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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访谈录⑨】姚祖康:4.5分的同济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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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俱鹤飞 2021-12-25 06:29
摘要:每个人总要有个目标,争取获得生活的意义

1951年,姚祖康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第二年,他被分配到汽车干线及城市道路专业,是该专业第一届学生。

1954年,姚祖康转入同济大学,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读研,成为同济大学第一届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研究生。五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是同济道路专业当年唯一留校的研究生。

1986 年,姚祖康任系主任期间,道路工程专业获批成立全国第一个博士点。三年后,他培养出了道路领域第一个博士。

可是姚祖康不在乎这些“第一”。他说,这些事总要有人做的。他在乎的是自己设想的系所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如果给自己在同济交通的这些年打个分,我打4.5分。”因为姚祖康始终觉得,自己担任系主任期间,有那么0.5分的遗憾。

人物档案

姚祖康:1934年7月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浙江余杭人。1951年入学清华大学土木系,1954年转学同济大学道桥系,1955年毕业后继续就读同济大学道桥系研究生,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先后担任道路教研室副主任,道路与交通工程系副主任和主任,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

一语成真

:您出生在苏州,成长于上海,中小学都是在上海读的吗?

姚祖康:我中小学都在上海,1951年参加的高考。那时高考分为南北片区,南边的学校和北边学校分别联合招生。

北边有清华、北大、燕京这些学校,我那时候就想离开上海,出去闯荡闯荡,所以就报了北边的。清华大学土木系是我的第一志愿,那时清华的土木和水利是合在一起的。1952年院系大调整,水利分了两个专业,土木分了三个专业。当时我想去念水利,因为与好朋友相约去水利,我的一、二志愿都是填的水利专业,第三个志愿空白。

可是过了几天,指导员问我,怎么你第三志愿是空白,要补填一个。我说随便填,她就给我填了道路。那时候念道路的很少,很多人不愿意,因为交通很不发达,路很少。

初入学时,清华教务长钱伟长面试我,问我为什么要念土木。我灵机一动说,看中国的地图,大多数道路都在沿海一边,西边几乎是空白,所以我想念土木。这句话倒成真了。

:1954年为什么转到了同济?

姚祖康:据说当时是因为苏联专家的意见,说清华大学要建成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模式,而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并没有道路专业,所以要把道路专业砍掉。苏联有莫斯科公路学院,但是中国没有公路学院,所以我们就到同济来了。

:本科毕业后为什么在同济继续读研?

姚祖康: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分配的。留几个、留谁,我们都是服从命令。当时我们是第一批,觉得研究生不错,可能要钻研什么东西,觉得比较“高”一点。当时留了八个,最后毕业了三个。

:您感觉当时同济的学习氛围怎么样?

姚祖康:研究生挺自由的。所谓自由,就是让你个人发挥,自己来决定怎么学习,怎么研究,怎么完成学业。

:读研时做过什么项目?

姚祖康:在黄土地区做了一个项目。1956年的时候向科学进军,科学院当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黄土。

1958年我24岁,到陕北去调研,先从西安坐火车到铜川,在铜川坐车到宜川。那时候的车是苏联卡车,我们就把行李放在车厢里边,人就坐在行李卷上。车一路走过去,灰尘全都扬起来了,全是这样的路。

那时陕北真是贫苦,自然条件太差。我去了一个村庄调查,村里就挖了一个几十米直径的水池承接雨水,吃的用的水全都在这里边。在陕北待了两个月,最后的成果是做了一份研究报告,提供给陕西省设计院作为设计参考。

1956年,道路与桥梁工程系本科生姚祖康毕业设计答辩

姚祖康55届本科毕业证书

1955年,姚祖康研究生入学的学习计划和考试提纲

留校任教

:翁朝庆先生是您的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姚祖康:翁先生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上海来的,在学校兼职。1951年,他被同济大学聘用,作为同济大学的正式教师。

