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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闪淳昌:毛主席“抓住两个枢纽”的军事思想在这次疫情应对体现得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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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21-11-30 06:17
摘要:“早研判”对今后的干部能力建设意味着什么?

两年前,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人物简介】闪淳昌,1942年生,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主要起草人,主持和参加过烟台“11·24”特大海难、大连“5·7”空难、“东方之星”轮翻沉事件等多起特大事故(事件)调查处理工作。2020年6月2日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

  最近是否收到过一条公益短信?“您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于2020年至2022年在本市开展,请您积极参与、配合和支持普查工作!”是否觉得有点新鲜?从来只听过全国人口普查,第一次看到全国自然灾害也有普查。

  如果告诉你,前些天上海在迪士尼园区内外的紧急处置和这个自然灾害普查,以及大家熟悉的消防工作,都指向同一个“应急管理”范畴,会不会更加意外?

  继“公共卫生”之后,应急管理,是又一个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和公共卫生领域一样,正日益刷新着社会认知,也正待全社会更深的认知。

  和“曲突徙薪”的公共卫生强调“预防为主是社会治理更高阶段”一样,应急管理名叫“应急”,其实也特别强调在战时应对之前,关键在平时的准备——“有准备和没准备不一样,准备得好与不好不一样”。

  应急管理,也是在为人民守夜。

  新冠突袭,考验不断。中国在取得一系列重大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始终强调“满弓以待”,弦一刻都不能放松,也压在每一个人心头。

  记者找到闪淳昌。

  他或许是数十年来,见过最多灾难并洞悉错误原因的中国人,也是我国应急预案体系建立时的一线操盘手。

  抗击非典之后,党中央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真正使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他奉召从二线复出,在高层直接领导下,历时两年,负责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5件专项预案及80件部门预案的编制与审核工作,初步建立起中国第一套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长期以来,他主持了一系列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始终坚持“要提交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11·24”特大海难后,痛定思痛,从此“咱们国家大力加强海上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组建了第一支海上空中救援队”。“5·7”空难原因查明之后,为确保民航安全,建议限制旅客携带饮料登机。世界民航运输业前所未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下决心率先实施。在中国民航推动下,现成为全球民航业的行业规则。

  闪淳昌一直铭记恩格斯那句名言:“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确定“一案三制”,“启动应急响应”开始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

  记者:2018年,应急管理部和生态环境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一起,成为引人关注的国务院新组建部门。同年新组建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设有专门的衔级职级序列和队旗、队徽、队训、队服,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一连串新举措背后,是什么在变化?

  闪淳昌:我和很多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把我们国家的应急管理,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跨度相对长一些,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03年抗击非典。这个时期基本以“单灾种应对”为主,如应对唐山大地震、洪涝灾害等,包括毛主席《送瘟神》中提到的血吸虫传染病等。应对也是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但当时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这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强度、深度、波及范围,和现在有很大区别。

  第二个时期是从抗击非典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抗击非典是我国应急管理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从这开始,按照当时中央提出的要求,我们开始了以“一案三制”(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为核心内容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各级政府都组建了应急管理办公室,基本形成了综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格局。

  记者:主要是非典促成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的产生?

  闪淳昌:对。党中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定要从抗击非典中总结经验教训。后来汶川地震时,各级应急预案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突发事件应对法》也已出台。中央立刻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调动全国力量……当时我们去灾区,很多领导都讲,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该怎么办?简单讲就是按照预案规定的原则、办法等,迅速启动。最典型的如安县桑枣中学,大地震前加固改造教学楼,多次进行过演练,所以2200多名师生1分36秒全部逃离了教学楼。校长叶志平的理念就是“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那时候各地各部门的救援队伍迅速奔赴灾区,“一案三制”已经推开,“启动应急响应”开始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

  记者:今天已很熟悉的“应急响应”,其实也就十多年时间,是新世纪的事情。

  闪淳昌:是的。非典初期处理得不如人意有多个原因,当时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不健全,各地各部门之间、军地之间在应急联动上是不太顺畅的,感染非典的人数都难以统计上来,更谈不上及时向社会公布。抗击非典真正走上轨道,是党中央成立抗击非典指挥部之后。这次抗击新冠疫情,2020年大年初一,习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迅速启动,习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下子改变了局面。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我国应急管理进入第三个重要时期。这个新时期我认为有几个主要态势和特征:一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二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三是以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四是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抓手。2016年,总书记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40年视察时,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而且,他多次强调,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五是以加强优化统筹国家应急能力建设为重点。六是以科技进步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保障。八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上规模的有上万家,在外劳务人员上百万,在外留学人员超百万,还有出国旅游的人们。保护我国海外安全利益和我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对应急管理提出新要求、新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积极承担防灾减灾救灾的国际责任。这八个新特征,是应急管理的新态势、新格局,需要新认知。

  【做到“找准原因,吸取教训”这八个字,就经得起历史检验】

  记者:起草和完成《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的编制和审核工作,最棘手的是什么?

