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思南公馆这片旧房子改造之始，我就深一脚浅一脚地闯入工地现场看究竟，当时工人师傅也不知道这些房子会派什么用场，我更猜不透，但是“比新天地档次更高”的思路是听说了。后来思南公馆正式亮相，我与太太多次光顾，喝过咖啡，买过几样小摆件，在龙门雅集的画展流连忘返，当然也拗过造型拍过照。后来我还与漆器收藏家刘国斌、女中音歌唱家王维倩在一家会所里做过关于大漆艺术的讲座，上海老歌与当代漆艺果然让听众惊艳了一把。更多的逗留，是我在那里采访一些艺术家，咖啡、惠风、鲜花，思路活跃。思南公馆的环境优雅静谧，气氛和谐，人们在那里坐下，搁下烦恼，希望通过一份超越时空的感觉进入上海往事的细节之中。

后来有文学会馆和作家书店的进驻，许多人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好事。文学会馆的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而不夸张，整修过的老洋房恰如一个迟暮美人，从午睡中醒来。我在文学会馆参加过几次活动，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每次都非常愉快，有一次一位美女粉丝还向我献了花，让我不知所措。文学会馆的讲座有时通俗，有时专业，但都有忠实听众如约而至。由作家协会主持的思南公馆读书会办了一年了，拥有了众多粉丝，文学的精神为这个时尚地标增添了文化内涵和魅力。

上海走到今天，应该而且可以将最好的地方腾出来，安放一张书桌。上海人有读书的便利与习惯，出版社和书店云集，作家们也爱在上海观察、思考和写作。即使在文化荒芜的时候，上海人也千方百计地找书看。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小青年中流行过一阵手抄本，既有《一双绣花鞋》这路传奇，也有《第二次握手》这样的主旋律。我也向同学借来看过，弄堂口、菜场里，两相交接时瞻前顾后，就像地下党交换情报。后来民间文学不过瘾了，我就从同学那里借外国名著来充精神之饥，读到精彩段落就抄下来供日后反刍，后来还整本地抄过普希金诗集、海涅诗歌集、莱蒙托夫诗集。

我的手抄本生涯顶峰是将一本《茶花女》的缩节本抄下来。这本《茶花女》　是同学从他哥哥那里“偷”出来借我看的，限定三天后归还。我翻了几页后当即起了野心，抄！虽然经过浓缩，也有五六万字，我买了两本黑封面的笔记本，从早抄到夜。在家里，我躲进小阁楼里抄。在学校，我就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抄。此前的好几本手抄本都是在嘈杂如茶馆的课堂里完成的，此次我想老师也会放我一马吧。

呵呵，班主任连眼皮都不朝我这边翻。亚芒与茶花女的故事在我笔端摧人泪下地演绎着，叫我唏嘘不已。我不明白，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最终会扑向一个老公爵的怀里。三天后的下午，最后一堂课是语文课，《别了，司徒雷登》。在大家极为夸张的朗读声中，茶花女在美人帐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在这个当口，教室门被硬脚头踢开了，冲进来几个工宣队员，一把夺走了我的手抄本。

八年后，我买到了解禁的《茶花女》，捧在手里热泪盈眶。

七十年代末，上海人又迎来了一拨波澜壮阔的读书浪潮。此时每一种外国名著重印上柜，新华书店门口就会排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长队，市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神色异常兴奋。同时在市区繁华地段还自发形成了图书交换市场，在四川中路新华书店总店、福州路旧书店、八仙桥新华书店等处，每天下午都会汇集几十上百人，大家将刚刚看完的图书与他人交换，这样就可以用一本书的钱看几本书。淮海中路靠近思南路顶端的人行道上有一块不小的空地，还有花坛可供小坐，就成了最大的交换市场，一眨眼就汇集了数百人。我曾将《福尔赛世家》换来《斯巴达克斯》，将《复活》换来《双城记》，最成功的一笔交易是用《名利场》和《大卫·科波菲尔》换来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警察对市民的换书行为比较宽容，只要不挤到路面上影响公交车通行，也就眼开眼闭。这种情况维持了两年左右，后来就被清理了。但这是上海的记忆，值得回味。

想起前几年，实体书店相继关门或挪移，叫爱书人无比胸闷，但回头再看，上海并不因此而失去书香，在去年年底一份统计表里，上海人的人均阅读量还是名列前茅。而同时，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正在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汉源书店很早就举办过形式活泼的读书会，摄影家尔冬强经营这家人文气息浓厚的书店十多年了，无怨无悔地将从别处赚来的钱补贴书店运营，现在总算有点小赚。有一次他告诉我，在外滩一家由外国人经营的西餐馆里，女老板每周三下午要举办一场读书会，参加的读书人中有洋太太，也有上海的白领。当然，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读书会这种活动，讨论文学当然是根本任务，但同时也兼具社交和休闲等功能，有书，有茶点，有花香，也有美女，读书不再拘泥于正襟危坐了，小小地作个秀，激发有节制的尖叫，这也许构成了新世纪上海的书声。

最后再回到思南公馆。几年前，摄影家陈海汶受有关方面委托，为思南公馆拍摄一本图像集。他在法国南部与西班牙接壤的比亚里茨找到了巴斯克文明的印记，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建筑师从这里驳了样，然后在上海建造思南公馆建筑群，而且这个地块的建筑规划中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一个是教堂，一个是学校，现在教堂还在，学校搬走了。

比亚里茨留下了两任法国国王的浪漫传奇，还有大作家雨果带着情人在这里度假的故事。但更让陈海汶吃惊的是，这里的法国人对上海并不陌生，有些人还与上海的亲戚朋友保持着数十年的联系。而他在上海思南路一带的民居探访时，又发现这里的老洋房虽然衰败逼仄，却保留了不少法国文化的元素，比如壁炉、阳台、巴洛克风格的铜框穿衣镜和水晶吊灯，这里的居民也有着与法国人相近的审美眼光和生活态度，爱好园艺、宠物、跳舞以及读书。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的文明与气质。

（本文刊登于今日《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