翁先生是做工程出身的,了解工程怎么进行,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大家对翁先生是很佩服的,因为他很用功很努力,学习积累知识传授学生。

:您从翁先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姚祖康:第一是工作经验,第二是他比其他教授都独立。那时候学苏联,他学了俄语之后,就不断地去读书、翻译,他看苏联文献多,知道得多,学习得多。

我跟在他后面,知道他看了什么,我也要去看看。而且我想看得比他更多,考试才能免得回答不出来。所以翁先生给学生培养了一个学习氛围、风气和习惯。

1958年,姚祖康赴陕北进行黄土土桥调查研究时在施工现场

1956-1960年,姚祖康参加导师翁朝庆先生主持的“黄土地区筑路问题”的研究形成黄土调研成果集

:到1959年您就留校任教了?

姚祖康:当时是分配的,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到陕西,一个到北京,也是分配,都不是自己找的。

:您刚留校的时候,主要做什么工作?

姚祖康:主要负责道路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当时研究比较少。那时我主要的任务不是研究,而是教学。因为没做过老师,我要学怎么做老师,要开课、写讲义。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带实习。当时去过很多地方,陕西、浙江、福建等。我们年轻教师就是带实习,一年一次,今年带施工,明年就带勘测,后年又带施工。

带实习第一个任务是联系工地,安排住宿,安排教学活动。因为工地都是分散的,施工工地一般都分散在50公里范围内,我们要一个点一个点去检查布置,50公里全靠步行。

当时工地都在山里,没有路,或者只是有一个还没完成的路基。学生要跟着施工队一起,做施工员、领工员,或者做施工管理人员的副手。

如果是路线设计的项目,那么学生就做测量工作。一次实习大概四到六个星期,带三十几个学生。

1959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的姚祖康(后排左一)与陈本端等教研室教师合影

:1959年,交通部在同济大学设立了上海公路研究所,主要做什么?

姚祖康:设立研究所跟当时的体制有关系,不是同济的首创。当时国家是三级体制,中央、大区、省市。所以交通部除了一个总设计院和研究所以外,也要在各个大区设立分所、分院。

交通部的公路科研所,在华东地区选择了上海。在上海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就选了同济大学。研究所的人员也好,项目也好,经费也好,都是交通部的。当时交通部的项目直接下达到研究所,同济的教师只是个别地参加。

研究所刚成立时,主要研究路面问题。这个题目很热,大家都搞柔性路面,其实就是沥青路面。那时候我国沥青路面很少,都是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法和设计规范,当时就集中力量在搞这个。

到了“文革”后期,中央决定把三级体制改了,大区就没有了。中央的下属单位,在地方的就下放到地方。研究所就归同济主管了,所有的项目经费、人事全都下来了,研究所的几十个人就属于同济了。

首次出国

:您最早出国是什么时候?

姚祖康:1982年,我去英国参加一个水泥混凝土路面会议。那时候朱照宏是系主任,他突然通知我说,有个会议在伦敦开,叫我去参加。

那时候出国控制得很严,我觉得能参加是很意外的事情。但提交会议论文的时间已经过了,我急急忙忙地写,写好当然人家已经截稿了。我就印了几百份,带在身上过去的。

到了英国,我把论文放在会议室门口,大家来的时候想拿就拿一份,就这么散发。

:您发表了演讲?

姚祖康:发言了,是很尴尬地发了言。因为我不知道要我发言,后来看到了会议议程单上有我名字,我的名字是“祖康姚”,开头字母是“Z”。“Z”是英文字母最后一个,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

开会的那个大厅像剧场一样,有楼下楼上。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会议主持人突然第一个就叫我,我就从楼上又走到楼下,发言还有时间限制,当时只有一张纸的准备,只能照着念。

:当时能出国的人很少吧?

