证等。今天说起来简单,但当年把摄影和史料结合起来进行“演变”呈现,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种工作方法。

四年后,研究项目顺利完成,我们的汇报展览中,有蜿蜒于戈壁中的丝路古道的照片,有古代敦煌的“四至八到”(中国古代用来指土地界域, 表示四面八方所到之处和通往的道路)的说明,也有水源盈亏的丰富史料。

我对摄影本身有了新的思考———照片要能够讲故事,要有明确的主题,还要有纪实摄影的味道,我更愿意将其称为考古摄影。总之,摄影作品要能够传达丰富的信息。我逐渐发现,自己喜欢温和的、意味绵长的、有历史韵味的照片。

上书房您和莫高窟前辈们拥有一样的情怀,当年一脚踏上那沙漠和戈壁怀抱中的一小片绿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些年中您有没有过一些瞬间觉得枯燥,或有过念头想要离开?

孙志军:真的完全没有过。我在敦煌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当工作特别有压力时,每当遇到一些烦心事时,我都会去洞窟里,马上投入到对文物的观察上,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

敦煌太神奇了,一走进洞窟心里就静了,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我二三十岁时不会有这种感觉,时间久了才有了这种心情,即使是相同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反复拍,也不会乏味。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是用摄影技巧来表现什么,而是在跟古人对话,还原古人对信仰的一种追求,表达当代人对古代文化价值的一种认知。


“给佛拍照”是与时间赛跑
“数字敦煌”项目中,147个A类洞窟的数字化保存已全部完成,也就是说,莫高窟最优秀的作品已达到永久保存的档案级数据


上书房您的“重摄”作品按照石窟建成的时间自然排序,这是一种最直观清晰的方式吧?

孙志军:是的。公元366年,高僧乐僔开始开凿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此后的1500多年里,莫高窟的发展脉络清晰,可以分为“早期石窟”“盛期石窟”“中期石窟”和“末期石窟”,我在30多年前挨个看洞窟,492个洞窟大约仔细地看了三遍,这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童子功”。

“早期石窟”为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近200年间所造,这批石窟虽然至今仅存30余个,却清晰地勾勒出外来佛教的中国化道路。我编排第257石窟壁画作为这个板块的第一幅照片,它展现了早期洞窟的经典样式,颜色赭黄、青绿、褚白相间,线条粗朴浓重,风格雅致清脱;我还选了第263窟东南角的一组对比照片,画面右侧是北魏画千佛,右半部为西夏画千佛,彩色照片可见1943年剥出的北魏降魔变,黑白照片中的五代供养人像在彩色照片中已荡然无存,其中一部分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隋唐时期莫高窟达到全盛时期。我选的“盛期石窟”相关照片数量最多。画面中的塑像都是圆塑,造型丰满,风格以中原为主,还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壁画题材越来越丰富,场面宏伟壮阔,色彩瑰丽绚烂,艺术气息及技巧也达到空前的水平。注意第220窟的照片,这个窟是初唐开凿的,迭经中唐、晚唐、五代、宋、清重修。主室窟顶的残缺处底层露出了初唐画千佛等图案。西壁的唐朝塑像都经过清代重修。与1908年照片相比,北侧菩萨左臂缺失,南侧菩萨左手姿势不同,且主室北壁图案亦有不同。这是因为此窟在宋代被重绘壁画,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剥去四壁上层壁画,才使初唐艺术杰作赫然重现。


莫高窟第27窟今昔对比

到了中唐、五代和宋时期的“中期洞窟”,多为改建、重绘前朝窟室。从晚唐到五代,壁画沿袭晚唐的风格,但表现形式不如以前,技法也显得有些倦怠。第459窟的今昔照片简直千差万别,这个晚唐洞窟在1908年的照片中有三身天王立像和一身菩萨,应是晚唐所塑,如今都佚失无存。

“末期洞窟”在西夏统治敦煌的近200年里,不但对旧窟时有修复,同时也屡开新窟。那时推崇的审美以石绿赋色,洞窟上有蟠龙藻井、曼陀罗窟顶,下有团花、串花等,我在无数次的观察中感受到,夕阳余晖中的莫高窟依然不失灿烂。

上书房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种技术可以阻止莫高窟的消失,这是您参与“数字敦煌”项目的初衷吗?

孙志军:可以说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修缮、保护莫高窟的同时,也留下它珍贵的影像。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提出用计算机技术存储敦煌壁画的构想,目的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而且率先在国内文博界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

2006年,敦煌研究院将摄录部更名为数字中心,这不是简单地换个时髦的名字,而是体现了我们在“大保护”理念下摄影工作的与时俱进。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摄影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之前对洞窟的单一画面拍摄转变为对洞窟的全景式拍摄。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260多个洞窟的全景式高分辨率数字摄影,每一平方厘米壁画都被我们拍了下来。要知道,莫高窟的洞窟完全依崖壁开凿而成,壁面全然无规律地起伏,要真实、完整地拍摄洞窟中的所有内容,真是困难重重。


莫高窟第459窟今昔对比

上书房:我们看到的数据很振奋人心:截至2020年,敦煌研究院共采集高精度洞窟数据220个,石窟全景漫游节目制作210个洞窟,档案底片数字化5万余张,文物数字化数据总量超过300TB。

孙志军:是的。在莫高窟的492个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里,有147个洞窟属于A类洞窟,其数字化保存已经全部完成。也就是说,莫高窟最优秀的那批作品现在已经拥有了当时樊锦诗院长想要的那种永久保存的档案级数据。

现在游客在敦煌莫高窟还可以通过手机体验虚拟数字内容与莫高窟实景融合,看到《九色鹿王本生》图中的鹿从台阶上款款走来、飞天从空中缓缓飘落、大佛闪着金光等,更加清晰地欣赏到精美的、动态的石窟壁画彩塑艺术。

每次谈到这些,我都想起老一辈敦煌守护者们。常书鸿先生说过,如果有来生,他还愿意做常书鸿,还愿意去莫高窟工作。我们今天能够安心做一些事,是因为昔日那些老先生创造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我们始终心怀感恩,我们要把莫高窟留给子孙后代,要用各种方式唤起大众对文物保护的关注。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孙志军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



栏目主编:顾学文
题图为莫高窟第154窟北壁
本文图片均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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