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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访谈录⑪】刘遂庆:奔着“城市建设”考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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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畅 2022-01-16 06:27
摘要:做环境保护的人更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上世纪80年代,刘遂庆曾两次公派前往英国。那时候出国进修是件新鲜事,国外在环境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成果让他眼界大开,也坚定了把更多经验带回中国的信念。

回国后,他积极参与和推动同济环境学科建设,促成了多项中英、中欧水环境相关研究合作项目,特别是在他担任环境学院院长期间,提出环境学科“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发展目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建立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使同济环境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在现代化和国际化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采访尾声,刘遂庆从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材料给记者看。这是他这几年写的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和建议,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传到了市长信箱。现在距离他从同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退休,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里,刘遂庆仍然在关心国家和上海的环境问题。在他眼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所有环境人的初心。

人物档案

刘遂庆:1946年生于河南洛阳。曾任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同济让我大开眼界

:您是河南人,当时为什么选择来上海读书?

刘遂庆:我老家在洛阳下面一个县里,当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1965年全县只有99个高中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高考那年全国招收16万名大学生,当时我填报了上海和北京的大学,还报考了飞行员,但因为身体条件没有完全达标,没有成为飞行员。

我报考同济大学,填的志愿是城市建设系,给排水专业是下面的一个专业。实际上也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向往城市,这样奔着“城市建设”四个字进到大学的,想要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建设我们的国家。当然,来到同济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对于我来讲应该珍惜一辈子,也是我后面学习、工作的起点。

:当时同济的校园氛围是什么样的?

刘遂庆:同济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大学校园,一切都很新鲜。那个时候在校园里见到了外国留学生,见到了教授,这让我大开眼界。当时提倡艰苦朴素,大家穿的衣服很简朴,每天五毛钱吃同济食堂,觉得是很好的待遇了。校园里面有文工团,很多同学都爱唱歌跳舞,文化气氛也很好。

我们给排水专业的学生比较活跃,同济是工科学校,大部分都是搞力学、土木建设、土木结构的,他们搞的是硬件,偏向研究结构上的问题,我们专业是配套的设施,偏重水文水力学及化学生物学。我觉得,这是比较文气、知识面比较宽厚的一个专业。

正规上课只上了一年,就遇上了“文革”,对人才的教育和培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我总觉得学到的知识不系统、不全面,对专业的认知也很欠缺。我在这个时期经常主动去书店找书看。我原来学俄语,那时候自学了一些英语和日语,这对我后来考研究生是一个铺垫。

毕业分配时,我是很幸运的,被分配留校当了老师,后来给工农兵学员上课。那时候,学校学生不多,我们留校的青年教师有很多机会和老教授们一起工作和学习,得到了继续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

其中,我和我们的老校长李国豪教授就有不少交集,我们经常在游泳池里一道游泳。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我一直记忆犹新。70年代初期,有一次学校统一换发新的借书证,教师可以自己选取四位数的借书证号码,我立刻就去图书馆挑选借书证号码,为了记忆和书写方便,我提出要“1111”,管理员一查说不行,你要不着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已经被李国豪教授要走了,你只能要“1112”。一想也对,李校长是一级教授,四位数全是1当然适合他,我说那我要“1110”吧。就这样我和李校长的借书证相邻了许多年。

:后来您为什么选择考研究生?

刘遂庆:后来恢复高考,接着恢复研究生招收。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上海户口,分了房子,有了家庭和小孩,要是去读研究生,很有可能会分配到其他城市,可能就不能回同济了,而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又是那样宝贵。因此,这个选择对我而言是有一番犹豫的。

为什么要考研究生?我在工作中感觉到“文革”对系统学习的损害,这个是不能不补的,如果不补,一辈子都会感觉有一个“大坑”在身上。为了让自己能够真正胜任教师的工作,就应该去读研究生。我的夫人非常支持我,她说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读研究生,就是上进者,将来即使不留上海,我们可以一起去任何地方。

于是,我报考了我们的副校长、给水排水专业奠基人杨钦教授的研究生,从事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与运行最优化研究,是全日制的,住进了校园里的学生集体宿舍。跟随杨钦教授,我在专业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弥补了“文革”当中的缺失。幸运的是,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同济继续执教,并继而被国家教委选派公费出国留学进修。

刘遂庆参加国际会议

出国进修是为了回国贡献

:后来您去国外进修了两次,能谈谈这两次的经历吗?

