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孙海洋和妻子彭四英踏上了寻子的归程。这天和12月6日出发时最大的不同是，刚寻回的儿子孙卓没和他们一道回去——孙卓这几天对亲生父母说，自己想在养父母这边把这学期上完。

从孙卓的成长地聊城阳谷县一路南下到孙海洋一家现在生活的深圳市，是漫长的广济－大广高速路。孙海洋一个人开车1700多公里，歇歇停停要走上一整天。

“真的好远……”彭四英在副驾驶座上吁了口气，满是距离儿子越来越远的惆怅。

孙海洋寻子的第10年的夏天，我曾经去深圳采访过这家人，之后和孙海洋偶有联系但不算密切。一个星期前他寻回孩子，我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太充分的理由去打电话询问他无穷无尽的细节。毕竟在他寻子的路上，我对他的帮助微乎其微，而现在让他和孩子多待一会儿也是种尊重。

本文是孙卓寻回前后，一家人生活的零星侧记，遵循了彭四英的原则：“孩子找到了，以后你们还是可以来深圳家里坐坐，但是我们都不要过多打乱孩子的生活。”

“悄悄在孩子生活的地方住了3天”

12月10日凌晨，彭四英在微信里问我在哪儿。当她得知我不在阳谷县时，她有些玩笑似的回复了句：“那我就放心了。”

她说自己这几天就想安静看看孙卓从小长大的地方，害怕记者跟着引起当地人注意，打乱孩子原本的生活。

其实12月6日那天，夫妻俩和孙卓是坐高铁回老家的。但他们看到孙卓在公共场合总被人群围着，有些为孩子担心，夫妻俩决定开车带他去聊城阳谷他的家，这样三个人也好利用路上时间多聊聊。

真正的告别时刻在夫妻俩把孩子带回阳谷县时已经完成了。当时他们把孙卓送到学校门口，彭四英还特地在分别后给孩子发了条微信，大意是她今晚就要动身回去了，让他安心上学。

夫妻俩当时就是虚晃一枪——他们害怕孩子知道他们那天没走，在学校上课也有心事。

随后，孙海洋夫妇在距离孙卓养父母家村子2公里开外的地方找了旅店住下，在阳谷3天，两人换了3次旅馆，似乎是在有意模糊他们的行踪。2公里，这是夫妻俩观察孩子生活圈的安全距离，保持若即若离，既可以不惊动周围的人，又可以揣摩出孙卓被拐14年来的生活习惯、视野、见闻。夫妻俩还去了人贩子的村庄，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但夫妻俩始终没走进孙卓在阳谷的家，也没见到那边的养父母，甚至房子周围的邻居都不敢打扰，“害怕惊动孩子，也不知道和那边父母见了面该怎么交流，毕竟孩子对他们有感情。”彭四英对养父母没有做出任何评价，即使是养母发表声明说自己并没有出钱买孩子，是人贩子主动把孩子送来的，彭四英也没有表露出太多情绪。她明白任何评价传到孩子的耳朵里，都会是一种伤害。她甚至不敢评判孩子这几年在养父母家里过的好坏。“在见到孙卓前，我们有好的坏的无数种假设，但现在见了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彭四英说。

这几天学校的大门外，孙海洋夫妻俩也盘桓了好几圈，但始终没敢踏进去，害怕孩子同学议论。“现在有很多同学都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了。”孙卓曾经也和彭四英说过自己在学校的处境。

通过班主任，彭四英知道了孙卓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孙卓小学班主任给彭四英看了不少他小时候的照片，”我看这些照片看得最出神，看到孩子当时开心的样子，我也跟着笑了。”

一天凌晨，彭四英因为胃疼失眠了，她主动在微信上和我聊了起来。其实彭四英的胃疼病史几乎和孙卓被拐卖的年份一样长久，“孙卓刚走时，我每天都特别压抑，但也不想让孩子爸爸和老人看到，就经常把头蒙在被子里扯着喉咙喊，要么就是憋着气大哭，日子久了肠胃就憋坏了。”但此时，在孙卓生活的阳谷县，她看不到一家深夜开门的药店，更不要说外卖下单买药了。

她心事重重倾诉着在孩子生活环境里走了几天后的感受：“一圈下来，感觉有些落后呀。这里就像20多年前我们的生活，大家用的电子产品都很少，县城里也少有企业、制造业，只有大片农田。”彭四英从这些缺失和遗憾中，慢慢拼凑着她对孩子的生活拼图。这样等有天孩子回家了，她才知道该给大儿子悄悄补上些什么。

“这其实是孩子没找到之前就想了很多遍的事情，等孩子回来了，我一定要把他长大的每一个角落都仔仔细细走一遍。”彭四英说这是计划以内的事。

“孩子还没回来，一切还算不上结局”

