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法师

说到门徒传人，太虚大师的门人中，来到台湾的，除了印顺法师、大醒法师、默如法师外，还有一位就是乐观法师了。

乐观法师，湖北汉阳人，一九〇二年出生，本来法名叫“悲观”，但是到了抗战中期的时候，他对胜利抱有必然的信心，所以改名叫“乐观”，意思是乐见未来的胜利。

他在抗战期中，曾经组织“僧侣救护队”，也出版过两大册有关僧侣参与抗战工作的史籍，蒙太虚大师赐题书名《奋迅集》。除此之外，他的著作不少，多以佛教与当代时事有关，像《护国卫教言论集》、《中国佛教近代史论集》、《六十年行脚记》等。后来他主编十年的《海潮音》月刊，其他相关的撰文，也散见在各佛教刊物，在近代以来的出家人中，乐观法师可以说是一位爱国的僧人。

乐观法师性情刚烈，可以说，佛教里的什么人，他都敢直言批评。太虚大师圆寂的时候，大家选出太虚大师的“十大弟子”，他未能上榜。当时，他非常气愤，认为太虚大师的“十大弟子”应该有他一份。

后来，他参与编辑《海潮音》，和我结上因缘。蒙他爱护，经常在文章上不断称赞佛光山的好事，也到山上小住过数次。有人跟我说，乐观法师对佛教的人、事，通通都骂到了，只有没骂过星云法师。

记得他第一次到佛光山小住，正是一九六七年开山那一年。当时，山上还不具备现今的规模，仅仅只有佛教学院以及兴建中的万佛殿（即大悲殿）。之后，乐观法师为文称誉：佛光山具备大陆名刹天童寺的格局，名为“小天童”也不为过。他对丛林学院的整洁、学生的朝气精神，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佛教学院可算是个“劳动大学”，每个学生各有所职，平等有分，符合太虚大师兴办僧伽教育的方针。

感谢乐观法师的支持与鼓励，我曾多次邀请他到佛光山安居，并在佛光精舍为他留有一个房间。只是，他谦称自己是一名行脚僧，对于逍遥自在的安养日子无福消受，并且挂念永和常乐寺的未来发展，因此不得不婉拒我的好意，但仍然应允愿意在台北、高雄两地居住。

他说，初上山来，见到佛光山的规模，曾用“非常人做非常事，非常事非常人做”来形容我；十多年后，看到佛光山的发展，果然印证自己所说无误，内心极为快慰。我心想，是不是非常人、非常事，倒是其次，庆幸的是，自己一路走来所做的事，没有让长老失望。

悟明长老

除了乐观法师，在大陆来台的长老中，经常给我鼓励的，还有最近以一〇二岁瑞龄圆寂的悟明老和南投灵岩山的妙莲老。

悟明长老，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南人，但成长于湖北。年轻时在上海参学的过程，我不太了解，但他在台湾弘法六十余年的人生，确实是轰轰烈烈。他是白圣法师的挚友，也是我的一位善知识，虽不是什么学者、佛学专家，但他通达人情事理，处世非常圆融周到。

记得在一九五一年初，我在台中宝觉寺讲课的时候，与悟明长老初次相识。他比我年长十多岁，但在佛门的伦理中，他是一位老参、前辈。他就像当初圆瑛法师爱护太虚大师一样，对年轻后辈的我非常看重。

有一次，他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轻声慢语地谈话，言多赞美鼓励。记得他说：“老弟，将来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你在佛教里面，要好自为之。”

我也记得当时年轻的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老兄的梵呗，音声嘹亮，我五音不全，哪能和你相比呢？”他立刻沉下脸来，说：“我这种经忏小道，不足光大佛法，还是看你啦！”几十年来，从悟老的言行中，印证他的为人，不是那种表面上对我恭维，背后又是另一种面貌的人。

他对我的关怀真实不虚，始终如一。例如，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三十年，他经常前来听讲。这当中，也曾发生一些插曲。例如，一九七八年，我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三天佛学讲座，为了与白圣法师他们和解，第一天开场时，特地邀约悟明老在我讲说之前，上台致词，以示我对佛教会的尊重。

但是，他说了几句赞美我的话之后，跟着，就把他自己在佛教会中常务理事的职务给丢掉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当选常务理事了。

