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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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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叶永烈 2015-03-30 12:42
摘要: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1992年2月15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荪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这个笔名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璜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写心集》),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璜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璜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是江青同乡,也是山东诸城人,比江青年长12岁。早在1924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解放后,1954年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1959年冬,孟超应北方昆曲剧院之约,根据明代戏曲作家周朝玉的传奇剧本《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李慧娘》刻画了南宋末年太学生裴禹和奸相贾似道的宠妾李慧娘之间离奇、悲壮、纯洁的生死恋,从中反映出贾似道的荒淫误国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改编过程中,孟超曾多次向他的同乡康生“讨教”。

 

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1961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指康生)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1961年《剧本》第7、第8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

 

1961年夏秋之间,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李慧娘》。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康生登台与孟超以及全体演员合影。他还先后两次致信孟超,赞扬《李慧娘》的成功。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江青给《李慧娘》“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以为是为“毒草”叫好,一起批!

 

1962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他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

 

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分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1963年3月16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这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柯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5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4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8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1962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江青批判京剧《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曾回忆了毛泽东就这一问题对他以及《人民日报》进行的批评:

 

不久,毛主席(1964年)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到达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在座,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陆续来到,彭真同志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对着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毛主席指着我说,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研究》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我审看时认为不必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时发表批评鬼戏的文章,于是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认为发表赞扬《李慧娘》是错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利的。

 

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很明显,毛主席这时已开始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1965年2月18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孟超在1964年受到“停职反省”处分。在“文革”中,更是受尽折磨,于1976年5月6日含冤去世。1979年6月16日,孟超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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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邓小平改变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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