  闪淳昌:我只是执行者。感谢这项工作的总牵头领导、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志,“一案三制”是他提出来的,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认可。我印象中是2003年的11月10日,当时我已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岗位退下来,担任国务院参事。那天突然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让我晚上到中南海去,华建敏同志找我谈话。我去了以后,他回顾了抗击非典的历程,讲了许多经验教训,谈得很晚也很深刻。我记得他谈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面临突发事件的概率越来越大,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来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二是必须制定一套预案和制度来应对那些不确定的突发事件。他当时特别希望经过一定的积累,出一本《危机管理手册》的红皮书。三是关于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的问题。他说,抗击非典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疫情的全部公开。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政府系统的信息报送系统和功能,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使其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四是关于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问题。五是需要一部法律来规范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这就是后来的《突发事件应对法》。

  从那之后我就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副组长。应急工作综合性、协调性特别强,特别需要方方面面的重视和真正协调到位。25件专项预案,实际上是分别由分管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来牵头承担的,而且每一件专项预案的审定,每一位分管副总理或国务委员都亲自把关。实践证明,预案的制定修订过程是最重要的。不是这样高度重视,不可能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案体系。国家总体预案几十次易稿,反反复复修改,凝聚着从上到下、从广大专家学者到广大基层同志的心血。

  记者:你常说“要提交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怎么做到?

  闪淳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11·24”特大海难,二是“5·7”特大空难。“11·24”特大海难事故中,“大舜号”难船就倾覆在烟台附近,相距海岸只有1.7海里,却有282人遇难。这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也成为我国海上应急救援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起在恶劣的气象和海况条件下,船长决策和指挥失误,船舶操纵和操作不当,船载车辆超载、系固不良而导致的重大责任事故。船长在起锚前不了解气象情况,盲目出航,出事后又决策失误。但也暴露出我们当时救援能力特别差。我们调查时听一些船长说,沉船离海岸线很近,他们也去施救了,但风太大,缆绳抛出去,风一刮,呜呜就把缆绳刮跑了,怎么也挂不到难船上。

  那时咱们连一架海上救援直升机都没有。船长们说,如果我们有直升机,只要能把缆绳带到难船上,就可以争取把难船拖回来。所以我们调查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安排专款用于搜救设施建设,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救助。抓紧更新搜救船舶、设备,并在沿海重要水域配置适应海上人命救助需要的全天候直升机……”时任总理朱镕基做了批示。从那开始,建设了我国第一支海上空中应急救援队伍,不断充实加强。

  记者:这支队伍汶川救灾去了?

  闪淳昌:是的,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救捞已初步建成空中立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抢险打捞的“三位一体”海空立体救捞网络,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都部署了。

  “5·7”空难调查组认真查明事发原因,认定这是一起由于乘客张丕林将汽油携带到飞机上蓄意纵火造成的破坏事件,建议采取一个前所未有的措施,就是限制旅客携带饮料登机。但民航是跨国飞行的,国际民航组织不认可怎么办?为保证旅客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下决心率先实施。在中国民航推动下,后来国际民航组织不但没反对,而且世界各国都实施了,现成为全球民航业的行业规则。

  事故调查必须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只要真正“找准原因,吸取教训”,就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且为以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记者:除了调查报告的公信力,问责,也是人们的视线集中点。

  闪淳昌:不问责,绝对不行。但必须坚持问责与整改并重。调查的目的,最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防止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在事故或事件的调查处理上,一直提“四不放过”原则。即原因没查清不放过,应该吸取的教训和采取的防范措施没有汲取和建立不放过,广大干部职工没受到教育不放过,应当问责的没问责不放过。近年来社会舆情上似乎问责的官员越大、越多,就越提气。这跟干部队伍出现的贪污腐败,疏远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关。我觉得,坚持问责与整改并重,最主要是查清原因、吸取教训,推动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达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对新的不懂的问题,更应该多学习、多调研、多倾听,应该有一种敬畏】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已经经历过非典,为何又会被新冠突袭?