我想，这应该是他对我赞美后所受到的惩罚吧！不过，悟明老毫不介意，继续和我往来，可见他做人的苦心。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佛教会每年都会举办“会务人员训练班”，悟明老和我，经常被聘为会务人员训练班的讲师。那个时候，大陆的出家人刚到台湾不久，外省人、本省人之间，彼此还有界线，因此，在台湾佛教界里面活跃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从不分本省、外省，没有什么省籍的观念。我在台湾社会里，算是深入民间，而悟明老做人处事比我更圆融，所以在本省的活动里，经常都有我们参与的机会。甚至，在台湾省佛教会里，当选常务理事的外省人中，恐怕就是我任职的时间最久了。

另外，在台湾的出家人中，前往美国弘法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悟明老。我知道他不会英文，但竟然一个人飞往纽约，独自在美国访问数月之久。有一本书叫《仁恩梦存》，就是记录他访美的经过。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有着当初玄奘大师西行、鉴真大师东渡那种“为圣教也，何惜生命”的精神。

后来，他在美国创建护国禅寺，我也曾经前往拜访。当时，他并没有很多徒众，早在二十年前，取得赴美签证的条件还是非常严苛的时候，我看他每次从美国回台，都要嘱咐当地的在家信众代为管理道场，可见他弘法的辛苦。

在台北，悟明老则以树林海明寺作为本山，另外设有观音禅院，收了一位了不起的比丘徒孙——明光法师。他是台湾交通大学的硕士，曾任台北市佛教会会长。一九九四年，台北大安公园发生“观音不要走”事件。我感念悟老和明光法师平日弘法护教的热忱，为了让观音能在公园里留下来，我也积极协调处理，助他一臂之力。

那一次，多亏慈容法师有佛光会的背景，中南部的会员一听说此事，马上表示要发动三百部游览车的人，到大安公园念佛请愿。当时的台北市长黄大洲一听大惊，并说：“那还得了，三百部的游览车来，台北市的交通一定瘫痪。”黄市长这才感觉到事态严重。经过多方沟通，达成妥协，观音圣像成为共有的艺术品，从此安住在大安公园里，护念往来的大众，也让静坐绝食的昭慧法师一行人，达到诉求“观音不要走”的目标。

近几年，悟明老经常到台北道场来看我，我偶尔也会到树林海明寺去探望他；他都是一本初衷地热忱相待，实在是一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人。可以说，他做到了“三好人生”。

他在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圆寂，大家忙着组织治丧委员会，为他的肉身坐缸仪式致最后的敬意。我也在为他举行的追思赞颂会之前，赶往树林上香礼敬。站在他的灵前，面对这位六十年的忘年之交，不禁感慨万千，只有祝福他能够乘愿再来了。

妙莲长老

再说到妙莲长老。他是安徽巢县人，一九二一年出生，比我长六岁；但讨巧的是，我比他早半年受戒。按照丛林的规矩，戒腊高的人要在前面；虽然我早他受戒，但他年龄比我大，和他一起排班时，我都自愿让他走在前面；妙莲老很谦虚，都让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就是这样推崇我，一路走来，我们也算是老友了。

妙莲长老参学于苏州灵岩山，继承印光大师的宗风。一九四九年前往香港，起初吃了许多苦，住过大屿山，后来在青山闭关二十余年。其间，修行“般舟三昧”达十次，每次三个月为一期，可见他悲愿弘深，修持严谨，赞美他是有道高僧，也不为过。

记得一九七〇年代，他前来台湾时，最初挂单在佛光山位于台北民权东路的别院——普门寺。当时，我经常到普门寺讲说《金刚经》，每次都会看到一位老和尚，坐在前排专注聆听。有一次下座后，我跟他请教，才知道他是妙莲长老。

他跟我也不多言语，也不和信徒应酬，每次听完我讲经就回寮休息。就这样，长达一两年之久。我不知道他挂单普门寺的目的为何，他也不和普门寺的信徒来往，只是白天外出，晚上回来。想来，是他做人周到知趣，觉得不方便住在普门寺，又和普门寺的信徒来往，好像在利用关系一样。我想，他白天出去，应该都是到他自己的信徒家中访问，做家庭普照吧！

尔后，我忙着佛光山的开山工程、从事国际佛光会世界的活动；一九八六年时，他到南投埔里开山，没多久，灵岩山就庄严巍峨地树立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很钦佩妙莲老，他到底是有修行的人，好像建设灵岩山比我建设佛光山还要容易一些。

