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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访谈录】“网红科学家”潘际銮:国家需要什么,什么难,我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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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21-12-26 09:03
摘要: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最知名的移动焊接机器人是我的机器人

【人物小传】潘际銮,1927年生,焊接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昌大学校长(现为名誉校长)。早年保送进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进入焊接领域,成为学科奠基人、国际级泰斗,为我国核电站、高铁、航母等“国之重器”作出重要贡献。2016年因骑自行车载夫人穿行清华园的照片成为“网红”。

一·枪法

十多岁时,潘际銮被同学一致推举,在集体教训一位总欺负人的大个子时,负责迫不得已时的手枪射击。因为他枪法最准。

对方“大约是三青团的小头头”,次日带来两颗手榴弹,放在学校宿舍床头,以示不善罢甘休。

因为潘际銮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校方最后决定,不了了之。

二·奇遇

1937年,十岁小学生潘际銮在九江读五年级,六岁小女孩李世豫随家人从南京逃难到九江,随后就读的那所小学,校门就在潘家对面。

然而,他们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相识;直到1991年,才在回乡怀旧中,得知当年仅隔一条马路,而且李家当年住房,还是潘父代友管理出租的。

一贯严谨、不事张扬的潘老也不禁自叹:“我与妻1950年方相识,50多年后才知道,十分稀奇。”

两人上的小学,后又合并为同一所小学。2008年,“夫妻校友”同被邀请参加百年校庆。

2016年,85岁李世豫坐在89岁潘际銮自行车后座,少女般张开双臂穿行清华校园的照片,一下打动无数网友。人们跟帖留言:“又相信了爱情。”

三·网红

与这张照片一起,一篇“九旬科学家科研成果价值千亿无人知晓,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热门文章,及一段在央视《朗读者》节目朗读《告全国民众书》的视频与采访,让潘际銮迅速成为“一生只为一事只爱一人”的网红。

一事,指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辈子一头扎进焊接这一件事,成为学科奠基人、中国第一人、国际级泰斗,为航母、高铁、核电站等众多“国之重器”作出突出贡献。

记者问:如果当年没做焊接,会做什么?

他轻声答:“国家需要什么,什么难,我就干什么。当时选择焊接,也是这个考虑。”

四·硬骨

年届九旬,他依然常去工地,继续优化已经啃下来的“硬骨头”——“全世界没人做出来”的移动焊接机器人。

楼下一间实验室墙上,挂着他写给团队的几句话: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团结合作,共同战斗;只求贡献,淡泊名利。

他说:“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

平日里,儒雅,潇洒,谦谦君子。专业上,爱啃“硬骨头”,敢啃“硬骨头”,只啃“硬骨头”。选择时,爱国、为国,将自己与国家需要紧紧绑在一起,什么难就干什么。

那个敢于持枪为同学出头,且枪法最准、技术精湛的少年,九十多年始终从骨子里透出的一股劲,正是民族、国家百年精神的写照。

五·大难

十岁小学生潘际銮,生活在日机轰炸下。“飞机飞得很低,时常用机枪向人群扫射。有时三架,有时九架,有时二十七架,昼夜都来。”

家里特备小船(九江三马路每年涨水季路上积水达一米多深,潘家一楼近半米深,潘父上班坐小船),警报响起便上船划向空旷湖心。一次炸弹落在水里爆炸,湖水激烈动荡,几乎全家覆没。

1938年,潘父下决心全家逃难,带上饭锅铺盖,用砖头堵上家门,从此再没回过。九江火车站满是逃难的人,潘际銮看着祖父从车厢窗口被塞进去。

1939年,全家走了三个月去昆明。在株洲,爬上一列运煤火车,正值下雨,便打着雨伞坐在煤上。日机来了,大家下车奔向田野,敌机机枪向下扫射。在衡阳,走在街上,日机来了,赶紧躲进人家屋檐下。住进旅社,日机又来,三楼直晃,祖父吓得躲进桌下。

