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毛泽东给江青写下一段批语：   

江青：

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

                                      泽东

12月31日上午四时半

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毛泽东所说的“三篇文章”，是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的。

毛泽东所说的“周信芳、盖叫天两文”，是指《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把文艺界的有关文章批给江青阅看，显然是因为江青正在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

那时，江青神出鬼没，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胱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毕竟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女客人”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13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怡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1935年的18层茂名公寓，建于1934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原本是法国俱乐部，解放后改为锦江俱乐部。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曾这么谈及江青：

也许为了显示她是“和主席一样的”，江青常常独自带着随从人员漫游全国各地，极少和主席同行；即使同到一地，也很少同住一处。1959年主席上庐山开会，她到北戴河避暑；1962年，主席在北戴河开会，她却两次上庐山。江青既会养尊处优，又是贪图享受狂，全国的著名风景名胜区江青都跑遍了。一到冬天，北京气候冷了，她就和林彪一样到广州度过温暖的冬天，多年如此。但相比之下，物质条件最好、能让她尽情享受的还是上海。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她就常住上海，要“以上海为家”。为了住得舒服，江青看中了锦江俱乐部，将二楼西边重新改建装修。锦江俱乐部原是外国人留下的，解放后收为人民所有。江青住进之后，便成了她的个人领地，从此很少有人问津了。考虑到毛主席工作和安全的需要，有些省市专为主席修建了一些住房，其中自然少不了江青的一套；但江青认为那不是“专门”为她建造的，她要为自己构筑独立的“宫殿”。

江青常在全国各地跑，成为“享受狂”，内中的原因还在于她在中南海的生活实在太“清苦”了。

毛泽东当时的“管家”吴连登，曾十分真实地回忆当时江青在中南海生活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的稿费是中央特会室保管的，我们不管，我只管他老人家的工资，江青的工资，还有他们的日常支出。毛主席的账是一号，江青的账是二号。

说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毛泽东的工资是四百零四点八元，江青的工资先是一百二十元，后来长到了三百多元。

毛主席的账是很好算的，他的四百零八元，要交党费十元。房租、水电费加起来八十多元，吃饭要用一百元左右，还有三个人要毛主席负担──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费十五元。后来涨到了三十元。除此之外，孩子们的车费和葡萄糖一类营养药费也都要从主席的工资里出。

主席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这都要从主席的工资里面出。这样下来，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过一段时间，我给主席写了个报告，要从他的稿费里提出一万元来补贴家用。毛主席画了圈，我们才用了一阵子。

前几年，社会上传说很多，说江青如何如何，好像她有多少东西似的，其实，她并没有多少家当。

江青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金银首饰，衣服倒是有不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有一次，她要做一件小翻领西服，我给她找来了做衣服的，按照她的尺寸做好送来了，我送给她看，她问多少钱，我告诉了她，她立时就说：“这衣服我不要了，不合身，做坏了。”衣服明明没坏，我说：“这不挺好的吗？”

“好，你要，反正我不要了。”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这不是我要的衣服，做坏了，你赔！”

“我赔不了，我没有钱。”

她看我真的不高兴，把衣服甩下走开了。

这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只好拿了衣服去找汪东兴，把情况告诉了他。

我说：“这衣服好好的，她非说不要了，我没有办法处理。”

汪东兴看了看衣服，说：“不是衣服不好，她是嫌贵了。”

江青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又想穿好衣服，又没有钱，所以经常是长袖改短袖的，浅色改深色的。总是改来改去，染来染去，我可是给她跑了不知道多少次洗染店。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她是又要花样多，又不能贵。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