刘遂庆:我第一次出国是1984年11月份,是教育部公派进修生,去英国两年。当时感受很深,觉得我被国家挑选出来了,我要为国家去多学习一些东西,将来能够回来给国家贡献力量。

到英国以后,中国大使馆教育处派车去机场接我们,又让我们在使馆教育处住了10天,然后再各自去找自己住的地方。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20英镑,租房、吃饭、买日用品都从这个钱里出。我在国内的工资也就60元人民币,在英国每个月220英镑,足足有几十倍。当时国家也不富裕,体现了国家对留学人员的支持和报效国家的殷切期望,我们是充满使命感的。

我进修的学校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语言还是跟不上,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些提高英语的规矩,第一条就是第一年一定找个外国人合租。于是我找了个以色列人做室友,锻炼英语口语,他还教我怎么吃西餐,怎么使用刀叉,也学了不少西方的文化。

第二条就是学习上要去寻求科学研究的机会。后来我到伯明翰大学参观学习,认识了该校讲师弗可纳博士,他邀请我参加一个水环境数学模拟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的科研项目,我就转到了伯明翰大学,开始和他一起合作研究。两年进修时间到了,但我们的科研还没有完成。弗可纳博士就给同济大学写了信,希望同济能够延长我在英国的停留时间,同济也同意了。但是超出的时间大使馆不再给予经费支持,弗可纳博士从科研经费中支付了我4个月的生活费,后来我们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1987年3月我也及时回国了。

回国以后,我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同时保持了与弗可纳博士的交流联系。我们分别向伯明翰大学和同济大学建议建立校际合作交流,签订一个国际合作学术交流协议,得到了英国政府文化委员会的支持。合作形式是双方互访和学术交流,派代表团到对方国家和学校讲学和交流。双方来回有十五六人次互访,弗可纳博士被聘请为同济大学的顾问教授。与此同时,我与弗可纳博士又联合向欧盟申请了一个中欧合作项目“中国-欧盟‘水资源与水环境计算机数学模拟’合作研究”,欧盟资助项目经费30万英镑,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科研项目。弗可纳博士被英国布拉尔福德大学聘为教授,我也因此于1990年3月第二次去了英国,到布拉尔福德大学担任欧盟项目研究员,由项目经费发工资,每月1300英镑。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国际合作项目,我个人的学科专业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两次出国的经历让我和弗可纳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我们都退休了,但经常通信问候,交流工作及生活各方面的情况,继续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我完成中欧合作项目后回到同济大学,我们学院里面正好院长换届,当时学校领导推荐了我,后来就做了学院的管理工作。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水环境这方面的科研能力跟英国之间差距大吗?

刘遂庆:差距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不久,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的污染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国外去学习,我和弗可纳教授一起做水环境数学模拟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开发,我还做了长江口的水环境模拟,能够预测针对这一水环境能采取什么措施,能达到什么效果。我在研究生的时候跟我的导师就做给排水工程的计算机模型,后来再到国外去继续学习了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您参与或主持过的科研项目里面,花了大力气、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刘遂庆:在国内的城市供水和排水方面,第一批国家“863”高技术研究项目做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是同济大学和上海的自来水公司共同主持编制的项目计划书,共同完成的。这是国家级的项目,我们做了三年,对上海的供水水质的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引领效果。

在国际合作项目方面做的项目和成果比较多一些,比如和弗可纳教授的中国-欧共体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我在国外执行了三年,后来把这个软件带回国继续科研工作。2002年,我们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跟芬兰农业食品研究院一起,再次成功合作中国欧盟科技第五框架项目“城乡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2005年完成项目。还有一个我主持的中法合作项目,分别由中国科技部和法国科技部资助,研究城市水体污染防治,包括崇明东滩的湿地保护,和法国专家一起进行了三年合作科研,完成了合作内容。

刘遂庆参观伦敦大学伊文思教授实验室(1985)

重点大学要以科研为标志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济环境学院的发展。

刘遂庆:如今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上下水道系及1981年成立的环境工程系。上下水道系是给水排水专业最初的名称,中国最早只有清华、哈工大和同济三所学校有这个专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环境问题都逐步显现出来,我国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到大学里面去推动环境教育和科学研究。于是,1981年同济大学成立了环境工程系。

我们和国家环保局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当时环保局来同济调研,希望能够帮助研究更多环境科技问题,国家环保局所需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可以在同济落地。后来,国家环保局在同济成立了“一个所、两个中心”,分别是国家环保局研究所、国家环保局干部培训中心和国家环保局设备检验中心,都是冠以“国家环保局”的名头。

1988年,在国家环保局的促进下,环境工程系改名为环境工程学院,相当于把给排水专业、环境工程专业和“一个所、两个中心”全部整合在一起,也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学院建制的环境教育和科研学术机构。1998年又正式更名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如今学院设有市政工程系、环境工程系、环境科学系三个系,还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您在担任院长期间很重视科研项目的开展?