这时,潘际銮和表哥又同时得了伤寒病,高烧昏迷不醒,“如何到桂林已不知,只感觉父亲背着走”,到柳州高烧才退。

抵达昆明,为躲日机轰炸去了乡下一所中学就读,一路要翻三座山梁。有次翻山时天已黑,狼群嚎叫着出现在附近,“非常恐怖”。

更危险是有天大雨山陡路滑,为抢救被风刮跑的伞,潘际銮和二哥一起掉进湍急的洪流。“我已经昏迷,但是还拉住二哥的手,沉浮好几里往下游冲去。这时非常巧,有几位农民拿着很长的竹竿,在河边干活,看见两个小孩子被冲了下来,赶紧用竹竿捞起,还送到几里外的学校宿舍,帮我们换好衣服就走了。”

潘老感叹:“我们那时很小,连谢谢都没有说。那几位农民憨厚朴实,品德高尚。他们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不会忘记,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六·书桌

颠沛流离,潘际銮一度无法上学。家庭经济困难,他去云南乡下路边一家易隆整车厂做临时工,负责登记仓库材料零件进出。有张桌子,潘际銮把中学课本放在抽屉里。就这样,自学了高中一二年级的书,觉得“读书很有趣味”。

一夜突然枪声大起,早上同事出去,见远处死了一些人。原来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带了车队和武装走私,被国民党政府杜聿明部队拦路截住,发生枪战。

华北之大,云南之远,都“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七·活着

“我一生不求名不求利,只求贡献。我给团队题的词也是这样,淡泊名利,只求贡献。有贡献就行了。”

“多少万我也不感兴趣。这是人生观的问题——求什么。我现在很兴奋的,还是我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工程上越用越好。”

“我从小就这样,和家庭教育有关系。父母从不鼓励我奔当官、搞钱去,就是老老实实,解决实际问题。我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做过铁路站长,有权利调动车子,很多人送钱,他一分钱不要。”

“我总觉得一个人,一辈子,活这么几十年,做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在活着的期间,做了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欣慰。如果我平平淡淡过去了,就关心拿了多少钱,做了多大官,我就不欣赏那个。”

“我中小学念了不到六年,都在逃难,中间还做小工,临时工。大家说我从小就是学霸,我想了想,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其实基本都这个类型。我分析,第一,父母的表现和影响。抗战时,全家老小十口人,走到哪逃到哪,维持生活就很难了。但他们非常勤劳也非常正直。我父母从来没跟我说,你好好念书将来要如何如何,就是说勤奋是很重要的。第二,我们家境很困难,没饭吃,挖野菜。我们非常团结,都是大的带小的。我跟哥哥漫山遍野去摘蘑菇,采竹笋,搞吃的。我每天下午去山上砍柴,背回家生火烧饭,新鲜树枝烧得满屋子都是烟。我十四岁从乡下挑水果走很远去卖,要走几十公里,家里车费都出不起。这很辛苦啊,就体验了人生的苦。那时就自觉地自己要学。”

“我不止一次看到日本飞机天天炸,飞得很低,制造恐怖,用机关枪看着地下的百姓扫射。这时要赶快散开,散开它一个一个更打不着……”

八·棒喝

兵荒马乱中,潘际銮以全省第一名,保送西南联大。第一次期中考试,破天荒有门课不及格。

课上讲的内容,明明都搞懂了,为什么?一研究,考了很多课堂外的内容。从此懂了,学习要有自主性,自己要去拓展、融汇、钻研。于是每节课后去图书馆借很多书,结合老师讲的,一个个专题钻下去,钻深钻透。

“我大学念书念得很好,门门课考第一。中学小学也是。这是第一次考不及格,给我很重要的教育。原来在中学学习很死板,老师讲什么学什么。这一棒子把我打醒了,要自己学,自己钻研,‘师傅引进门,修行在自己’。就像现在我们谈话这个办公室,我把你从门引进来,这里头的书,你自己去翻,你自己去学习,想学什么学什么。我后来在南昌大学当校长,也提倡这个。对当前的学生来讲,都应该这样。”

