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1年初，为防疫需要，黄浦区贵西小区曾暂时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很快，小区解封，人们的生活如常。

这一段小小的波折，将众人的目光一度聚焦到南京东路街道的这一街角。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内藏数条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的老式砖木结构里弄的区域，并不如上海那些著名的地标街道这么传奇，也没有网红会特意来光顾打卡。但就像一座宝矿一样，深挖下去，竟然充满了故事。或者不如这么说，上海任何一条街道看过去，都是一部可阅读的历史书。

在今日贵西小区西北角，曾有一家上海自来火公司。在寻根问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原来上海使用煤气并着手建造第一家煤气公司，可以追溯至同治三年（1864年）。1865年底，上海街头亮起了煤气灯。一同被点亮的，还有上海的夜空。1882年7月晚间7点，第一批由上海电气公司供电的弧光灯在上海街头亮起。这也意味着上海进入了电灯时代，这座城市开始有了“不夜城”的美名。

杨浦滨江

可以想象，1907年，当12岁的浙江定海少年周祥生两手空空第一次站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一定也感受到这份亮度带给他的震撼。原来夜晚也可以璀璨，原来人力也可以延长日光。为了谋生，小周起先在外侨家当杂工，后来进饭店当服务员。善于学习的他与充满机遇的上海互相成就。当周祥生开始熟悉一些出租汽车行老板和司机后，1919年，他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辆900元的日本制旧汽车，雇了一名司机，开始经营出租汽车，不到两个月就将购车欠款还清。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成就了祥生汽车出租公司，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成为上海最大规模的汽车出租公司。而这家汽车出租公司的办公场所一度位于今天贵西小区的东南角，与自来火公司呈对角线。

 这是上海这座城市里无数传奇浪潮中的两朵水花，却如一个生动的剖面，体现了上海强大的吸纳能力和迷人的舞台魅力。

就在周祥生开始经营出租汽车两年后。1921年的夏天，还是在上海，还是7月，还是一个夜晚。在贝勒路、望志路交叉口的树德里，也是一盏电灯悄悄亮了。灯光，照亮了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们的脸。为中华民族照亮了前途命运的一盏灯，在上海点亮了。

这些即将改写历史的人从各处来到上海。有从海外来的，从内陆来的，沿长江来的，坐轮船的、坐火车的、坐汽车的……一大代表们使用各式交通工具奔赴而来，成为当时上海港口城市枢纽地位的一个写照。他们中间，有没有人曾坐过周老板的祥生出租车呢？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轨迹，都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交汇。那些在上海的路灯下疾步行走，渴望追寻真理的先行者的回忆片段中，或许会有上海街头祥生出租汽车在身边开过的场景。

在祥生汽车出租公司的东面，贵州路北京路交界处，1933年，开建一座名为金城大戏院的建筑。这，就是今天黄浦剧场的前身。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此首映。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此唱响并迅速传播。

周公馆

2

也是在1921年，21岁的浙江人曹聚仁来到上海。这位后来活跃于文化界成为著名报人的年轻人，当他第一次来到今天上海大世界门口即西藏路、延安路口时，发现这条曾经是洋泾浜的河浜，已经成为通衢。

填平洋泾浜的工程于1914年动工，1916年筑成宽阔马路，起初名为爱多亚路，后改名“大上海路”。洋泾浜周边商铺云集，在中外商人间，产生了一种用中文语法和英语读音通行的新语言。这是一种体现城市海纳百川和灵活变通智慧的交流方式。据说，萧伯纳访华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洋泾浜英语颇感兴趣：“余信此语或将成未来之世界语。”