刘遂庆:一个重点大学就是以科研水平为标志的,我们是研究型大学,要在科研上面引领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作为院长,要时时刻刻盯住这个东西。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学院的学术水平要“国内领先、国际知名”。

当时还不敢讲“国际领先”,而是希望能先“知名”,让国际上能知道同济大学有一个环境学院。后来,这个思想也慢慢扩展,尽量搞好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后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

: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同济大学共同建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UNEP为什么选择了同济?

刘遂庆:我一直希望同济大学的环境学科能够为世界所接纳。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和环境署主任克劳斯·托普弗是德国人,同济一直跟德国的关系很好,所以1998年托普弗主任来访上海的时候,就提出访问同济大学。访问当天,校长接待,我也参加并介绍了同济大学的环境学院,并当场呈给他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非常希望同济大学能够在全球环境保护事业中有所贡献,如果有可能的话,提议联合国环境署可以和同济大学成立一个联合学院,培养国际环境科学人才。

看到这封信,他表示很有价值和意义,同意就此开展探讨。后来在国家环保局的推动下,四年以后最终做成了,成立了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它的目的就是培养全球的环保科技和管理人才,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做科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机构成立以后,联合国环境署在这里组织了很多国际活动,同济大学把自己的研究生教育开放给国际教育,我们已经为国外培养了545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有1/3是来自非洲,还有东南亚、中东、拉丁美洲等,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同时,同济大学也会派中国学生到联合国环境署去实习。另外,我们还跟国外的大学有很多联系,每年有20余所国外大学来参与这个合作项目。

托普弗博士自联合国卸任后,又多次来到同济大学,继续支持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发展,在中国成立“克劳斯·托普弗环境奖学金”,加强与中国环境保护合作,宣传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成就。2006年以来,托普弗博士先后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奖、中国政府友谊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已经成为中国与联合国及全球环境保护合作的一座桥梁。

刘遂庆与联合国副秘书长托普弗博士交谈

:您认为学院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刘遂庆:我们一直追求的是培养在环境科技和管理领域高层次人才。环境科技是环境工程技术问题,而环境管理是理论体系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环境产业化问题。

正如我们上天要有飞船,运载要有火箭,解决环境问题要什么?我们要处理水,就要用各种化学、物理技术,要有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材料。这跟我们整个科技水平发展是相关联的,这就需要我们大学里面的科研人才去找到更好的材料,设计更好的设备,并把这些技术进行更好的转化。因此需要有献身精神,有创造力、创新能力。

:如何转化科研成果很重要,这方面环境学院做了哪些工作?

刘遂庆:我们有不少的科研实验室,有很多国家级的项目,这些东西要真正落地就要产业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控制国家实验室是跟南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以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目标为导向,为国家的企业技术提供支撑,把它设备化、产业化、应用化、工程化。

我们学院还有一个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就是搞科技成果转化,把技术问题变成工程问题,进行社会推广。我们的学科发展跟国家的环境科技和环境产业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这就是重点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角色,也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角色,同济环境学院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退休以后这几年您都在做什么?

刘遂庆:因为之前在学院里工作还是挺忙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却静不下心来做,退休以后可以认真做一做。

我自己在家里开了个工作室,继续我的专业软件研究和开发,做水环境模拟计算软件编制。我申请了几个给排水管网优化设计和实时模拟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也申报了上海市的科技奖。有了一些成果,等真正有把握了,我会把它放到原来我的课题组里面去。

还有一个我长期做的事情,就是关心国家的环境保护,特别是上海。为此,发表了一些文章,探讨城市如何防治污染和内涝,关注上海的一些重要环境工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投身环境学科的学子们,您还有哪些嘱托和寄语?

刘遂庆:爱护环境,要与自然和谐,守护我们人类的地球生存空间。我们在做环境保护工作的人更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变成我们追求的高尚目标。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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