这是西南联大真正给潘际銮上的第一课。

九·泳姿

潘际銮所读的西南联大工学院,老师们立志“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要达到抗战前的水平”,要求特别严。

他说,全校各院都严,工学院是因为数学、物理特别难,常常三分之一不及格。及格了,才可接着选修力学、电工。再及格了,才可学机械设计。每一步都很严。

同时又很“宽”。“不及格的,可以重修再念一年,还可以转系,双方系主任同意就行。还可以暂时休学。学校实行学分制,一个学期最高可修32个学分,最少要修16个学分,根据你自己的学力去选择。分层教学,教学制度是非常宽松的。但一旦选了,要求又非常严,不达标就不及格,再来又不及格,不念了你就走吧。”

潘际銮感叹:“西南联大这个做法,既宽松,又严格,还自由,真正去发展学生不同特长。所以毕业生才3800多人,可是出了很多人才,而且各式各样,不是一个模式。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自由得很,人尽其才。我有什么才能我就搞什么专业,哪个老师好我就跟哪一个,我想发展哪方面就可以去发展。”

他说,对西南联大“我也就体会这个”。

后来1993年出任南昌大学校长,他着重发表过一个意见:“一个人上学念书,就像游泳一样。用哪种姿势,怎么游,什么速度,不必强求一律。只要能游到对岸,就行。”

十·茶馆

1994年9月入学的南昌大学新生们,暑热未消中听说了两件事:一,江西省政府把装空调的钱省下来,给南昌大学师生们办学用;二,校长潘际銮去了学校周边的台球游戏室,实地查访学生数量。

南昌,“四大火炉”城市之一,炎夏漫长。江西,新中国成立近半世纪一直处在“三无”窘境——无重点高校、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高教人才短板严重制约发展。

1993年,原江西大学和原江西工业大学合建南昌大学,“开创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与工科大学合并先河”。省长吴官正和分管副省长黄懋衡“三顾”清华园,请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潘际銮“出山”。红土地穷,但咬牙支持。吴官正向外表态:“我不懂教育,一切问题听潘校长的。”

潘际銮狠抓学风。

“学分制”“淘汰制”“滚动竞争制”,三制联动,动真格的:跟不上先试读,再跟不上退学;公费可降自费,自费可升公费。

一石激浪。“从没听说进了大学还退学的。有家长反对,我说,怎么办?吴官正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实现淘汰制,如果淘汰下来的,确实有困难,我给他安排工作。”潘际銮感叹,“我一听就很好,他下了这个决心。后来学风是变了。在南昌大学做的工作有成效,跟他的思想有关系。能把南昌大学整顿出来,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1996年,南昌大学一举通过“211”预审。2002年,南昌大学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大学,从此告别半世纪“三无”。

同年,75岁的潘际銮离任,成为名誉校长。

他为提升江西科研能力,一边当校长一边当导师带教学生,明确告知对方:必须“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在校学习时被锤炼过的学风,会变成走上岗位后工作时的作风。一位1994年入学的新生,工作20年后深深感悟:当年被潜移默化深植于心的那些理念——实干、勤恳、认真、拼搏……一路帮自己走了很远。

时间在不断证明潘际銮当年的话:“抓投入不如抓学风,抓学风是最好的投入。”

上任伊始就去查看学校周边的台球室,是因为他脑海里深深记得:当年西南联大学校周边,茶馆里满是自觉看书的学生们,成为一景。“非常用功,不说话,就是看书。点一杯茶是给老板一点钱。西南联大这个学风啊,还真是不容易。”

他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也就在那时。

十一·歌声

记者:您说当时老师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国家强大起来。具体有什么事例?