姚祖康:对,当时人家很惊讶。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副教授。结果英国运输部的部长要接见我,吓我一跳。然后运输部总工程师也见,副总工还请吃饭。

当时是很狼狈的,因为没出去过。部长接见的时候,一个服务员送来咖啡,我就端着。我很狼狈,我拿着喝呢,还是放呢,还是搅呢,我都不知道,洋相多得很。

:那当时聊了什么?

姚祖康:这个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应酬话吧,讲讲中国的情况,公路的情况之类的。

:第一次出国访学是什么时候?

姚祖康:1984年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系交通研究所,那年8月底去的,1985年9月初回来的。

:当时住在哪里?

姚祖康:住了很多地方。租的房子,没钱啊,宿舍很贵,一个月可能要两三百美元吧,当时我每个月只有大使馆发的400美元。

一般租个房间要200美元左右,我找了地方也就100美元多一点。吃饭最低一个月是100到150美元。

我在美国还要活动,要参加国际会议。跑到东部去参加会议,没人给钱啊。车费、会议费、住宿费、伙食费都得自己节省下来,所以为了参加活动就要省点钱。

:那一年收获大吗?

姚祖康:我学了很多东西,做了很多试验,我能够自己研究东西,有设备仪器供我使用,写东西能够专心有效,那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

并且还看到了国外的管理,实验室怎么操作等。旁听了几门课,参加了国际会议,访问了加州运输局。

198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土力学和沥青试验室

:您在访学期间,还专门听了机场方面的课?

姚祖康:那是因为我有个同学叫曹汝价,当时在中国民航局机场司。我出去之前,跟曹汝价讲好的,就是同济要提供机场方面的人才。

:怎么会想到开设民航机场班?

姚祖康:民航不是班,道路交通专业大概有90个学生,每年分十个人过去,不是个班。

当时我国民航的发展水平比公路还差,中国机场方面主要还是空军、海军,就是军用机场。民航的机场一般都是军民两用的,军用机场给民航一些使用权。

民航机场的力量很弱,人也很少。当时曹汝价说要我们同济多派点人去机场,要分配人过去,起码应该学过机场的东西。

所以我想自己先去学一学,因为美国的机场教科书就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写的,所以当时访学我就去听了这门课,回来后给学生上了好几年《机场规划与设计》。

:当时培养的学生,后来在北京大兴机场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姚祖康:实际上是时运吧。这些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现在大多五十多岁了,有一部分是中上层干部,就是所谓的时机了。当时来看,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这个需要,我适应这个需要就是了。

姚门弟子

:1985年回国后您就担任系主任了,这期间做了哪些事?

姚祖康:开始的时候期盼很大,最主要的目的是,学科发展也好,教学内容也好,科学研究也好,都想和国外学来的东西结合上。

我当时不断地派人出去,尽可能地让很多年轻教师,能出去就出去。期待他们学成归来,大家能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追求。

1986年,作为系主任邀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土木系Monismith教授开设“沥青混合料与沥青路面设计”讲座

1990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土木系李珏教授讲课后与杨佩昆和姚祖康合影

:您当时希望引进哪些东西?

姚祖康:从内容上来讲,他们先进的技术我们要学。但是从理念上来讲就不一样,首先是教学上的观点不同。比如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国外很多都偏重理论,他们没什么实践,因为国外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教育,不单单局限在一条道路,或者道路某一个路面问题上。

在管理上也有差异。比如实验室的管理,那几年里换了很多实验室主任,换到最后我不想做系主任,想当实验室主任,我要来管好这实验室。但是,我看现在这实验室也是很难管。

:实验室有什么问题?

姚祖康:实验室有仪器,用仪器做实验不是完全给学生教学做,也不完全给自己的科研课题做。一部分给科研,一部分还要为生产服务,就牵扯到利益问题了。

当时我只能任命实验室主任,叫他们首先要把教学搞好。然后还想了各种办法,用实验室仪器要出多少钱,仪器坏掉要赔。当时老师们叫研究生来做实验,研究生又没做过,一碰就把仪器弄坏。我们自己不会修,都是进口的。实验室是很复杂的,利益交会。

1996年,姚祖康在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左凌建明、中孙立军、右姚祖康)

:您还担任过交通研究所的所长?