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的年轻文化人里，还有比曹聚仁年长5岁的郑逸梅。在苏州念书的他博闻强记，博览群书，到上海后他一边任教，一边以报刊“补白大王”闻名。补白，是报刊铅印时代特有的产物。由于当时稿件均以毛笔或钢笔在稿纸上手写，再交由排版工人排版。有时难免在文章到位后，版面上还出现一块“天窗”。能否在短暂的时间内，以规定的字数不多不少地填满这块“留白”，无疑是一种镣铐之舞。郑逸梅满肚皮的文史掌故，化作报刊上的寥寥数语，短小精悍，以少胜多，用信手拈来的补白随笔小品为报刊救场，驾轻就熟。

国棉九厂旧址

书生不是建筑设计师，没有砌砖架梁的能力，上海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矗立起各种建筑，都不是文人建造的。但文化和艺术，赋予上海的建筑以灵魂。使得一幢幢房子、亭台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空间，而且是城市魅力的容器。曹聚仁和郑逸梅都在上海报界工作，都曾侧身陋室，后来也都在上海安家，曹聚仁的子女都在上海长大成人，而郑逸梅在上海度过了四世同堂的晚年。

大教育家陶行知，也将自己人生的重要节点留在上海的报纸上，并将人生理想寄托在宝山。

此前办学理想屡屡被当局打压的陶行知，创作并在《申报》连载小说《古庙敲钟录》。他以敲钟工人自传的形式，讲述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小说问世后，陶行知在1932年起草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并成立了乡村改造社筹备会，决定筹备创立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工学团。他选择远离上海热闹的市区，在宝山大场成立山海工学团。学生上课学习书本知识，课后参加团体生产劳动。从山海工学团走出来的“小先生”离开书斋，去向更多国人传授知识。在山海工学团诞生的第一代“小先生”中，日后涌现出许多栋梁之材。

时至今日，斯人已去，但以行知先生命名的道路、站点、公园、学校，还在持续传递着先生育人求真的火种。

远眺陆家嘴

3

我们建造这座城市，也一直为这座城市所塑造。

 即便你两手空空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只要你从上海任意一条街上走过，这刹那，就是和无数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在时空中手挽手、肩并肩。你的开拓就是他们的开拓，你的思索就是他们的思索。无数人曾为你的到来做了准备，他们的努力是为了你今天有努力的机会，他们的建设是为了你今天有建设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奋斗者在上海是孤独的。

2021年岁末，在上海久负盛名的文化用品一条街福州路上，23岁的上海书城暂别读者进行装修，成为城中的新闻热点。一时间，无数作者、读者和爱书人来这里与它道一声再会。

时光往前推约100年，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的大约位置在中和旅馆，位于福州路和湖北路交界处的小旅馆、浴室和书场的密集区。就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店面里，发生过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

1929年8月，陈毅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要求，起草了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陈毅正是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区域，当时地址为大新街上的新苏旅社内起草了来信。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多伦路

老南市梓园

时光更迭，昔日的小旅馆今日已经踪影难觅。上海书城装修的同时，曾经在上海书城楼上办公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也在今年搬迁至闵行区号景路159弄。

根据考证，《七宝镇志》记载，号上村是一个古村落，位于蒲汇塘边上。历史上，蒲汇塘、横沥港古河道两岸市井繁荣，甚至可以追溯到南宋韩世忠在此驻扎，厉兵秣马。世纪出版集团的老师翻阅《说文解字》，考证出此处“号”字原本写作“”，是一种土制容器。形制大概接近“鍪”（古代的一种锅），即大口细颈，口有唇缘，鼓腹圆底。号上村附近，曾经是做“”的作坊，后来逐渐演变成用这种制作工艺命名的自然村落，“上村”由此得名。昔日兢兢业业的制陶工匠与今日匠心独具的出版人并无交叠，面对需要静坐板凳的工作，应有会心。

回望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城市，江河湖海流动，地面建筑更迭，生产方式巨变，但记录这座城市所用的文字含义变化不大，路名和建筑的名字里，依旧留着历史的痕迹。只要你留心看，变化或许是这城市里最大的不变。但无数的变化又沉淀下吉光片羽，以一种赓续的方式传递着城市深层的文脉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