潘际銮:不是事例,是思想。念大学以前我很勤奋,这是肯定的。进了大学以后,人慢慢懂事了。当时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存亡不定。我从江西逃出去,还能不能回来,不确定。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不要亡国,所以勤奋念书。目的呢,希望救国,希望抗日。毕业以后就是怎么为国家服务,需要什么我干什么。

我老说,那时候唱的两首歌,代表我们的思想。第一首叫《松花江上》,第二首叫《毕业歌》(潘老唱了起来)。大学期间,可以说一种爱国、抗日救亡的思想,成为学习目的。后来,勤奋也有这个成分,自觉了。

你想一想,在昆明,我们都是难民。我们逃到昆明以后,日本人打到贵州,快要到昆明的时候,我们逃到滇西去了。然后日本人又打到缅甸,打到腾冲,我们又从滇西跑回昆明,还准备日本人万一打到云南,我们到西昌去。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也可以说,对我们是一种无形的教育。爱国的教育是无形的,你没有国家还有什么,你还能干什么,还能回家吗?谈不上。

记者:如果不学焊接,您可能会是什么专业?

潘际銮:我是学机械的。不学焊接,我也会找一个非常有用的专业。当时中国最缺的是焊接,没人懂。机床有人懂,刀具有人懂,机械加工都有人懂,中国老的工业都有。唯独焊接,中国老工业没有,可以说一无所知。1950年我从清华被选派去哈尔滨学习,苏联派的导师是焊接权威,我翻了翻他的著作,觉得很有兴趣,就报了他的名。

十二·焊工

刚开始,连他太太都误以为:焊接只是“焊焊洋铁壶的活”。

一手创办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第一个焊接专业时,潘际銮在校报《新清华》特地登过一段话:“焊接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标志。焊接能节省原材料,坚固美观,简化工序,并能改善劳动条件。世界上约有一半的钢材需要焊接才能成为可用的产品,一辆轿车约有7000个焊点,一架飞机约有25万个焊点和250米焊缝,一个焊接的锅炉要比铆接的锅炉节省金属25%。想一想,焊接是多么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啊!”

记者念给他听,他一摆手说“记得”:“当时学生不愿意念焊接,我就写了这段话。现在不光轿车飞机了,焊接要求也更高了。1987年我去做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焊接,一点都不能有漏洞,而且厚度很大、钢材很大,都是非常难焊的。高铁的钢轨,要一点缝都没有,必须磨平、磨得很光,全国最后焊了66万处接头,一个问题都没出。航母,那么大一个东西,全是钢板焊接起来……”

细看他冲过的一个个难关——从万吨水压机,到我国第一台真空电子束焊机,再到第一个汽轮机大型拼焊转子工程,再到高铁、航母、核电站等——会看出一种“潘际銮模式”:总是任务十分艰巨,甚至有点超前;又总能成功破解,且都是原始创新。

是否有一套自己的原始创新方法论?

他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指导思想。”

当年做水压机,高压容器压力很大,钢板厚度需达200毫米,中国当时根本无法生产。“北京市委书记找我,说怎么办?我说我给你想办法。做不出这么厚的,我就拿现有钢板一层层包起来,8毫米的钢板包20多层。包一层,焊一层,最后做成了,也是一次国内首创。”潘际銮清晰地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看指导思想。我的思想就是:国家需要什么,什么难,我就干什么。不难我不干;难,我给你想办法干。工作不难,干了没意思。工作没用,国家不需要,干了也没意思。所以我给团队题词‘知难而进,勇于攀登’,难题我才去,还得攀得上。锦上添花我不干。干一个人家没有干过的,我才兴奋。难度有了以后,再去想办法,这是我的思路。否则,兴趣也没有了,创造力也出不来。”