孙海洋和彭四英的角色在这几天里似乎发生了倒置：以前孩子没找到，总是孙海洋在面对媒体，他和媒体打交道时有无限耐心，有问必答。用他的话说，“还是我出去找得多，他们看到了孩子很像，但又不是，会接受不了崩溃的。我已经麻木了，你问我就好了。”

而孩子寻回以后，孙海洋在人前的话渐渐少了，总是妻子在客气地招呼各路帮助过他们的记者。孙海洋喜欢看着妻子和儿子聊天，也很少凑上去追问。偶尔他会忽然和妻子感叹一句：“真好，不用出去找了。”或许孙海洋本来就不外向，但为了找孙卓，十多年里他变成了一个“总在说话的人”。现在他想歇歇了。

其实对夫妻俩来说，哪怕是一周多以前，“孙卓就要回来了”也仅仅是一种飘忽的预感。彭四英说12月2日那天，央视来了几名记者，说要给他们家拍点东西，“这样或许孙卓很快就能回来了。”一家人觉得这位记者话里有话，毕竟这几年真的找到家里的媒体越来越少，这次应该是有了些突破。后来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夫妻俩对于孙卓就要回来的猜想越来越强烈。直到12月6日那天，深圳警方通知他们去认亲现场。

在彭四英这两年的朋友圈里，小儿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这个小儿子在深圳读小学，学过主持、做过少儿模特儿，这原本也可能是孙卓童年该有的样子。了解孙海洋寻子路的人都知道，孙家小儿子的出生也和这场寻找有关，当时夫妻俩希望弟弟能带来哥哥的行踪，所以弟弟的名字“孙辉”也包括了“回”的谐音。

然而还有一个孩子——孙家的大女儿——几乎消失在孙家人寻子的叙事里。当时记者去孙海洋家登门，大女儿回家后不过来打招呼，径直走入自己的房间。去过孙海洋家的记者，似乎有默契似的都没提及这个大女儿：孙海洋想告诉所有人，被拐的孙卓是自己最珍贵的孩子。如果提及大女儿，可能会有人质疑。

和孙海洋相处几天后，我大概也能体会到他未曾明说的这份用心，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不在报道中提及大女儿的信息。现在，这个在南洋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孙家老大也终于可以在各家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

深圳的家里，10岁的小儿子这几天电话里总是问起：原本周末家务是他在做，现在哥哥回来了，是不是要匀出一天和哥哥一起做家务？夫妻俩回答不上孩子的这个问题，毕竟孙卓还没说过要回归深圳的家，“也没定下来他之后睡在家里哪个房间，如果他愿意和弟弟同住是最好的。”彭四英不敢做太多假设，怕一切落空。

其实4年前去孙海洋家，我并没有遇到彭四英，孙海洋说她恰好去了外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在孙海洋当时的叙述中，妻子因为孩子被拐，一下子就病了：心悸心慌、胆汁反流、静脉曲张，其中最没底的一种病就是抑郁症。孙海洋说妻子唯一的交际圈就是那家私立肿瘤医院里的病友。但在彭四英近几年的朋友圈里，却看不出她任何生活艰难的痕迹，她记录着一儿一女长大的点滴，走失的大儿子孙卓在朋友圈里没出现过。

平静深处的漩涡，谁也看不清。就像当时我看到的孙海洋，白天他穿梭在深圳张罗生计：去包子铺看加盟店选址、去城中村打扫做二房东的好几间房子、和房客娴熟地寒暄交涉，俨然是一个灵活精明的小生意人。可到了归家的时刻，他坐在沙发上一说起寻子的事，他的表情再度变得木然，低着头回忆他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

那次孙海洋告诉了我郭刚堂、申军良、彭高峰这些寻子父亲的名字，在之后的几年，其中有的人的名字会突然集中出现在各家媒体网页的专题里：他们的孩子被找到了。而孙海洋这里，越来越冷清。寻子联盟里的孩子找到了，有人也会来采访作为同路人的孙海洋，孙海洋在这时话总是不多，除了祝贺，他也不知道该多说些什么。

“孙卓怎么样了？”

“还在找，没有什么新的消息。”这几乎成了我和孙海洋每次微信问候的固定结束语。

后来我渐渐也不敢再多问孙海洋什么了，总觉得任何一次询问都是一种打扰。

现在孙海洋寻回了孙卓，就好像一个时代落幕了。尽管依旧在路上苦寻着孩子的父母还有很多，但“孙卓”作为曾经一个广为人知的寻子符号，将会淡出公共视野，从此“孙卓”只是一个青年的名字。

按照母亲彭四英的说法，孙卓应该还会以“孙卓”这个名字继续生活。这也是在他还未寻回时夫妻俩的约定：孩子不用改名，未来的生活他还会独自面对很多风浪，而孙卓这个名字，只不过代表他曾经有过的一段特殊印记。

彭四英说她还会再去阳谷县的，“毕竟现在孩子还没有回家，也都还算不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