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对于创客的支持，众所周知。从理论上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涵，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最新著作《大繁荣》的核心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去年费尔普斯将此书赠与李克强，就获得了后者的推崇。

那么，《大繁荣》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不妨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起。福山在此书中表达洋溢的乐观情绪，现在看来，或许言之过早。文明的冲突构成了一个繁复的面向，即使在经济领域内，具体国家的衰退与危机、全球范围的震荡与波动也纷至沓来。更深远的顾虑是，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一旦最终完成，作为“增长发动机”的对外贸易将濒临失效。

这与基业长青、恒久繁荣的人类社会愿景，不免相左。

经济学肇始之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对繁荣寄予深沉的关切。而后，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也与发展休戚相关。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的《大繁荣》，或许是前述学术渊薮的补漏与承续。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甚至直言，《国富论》如果包含《大繁荣》一书的内容，可以成为一部更伟大的作品。

席勒何出此言？尚需从费尔普斯对繁荣的定义说起。

在《大繁荣》里，费尔普斯将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而国家的繁荣，则定义为大众的兴盛。它源自命中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设计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

换言之，相较传统经济史学者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与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的科学发现划上等号，费尔普斯并不盲目崇拜科学主义的观点。在他眼中，上述带有决定论意味的论据是简化的，也不足以缓解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活力丧失的难题。

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不能完全概括眼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费尔普斯判定，知识经济在19世纪的爆炸式增长是某种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机制能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如果说存在某种终极“发明”，并不是划时代的科技成果或者对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合理解释，而是一种经济组织形态：现代经济。

正是现代经济，点亮了美好生活。

何谓现代经济？费尔普斯将其定义为具有高度活力，充满创新的意愿、能力和抱负的经济形态。构成这一经济组织形态，需要四方面的保障：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差异和改变的经济文化，以及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无论哪一个向度，至少从19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智力参与、个人发展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内在的包容式发展，都诠释了现代经济在物质和非物质领域的进益。

愈加关键的是，现代经济激发了草根的创新和活力，催生出勇敢追求丰富生活的价值观。接近经济运行实相，容易触碰商业创意的人，逐步成为创新过程的重要环节。这才是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到20世纪200余年间持续繁荣的秘辛。

和普通经济学著作有别，费尔普斯还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美好生活”概念入手，探讨个人生活领域的价值实现与繁荣愿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美好生活”代表至高的善。费尔普斯的观点则是，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追求黑格尔所说的“作用于世界”，从而实现创新，满足他们敢为天下先的愿望。

如果要对费尔普斯关乎繁荣的畅想做一个归总，理应如是：“高活力经济的特征是从草根阶层向上蔓延，遍布整个经济的永不停歇的构想、实验和开拓精神，并且在幸运和智慧的帮助下最终完成创新。”大众繁荣的未来正取决于此。

发展经济学有后发优势之说，发展中国家多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内部通过引进和模仿降低创新成本。但弯道迫近，未必就能超车。

如今，中国涉足“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甚嚣尘上，何以为继，颇费思量。费尔普斯在《大繁荣》的中文版序中也建言，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当传统的国民经济“三架马车”遭遇瓶颈，环境保护、城镇化均衡发展等议程亟待破题，内向性的开掘，就显得更为重要。

而答案，或许暗藏在《大繁荣》之中。在制度保障和文化鼓励的同时，激活内部的创新因子，“从草根阶层向上蔓延”。随着互联网思潮的风起云涌，去中介的时代通过技术、信息等多个渠道，实现了更均沾的个人“赋权”。

拥有更多机遇的个体、团队，开始迈向创业的道路，立足核心技术，深耕垂直领域。细流入海，奔腾不竭。而全球共同直面移动互联网大浪，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或许也是数百年来，中国首次和发达国家站上同一阵线。

恰是为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不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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