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周兴发布声明，正式回应被南京大学期刊评估中心踢出新版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一事。在声明中，他对所谓核心期刊评选及其背后存在的“可交换可买卖”之影响因子进行了一番评述，并以自嘲暗讽的方式提出了“整改措施”。而遭遇同样命运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做法更加直接，声称计划在2017年版面中直接增加经济学政治学等论文比重。此事在学界引发广泛关注，被称为“C刊之争”。

“C刊之争”其实是学术评价标准失范的一个缩影。由失范而引起的五色翻飞的文化泡沫、学术界不同程度存在的乱象又反映出我们文化生态变化的一个侧面。

学术评价不外乎三种方式，一种是自我评价，一种是同行评价，一种是权威评价。自我评价当然不是王婆卖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也许已是陈年往事和陈词滥调，但学者毕竟还有学者自我的期许和尊严，他不会允许有损自己清名的文字流传人世贻笑大方，心中自有一杆秤。

但是，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客观评价自我。为了保证学者的自我评价不至于走向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Narcissus），顾影自恋，至死方休，就需要引入同行评价。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等，同行多有体会。资料是不是一手的，究竟花费多少力气，内行自有眼力，欺瞒不过。正是同行评价独有的“目光伦理”，才使好的学者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拼一身汗水伤痕无怨无悔。这当然也是比较寂寞和辛苦的事情。对斯人斯事，我们心存敬意。

同行专家的评价要真正“坐实”并成为一种相对客观的标记，还需要权威评价。对已经制度化的知识生产而言，假如整个社会的学术群体上下流动正常有序，权威评价就真实有效。在学科前沿阵地披沙淘金的，总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思想者，他们的权威是经年历练而成的，名副其实。得到这样一些金字塔尖人物或人物所在机构的肯定性评价，是学者自我认同的重要尺度。于是，核心期刊、全国性学会、所栖身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等，就成为权威评价的载体和实现形式。

然而，问题和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

在学者的职称评审乃至权威评价之间，期刊排名原本只是自我评价和同行评价的方式之一，但“C刊之争”说明学术界似乎已把学术产品的发布渠道及其级别当成了主要乃至唯一的方式。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不妨借用一下马云和董明珠之争。董明珠曾经和马云开玩笑：脱离了实业，互联网什么都不是。不能没有马云，但不能有太多马云。相应地，我们也可以说，不能没有期刊，尤其是有分量有水平的期刊，但是太多太滥以至于人为做出“影响因子”的期刊万万要不得，而优秀的经得起同行评价和权威评价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则多多益善。不看产品只看渠道，不看思想只重刊物级别的评价方式，对学术产品和发布渠道都是伤害，也是对学术发展不负责任的行为，被侮辱的是整个学术组织系统。

实事求是地分析，可以发现类似“C刊之争”的问题，有高校和研究机构把学术评价标准简约化和量化的“一刀切”因素在。做过文史哲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些长线专业静水深流，凉水泡茶慢慢浓，真还急不得，不是那种打一枪就可以换个地方，三板斧奏效的“即时贴”。有学者认为，这些专业本质上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意义和信仰系统，实为中肯之论。以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期刊级别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固然方便对学者进行统一管理，但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全国专业类期刊的数量和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之众，就可以知道“僧多粥少”的现实。适当地换位思考，适度地延长考核周期，适量的代表作制度，也许有利于逐步淡化“C刊坐大主义”。

对于学术刊物的编者和刊物级别的评价机构来说，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编者的角色和责任究竟是什么？评价机构的功能又是什么？学术刊物是公器和同行评价、交流的载体，还是编者私人积累资本的渠道？评价机构是促进刊物良性竞争的第三方，还是垄断行政资源的“大拿”？无论怎样，至少目前已经不同程度感受到了学者、编者和机构评价者之间的角色错乱和关系倒置。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学者们科研项目日渐增多，手头也还宽裕，迫于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的种种限制、评价标准简约化和量化的压力，原本的责任链就可能演化为利益链：发表论文的权利和刊物定级的权利都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购买，学者、编者和机构评价者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奔波往返，迎来送去，期刊级别芝麻开花节节高，恰成腐败的土壤，是不是顺便引领了学术？只有天知道。

孙周兴的声明之所以引起热烈讨论，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丧失价值判断的能力，还没有放弃净化学术生态的努力。批评某种现象，反思行为选择的得失，目的还是希望学术界风清气正。话说回来，对于学者和作者来说，抛开刊物级别和影响因子，他们的有效而可持续的生产力提升才是整个学术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学者自身需要集思广益，善于学习，与时俱进。以哲学研究领域为例，伴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不断深入，应用哲学、跨学科哲学、各个领域的“准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日常生活哲学等）形态丰富，范围广阔，生机勃发。适当打破学科壁垒，开展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也许是未来最有活力和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抓住这个机遇，夯实学术基础，也许哲学论文难写也难以发表的情况会有所改善。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是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需要长期致力的工作，而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究竟采取何种形式、通过何种渠道予以精准传播，要看思想本身的内容和渠道的优势所在，不能一概而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及其多渠道的开发为学术话语的表达创造了条件和基础，一切的前提依然是思想的分量和学理的魅力。刊物级别之争及相关的利益链生成对学术界最大的损害也在于学理和思想。如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商业齿轮和消费主义方兴未艾，但其中有多少是有“营养”的学术？巴尔扎克大部分作品的出炉是为了还债，但是他的作品除了“消费的需要”，更多的是思想的力量，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传世的重要原因。

当然，学者在现实中会面临具体的利益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关键是让利益的来源、分配更加透明和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优化、刊物编者和机构评价者的责任优化、学者存身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考核标准的优化恐怕是告别“C刊之争”不可缺少的环节。 客观地说，以核心期刊为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确实在学理传播、学人群体成长、理论创新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编者之间在议题设置、话语表达和发表时机等方面也多有良性互动，不能因为有乱象出现和利益链循环，就否认其主流的价值取向。但是，现在既然出现了问题，就需要想出具有操作性的改善方法。比如，对于所谓“影响因子”，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其原理，目前对其的过分看重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一方可以置身事外，更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只做“自己”。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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