  闪淳昌: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一样的突发事件,从来没有过。这次新冠和非典有共性,但这是新的更狡猾的病毒,传播速度、规模、影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不能完全画等号。现在的突发事件有不少新特征:伤亡大,损失大,特别是影响大;复杂性加剧;新风险、新隐患增多,各类潜在危险源增多,防控难度变大。

  记者:怎么理解“天灾人祸现在往往分不开”?

  闪淳昌:灾害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比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固房屋抗震抗灾能力、加强公众的安全教育等,减少灾害的损失。实践证明,灾害造成的损失大小往往与灾害强度、人类的脆弱性和暴露在灾害下人财物的集中度成正比,与我们的应急响应能力成反比。其中脆弱性、集中度和应急响应能力,是对灾难损失影响大,且人类能加以控制的重要因素。现代安全理论认为,突发事件破坏性不完全在于灾害的原发强度,还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应对各类灾害表现出的抵抗能力和脆弱性。

  我参加调查处理的“东方之星”轮翻沉事件就是这样。调查认定,“东方之星”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但调查组还查明,“东方之星”轮抗风压倾覆能力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船长及当班大副对极端恶劣天气及其风险认知不足,在紧急状态下应对不力。“东方之星”轮翻沉的时间是晚上21:32,但当地政府和长江海事部门是晚上十一点半才知道,我们丧失了最宝贵的救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讲,重特大突发事件,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责任事故,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法规标准不健全、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安全基础薄弱、应急救援能力不强等问题。

  记者:从危机管理角度,你怎么看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

  闪淳昌:当代危机的基本特征——突发性、破坏性、无序性、复杂性、高变异性、低预测性和紧迫性等,在这次疫情中都充分显现了。我国应对这场危机的举措和成效,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从危机管理角度我觉得有几点重要启示:一是应对危机最关键的是要有高度集中统一权威的领导。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二是危机决策的目标是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2020年6月2日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他讲到,“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前所未有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从出生不久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弃。”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宗旨。三是危机决策的主要特点是超前性、快速性、果断性、强制性和有效性。党中央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把武汉和湖北作为全国主战场,并取得重大胜利;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打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毛主席关于“抓住战略的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的枢纽去部署战斗”的军事思想,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四是应对危机必须依靠法制、依靠科学、依靠群众,筑牢人民防线。五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从容应对危机的坚实基础,我们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六是危机=“危险+机遇”。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总之,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最根本的。

  这次疫情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暴露出应急管理上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应对失措,风险意识、危机意识不强,责任制有待全面落实;监测预警、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和处置救援能力有待提高;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基层基础工作有待加强;全民忧患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较差;法律法规、标准和预案还不够完善,法治工作有待加强等。疫情应对初期,特别是2020年1月上中旬湖北省及武汉市一些领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缺乏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确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制没能落实。抗击非典后,我们对已经认知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禽流感等,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应急响应机制。可对未知的,从来没见过的病毒和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我们的应急响应机制并不健全,而这些我们还不认知的新病毒往往会成为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点。对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明原因疾病和病毒等不认知的事情,作为人民公仆,更应有敬畏之心,多学习、多调研、多倾听专家意见。总书记在2014年、2016年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总结经验教训,这次中央提出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加强了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能力等一系列措施。我们得善于学习,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当成今天的经验教训,把别人的经验教训当成自己的经验教训,真正做到敬畏生命,敬畏事业,敬畏规律。

灾难迫在眉睫或发生时,第一时间第一响应者的行为正确或错误,往往决定他们能否生存】

  记者:以前似乎一个事情发生了总感觉会结束,现在好像不同了,“应急”将成为一种常态?

  闪淳昌:我们必须继续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应急管理工作的常态,是“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中的“常态减灾”。很多灾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损失是可以减少的,关键是我们做好准备。古人讲“有备无患”,我觉得现在是“有备可能无患,无备必有大患”。我们的管理体系、社会认知、心态和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也应该提高。

  我处理过很多事故和灾难,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第一响应者的行为正确和错误,往往决定他们在灾难中能否生存。安县桑枣中学师生的自救逃生,前些年深圳7岁的小学女生袁媛、上海金山朱泾二小9岁的麻文博小英雄、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等,都是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保全了自己和人们的生命。我们也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小风险演变成大风险,单一风险演变成综合风险,小火演变成大火,小事演变成大事。历史告诉我们,事故往往在那些管理最薄弱,隐患最多又得不到治理的单位爆发,灾难往往使那些毫无准备、无知的人群遭受最严重的伤害。