妙莲老也经常到佛光山来，有一次，特地交给我三百万，说是他自己的捐献，要我把大雄宝殿重建得更宽、更深。但是，当初土地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我记得在建大雄宝殿的时候，连一根支撑屋檐的棍子落在别人家的土地上，那位地主都不准。乃至，后来我要买这一块地，以那时候的市价，六分地应该只是六万元，地主却索价二十万。我觉得太超过了，你可以多要一点，但不能那么多。

过一个礼拜，我心想：“算了，谁叫我有这个需要。”就准备了二十万和他买。他竟然开口说：“这现在要四十万才能卖。”

才过了一个礼拜，他就涨到四十万，我很生气，这种人真是不可理喻，不跟他谈了。

再过两个礼拜，我心里想：“算了吧，四十万就四十万，跟他买吧！”他又说要八十万才卖。我二话不说，立刻交付八十万给他，买下现在佛光山蓝毗尼园那一块邻近大雄宝殿的土地。

佛光山邻近的土地，就这样从一万块钱一甲，到十万块钱一甲，逐渐又涨到一百万块钱一甲、三千万块钱一甲，到现在，已经是一两亿元才能买到一甲。这几十年来，佛光山虽然辛苦买地，但是佛光山也没有穷，而那许多卖地的人也没有富贵啊！

我想到开山过程的点滴，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知道，妙莲老自己也在建寺院，仍关心我的大雄宝殿建设，实在感念他的情义相挺。

由于妙莲老和我这份深厚的情谊，到后来，他几乎要把灵岩山寺交给我替他处理，我们也对他的事情给予最大的护持。记得一九九六年灵岩山传授三坛大戒，全部的三师七证、引礼，都由佛光山负责。佛光山也确实倾巢而出，几乎以全山总动员的情况，全力支援他们的戒会。而他原本有意创办的埔里均头国中小，因为“九二一”大地震的发生而停顿。后来委请佛光山筹办，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便应允承接建设。幸好没有辜负妙老所托，在二〇〇四年正式开学了。

晚年的他，腿部一直肿胀，不良于行。我曾到南投埔里灵岩山的关房前去看他；在台中，我也曾到他修养的病榻前表示慰问，但他到最后还是先我而去。后来我听闻在他圆寂前，曾经交代徒弟们说：“灵岩山寺的事情，要请教星云大师做主。”二〇一一年二月，灵岩山的当家兼代住持自毅法师，率领四位当家师及两位护法居士来佛光山，跪在我的前面要我前去主持开光。他说：“师父，妙莲上人有交代，我们做什么都要以您为主。”

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所以在同年九月，灵岩山在台中的念佛堂落成启用暨四大主殿圣像开光大典时，有上万的信众参加，我也专程从佛光山前往主持了。

妙莲老一生笃信净土，以念佛为主，仅以他修行十次、每次三个月一期的“般舟三昧”来说，就已经不是一般人容易修持的。所谓“般舟三昧”，又叫作立行念佛修持，在过程中，昼夜精进念佛、绕佛，颈不落地，站立修行，是不倒下来睡觉的；不得已，想要打瞌睡了，只有扶在一条绳子上稍微眯一下。这对普通人来说，一天都受不了，何况妙莲老修行了十次。这种刻苦自励的修持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所以他后来建寺顺利，当然自有龙天护持了。

妙莲老以八十六岁之龄圆寂，于今我也八十六岁，回忆如长兄一样的妙莲老，万分怀想，无限依依。

大陆来台的这许多长老法师，所遗憾的是，大部分都没有重视传承。说有传人的，除了上述的十方大觉寺灵源老、悟明老和妙莲老外，就是东初老法师了。

东初老收了一个高徒，就是农禅寺圣严法师。他非常争气，在日本获得立正大学博士学位。不过，他们师徒并没在一起相处过，当初也只是在名义上具有师徒之名而已。

另外，像证莲老和尚的弟子戒德法师，在台湾活到一〇四岁，圆寂后，也不是很清楚有哪些传人，甚为可惜。其他，像焦山的智光老和尚等，往生之后，也如人家所说，因为不知传人是谁，早已无人去闻问。

看起来，诸大丛林中的金、焦、天宁一系，在台湾都已没落；现在，只有寄望大陆的金山、焦山能够再起了。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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