这可能恰恰是原始创新最需要的一种状态。

这也是这位九旬老人生命之树长青的秘诀。“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宣传很多,我还是实实在在,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移动焊接机器人。它每一个应用、发展,我都感兴趣。可以说,我的生命是我的兴趣和我的成果支持的。我现在不感觉到寂寞,不感觉到无聊,因为我还有那个志向。如果我的机器走上世界,全世界知名,那是我最大的愿望。长寿的秘诀就是终身有个追求的目标,我还在追求我的目标。这个机器人还在初期,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最知名的移动焊接机器人是我的机器人。”

十三·蜘蛛

做移动焊接机器人,起于潘际銮一个心愿。

他很注重工程实际,经常走访工地,常见焊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焊接。爬得很高,很危险。高温下,光线强,烟尘厉害,不少人到四五十岁就有职业病。他觉得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大约20年前,他就形成了“一边移动一边焊”的移动焊接机器人设想。

但是,“爬行的东西非常复杂。为什么说是‘硬骨头’?要焊接的工程往往很大,这个机器人要在三维空间里头能爬,像蜘蛛一样墙上能走,天花板上倒着也能走。不掉下来就很难,还要能动,还要我能控制它,还要按照我的需求,焊缝在哪儿它要走到哪儿,最后还要成功焊接……这几个难关都非常非常难。”

潘际銮花了20年,先做出了爬行机,做到能不掉下来,再让它能动,然后是跟踪到焊缝那去,“最后做出来了”。此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到南昌大学再回到清华大学。

成功申请美国专利后,就此搁置。直到有位博士生看中,想方设法成立公司,产业化生产已数年。潘际銮说:“现在应用得非常好。许多重大工程都想用,因为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中关村论坛评选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国内外两千多个选100个最好的,我的就进了百强。这个‘硬骨头’,我算是啃下来了。”

他介绍说:相比扫地的、端盘子的“服务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解决的是工程问题,全世界长期只有固定式,如汽车工厂里那些来回动的机械手臂,这个“蜘蛛”是第一个移动式工业机器人。

“我看到迫切性,找一个焊工非常困难,大型结构往往要在野外作业,而且无论寒暑。”

在他看来,科研工作的导向很重要。

十四·导向

他搞研究坚持抓实际问题。

秦山核电站本来焊得差不多了,外国专家参观,一看,写信给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李先念转给总理,总理转给副总理李鹏。李鹏一看是焊接问题,就把潘际銮找去中南海,请他和核工业部部长实地查看。

“我是做焊接的,合格不合格,一看就知道。”潘际銮跟部长说,马上停工。

整个工地上千工人就此停了一年。所有焊接按他的规定重新做实验评定,合格才能上,一举解决问题。

做移动焊接机器人,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要解决大量工人的辛苦劳动,要解决国家需要攻克的难点,这就是我原始的思想。别人要有这个思想,也可以做这个。但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20年前就呼吁,不要唯论文,要真正把研究工作做到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国家需要的重大实际问题。”

在他看来,原始创新最需要的,“是人的观念,是导向”。

“我作为一个搞工程的人,作为一个教授,一直非常反对搞工程的人不搞工程,去‘唯论文’。像核电站返工、移动焊接机器人这种工作,我一篇论文也没有写。中央提出破除‘四唯’,这确实是中国教育界科技界一个重大问题。”潘际銮诚挚地说,“为什么外国人科学技术进步得那么快,特别是德国,做得那么好?科研工作密切解决实际问题。我大学毕业以后到清华当老师,所有工作都是工程,论文发表得很少。但中科院一看我那么多成绩,就选我当院士。我还不知道,学校科研处长到我家,说你当选学部委员。我说好好好,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改成院士,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关心工作本身,我们搞科学技术、搞工程,必须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我今年90多岁,60多年工作都是这个思路。这是我到现在一直关心呼吁的。为什么德国人能出来、美国人能出来?人家也搞理论工作,但科技上大量的人与投入,目的是解决国家的急需。我花20年做了好多类型的爬行机,怎么能爬、不掉下来,写论文是写不出来的。但这能把工人替换下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如果当初追求论文,我不干这个事。我现在很兴奋的,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国蜘蛛’走向世界,让外国人一看,哎哟,他们没有的。”

十五·“科”“教”

1977年,邓小平指示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

吴文俊、邹承鲁、周培源、苏步青等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受邀,50岁的潘际銮,是其中最年轻的“小字辈”之一。

记者:您当时知道小平同志这个邀请标准吗?