  记者:应急知识,也应该成为“常识”。

  闪淳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记得去年大年初三,我和薛澜等同志写了《加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能力,构筑牢固人民防线》的建议,我们考虑几亿人都“宅”在家里,必须及时全面启动社区级应急响应。北京、上海都非常重视,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从这次疫情看,许多“常识”,都应该更新升级。比如公共卫生意识应该更加普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非常重要,应该通过这次疫情进一步建立健全起来。同时要提高我们民族的体质和应对疫情的能力。我最近看到个资料,不少高中毕业生分数考得不错,但引体向上、俯卧撑做不了几个,不会游泳,应对灾害的能力很差。青少年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自救互救能力的提升,太重要了。一个人的身体、心理素质不行,将影响终身。心理学家讲,突发事件来了,许多人往往是惊慌失措,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经过实际的演练,没有经过安全教育。大量实践证明,当事故和灾害迫在眉睫或正在发生时,每个指挥人员的行动是否正确合理,往往决定危机处置的成败;公众的行动是否正确合理,往往决定他们在灾难中能否生存。

  我考察过日本,他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自救-互救-公救”。为什么这么排序?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发生后,报警需要时间,救援队伍赶到现场需要时间,所以第一时间最宝贵,就是靠自救互救。“黄金一小时,白金十分钟”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早研判”对今后的干部能力建设意味着什么?难在哪?

  闪淳昌:我们一直讲“五早”原则,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处置、早解决,这是综合各类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提的。各行各业有具体情况,提法略有差别。早研判在当前显得更重要一些。新形势下,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加剧了,更需要提高干部的研判能力。

  早研判就是关注风险的敏感性、严重性、关联性。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早研判要求各级领导发挥主观能动性,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苗头、抓住要点、分析原因,科学决策。这些年从我经历的重大事件看,很多都是研判能力不够,导致处置不及时、不正确,没有把伤亡损失降到最低。

  毛主席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习总书记也强调“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必须提高干部的研判力、决策力、掌控力、协调力、舆论引导力和学习能力,必须培养应急处突的四项基本功:对下有行动,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对上有报告,主动争取上级指导和支援;对相关地区和单位有通报,大家协调联动;对媒体和社会主动发声,及时正确引导舆论。

  记者:什么是应急管理下一步的主攻口?

  闪淳昌:要明确并严格落实责任制。要抓两头,一是领导机构,二是基层建设。这次疫情应对,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机制是一个最主要的成功经验,能不能常态化?是否可以成为常设?平时抓应急准备等,战时统一指挥应对。二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包括全民的安全教育,提高各级干部的应急处突能力等。我历来认为应急管理工作关键在准备,有准备和没准备不一样,准备得好与准备得差不一样。

  记者:经历过这么多突发事件或事故,你心理上怎么去面对?

  闪淳昌:如果无法避免,那么苦难也是一种经历,而且是宝贵的财富。我比雷锋小两岁。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时,我正在北京地质学院读大学,印象非常深。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我们学院学生代表时说的一句话——“要立志做一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教导我们“宁可自己吃点苦,要为六亿人民谋幸福”。这些对我们的影响,不是一两个人,那真是一代人。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影作品,叫《年青的一代》,男主角叫肖继业,就是奋斗在最艰苦环境中的地质工作者。贺敬之写的《雷锋之歌》,很多我到现在都能背下来,开头是这样写的:假如现在呵/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呵/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呵/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哪条道路呵/能引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让我一千次地选择/是你/只有你呵──中国/让我一万次地寻找/是你,只有你呵──革命……

  我大学毕业后做区域地质调查队员,一天搬一次家,早上起来捆绑好行李,搁到马垛子上就出发了。我先是当炊事员,其他人上山了,我做饭赶马搬到新的村落,等大家收工回来,又准备新的一天。后来从事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一年四季基本都在野外跑。物探勘测基本要走直线,逢山过山,逢沟过沟,每天都是多次上下高差几十至几百米的山地。“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仔细一看才知道搞勘探。”“文革”期间我受迫害,被关进牛棚,老伴在我人生最低谷时与我结婚,同患难。大女儿是我们在野外分队临时租住的庙里生养的。搬家时,背着孩子、背着箩筐,就这样过来的。雷锋日记有段话,“迎着困难前进,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年轻时经历些苦难和挫折,培养和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应对突发事件,对我们来讲首先是职责,同时也是一种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灾难和挫折肯定会有的,我们的责任是积极应对,把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我们应当做,也可以做到的。每一次灾难之后,社会都会进步,关键看我们怎么把握。

栏目主编:陈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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