姚祖康:1982年以后,研究所和系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研究所原来的研究员还继续研究沥青路面和结构设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目,比如材料项目。

研究所属于比较松散地管理,因为研究所主要是搞项目。除了评职称要管,创收要管,人事要管,其他的不怎么管。

:您觉得系主任跟所长这两个职务有什么不一样?

姚祖康: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牌子不一样。所长就管科研,因为有一批人不是教师编制,是研究员编制或者工程师编制,这批人往往在研究所里面,是原来交通部转过来和后来分配来的。

:您担任系主任时,申请到了全国第一个道路工程领域的博士点?

姚祖康:这个也不是我申请的,是学校去申请的,我没做什么工作。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博士生导师,是学校给我申请的。

当然,可能学校比较下来,这几个专业、这几个老师可以去申请,但不是我要去申请的。因为学校总该选几个比较老的、有点实力的去报送,学校当然希望越多越好。说真的,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

:您培养出了第一个道路专业的博士。

姚祖康:没什么,不要讲什么第一,总会有第一的。

:您从哪一年不带研究生了?

姚祖康:应该是2002年左右。按学校规定的,那时候68岁退休,65岁就不招研究生了。我一共带了60个吧,大概一半博士一半硕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说怕我。

因为学生写的东西我要给成绩,我审查得比较严。但不能说个个都严,每个人都有不同情况。

1983年,学位制设立后,道交系前三届入学研究生合影留念

姚祖康编写的部分教材与专著

教师本色

:有人把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分为“长安派”“同济派”“东南派”等,对此您怎么看?

姚祖康:成为一派也不一定就是发展得好,当然同济的学生跟其他学校的相比,有两个差别。

一是同济的毕业生在工程单位里面,干实事的人多。同济的人,往往很多都是很卖力的人。二是有些学校的教学,把工程方面实用经验和管理方法都教给学生,那些学校的毕业生一到工地就很熟悉,因学校里讲过。同济的学生一上来可能有点懵,但是过两年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基础扎实,而且能够看得比较远,抓得比较准,所以潜力大。

导致差异的原因在教学上思路上,究竟是偏重实践,还是偏重理论,这个分寸的把握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1995年,姚祖康指导道路工程专业全国第一个博士后唐伯明

:2012年,您完成了最后一个科研项目,从此就与专业告别了。

姚祖康:对呀,当时已经退休十年了。后来在2020年3月份到5月份,写了《同济大学道路工程专业简史》,但这是史料汇总。

:您觉得您在同济道路专业中,担任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姚祖康:教师的角色,做了一个尽力的教师的角色,一个尽力而为的教师。

:您给自己在同济的这几年打多少分?

姚祖康:4.5分。所差的0.5分差在愿望没有实现,原因是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如果我能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它,采取更好的措施,或者更好的对策,可能效果好一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做好。

2003年,退休后的姚祖康仍然坚持科研工作,主持完成沥青路面结构设计方法研究项目

退休后的姚祖康在学院百科讲坛上为大学生做报告

:您退休后去了好多地方?

姚祖康:每年出去一两次吧,去过30几个国家,国内除了西藏没去过,其他都去了。因为旅游要留纪念,所以我买了照相机。既然有了照相机,就要考虑怎么拍得好一点,我摄影书多得很啊。

:您在道路专业已经60多年了,想给后辈们说点什么?

姚祖康: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理想的生活。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每个人不管想也好,不想也好,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总要有个目标,争取获得生活的意义。

这个意义有大有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根据环境,根据时间,根据社会条件,意义是变化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社会的一套方法和对策,从年轻的到中年的到老年的,都是想办法去适应,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环境。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采访对象提供
题图为1989年姚祖康在同济大学举行路面设计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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