潘际銮:不知道,叫我去我就去了。对我来讲,他们都是老教授,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为什么会参加呢?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反对“四人帮”。在清华我是最抵制的,被他们当作“头号敌人”,“四人帮”一伙在清华说这个这么干那个那么干,我不听。我按照教育该怎么做我还怎么做,所以最后认为我“最反动”。

记者:座谈会五天,据说“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是这样吗?

潘际銮:是这样,确实是即兴的。大家之前憋了一肚子气。“四人帮”一粉碎,小平一出来,一讲话以后,哎呀那些老教授,真是讲得停不下来。我还没有他们讲得多,有的差不多讲了一个钟头。

记者:您觉得,在恢复高考这样的具体决策之外,小平同志在战略层面上,从这次会议听取到了什么?

潘际銮:“四人帮”说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从1949年以后的17年,都是资产阶级教育,是反动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动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这把整个高等教育跟学校,全部压死了。当时小平同志说,中国的高等教育17年来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教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记者:这是他在会上讲的?

潘际銮:在会上讲的。这两个论断,一个把高等学校解放了,一个把知识分子解放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当然也很重要,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我觉得这两个论断更重要,是那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

记者:40多年过去了,在您看来,今天的“原始创新”,需要教育怎样进一步起作用?

潘际銮:首先要防止教育制度的固化。如果整个国家的教育,一直只有一种指挥棒;小孩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指挥,那会是最大的毛病。我就呼吁这个,但这个确实很难办。现在从小学生开始,家长都陪着念书。这有种种原因。但其实学习的关键是内驱动力,核心是自觉。要尽力去引导培养他自己学的动机和动力,学得开心,学得兴奋。原始创新这一批人,学习一定要真正有兴趣。

另外,人才不一样,教育要根据个人的特点。我老讲像游泳一样游到对岸去,姿势可以不一样,快慢可以不一样,因为人不一样啊。有人耐力好,有人爆发力强,有人擅长蛙式,有人喜欢自由式,但都可以游过去成才,也才会有不同方面需要的各种人才。强国时代需要更多这种教育,才会有更强大的原始创新。

记者:您会怎么寄语强国一代?

潘际銮:相比别的创新,原始创新特别需要一真正有兴趣、二自己有愿望,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青少年,像集体坐在一条道的轨道车上,跳不出来,那很难的。要根据时代的需求,模式多样,适己发展。第一个,我希望他们打好基础,理论的基础,实际的基础。第二个,将来长大了,要敢于思考、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学什么都注意学到真本事,物理也好,数学也好,化学也好,真正把它搞懂。至于分数多高,那是次要的,不要只去追求那些东西,要真正把技术消化了。

我小时候没有机会像今天孩子们这样念书,但我很注意真正把它搞懂。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我看那个书,物理教材,看完了以后我好感兴趣,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就往下看,越看越有兴趣。包括现在,我还是对机器人感兴趣,这就是我的生命力,我生命的意义。我非常感谢博清科技的科技人员,把它产业化,非常出色地用于我国重大工程,实现了我的梦想和目标。我是把它当作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目标,为焊接工人减轻辛苦劳动而努力奋斗一生的。

十六·本色

采访结束下楼,他一如“神仙眷侣”传说所言,开着那辆小电动车,载着夫人李世豫(之前陪他到办公室并一直陪着),在清华校园熟稔地迎风前行,至拐弯处,一转不见,潇洒得很。

栏目主编:陈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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