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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深厚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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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星云大师 2015-03-17 11:53
摘要:在会议中,所有的委员都觉得我说得对,但南亭法师就一直说:“不可以听信星云的话,不要睬他,不要听他的。”因为说了多次,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终于拿起茶杯,“啪”,用力一拍,就说:“你怎么可以倚老卖老?我从高雄来这里开会,你能不让我发言吗?”一时,他也愣住了。后来他跟我认错,现在想想真是惭愧,想到这许多老人叫我不要讲话,也只把我当是徒子徒孙,今日想来,对南老真是深深地忏悔。

 

南亭法师

 

在外省的很多长老中,跟东初长老一样,跟我有深厚法情的,就要算南亭长老了。因为他是《人生》杂志的社长,我是编辑,所以关于内容、编务,我不得不经常跑到华严莲社去请其开示。每次到的时候,因为华严莲社在当时的台北,素斋很有名,南老第一句话都会问我:“你要不要在这里吃饭?”我都很难为情地说:“不必了。”他就说:“那我就不替你准备了哦。”

 

虽然我没有让他请过一餐饭,不过我觉得南亭长老实在是佛教里很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和尚。他正直、坦诚,对佛教热心;虽然小气,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贫穷,就算他比我们好,有道场安居,三餐有人供应,这也是他的福德因缘。

 

南亭老创建华严莲社,每月都有华严法会,偶尔到华严莲社时,听到他唱诵“华严字母”,真是荡气回肠。南老也是江苏泰州人,生于一九〇〇年,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应该称为老法师了。在华严莲社里面,达官贵人很多,他也做过善导寺的住持,也当过“中国佛教会”的秘书长,在当时的台北,他的声望无人能超越。

 

他发起在电台讲说佛法,那时候在民本、民声等电台都有佛教节目,如开辟“佛教之声”,这应该归功于他的提倡。后来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人,在宜兰的“中广”电台、民本电台也主持节目,也算是响应他的号召了。

 

台湾早期的“大专青年学佛基金会”,带动青年学佛,他也有功劳。他鼓励周宣德居士等,说动詹励吾先生把重庆南路的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卖出,所有的钱都捐作大专青年奖学金,那就是后来《慧炬》杂志社的前身了。

跟随南老学佛的居士很多,当时许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都在华严莲社出入。南老和东老,都是江苏泰州人,泰州的出家人在台北者,有智光老和尚、太沧老和尚、悟一、妙然、成一、了中、守成等;我所不幸的是,只因为出生在和他们距离六十华里的扬州,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不容易进入他们的核心。

后来听说演培法师、月基法师、严持法师等都是扬州人,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来往,纵有来往,好像都没有地域观念,彼此也没有相互照顾。南老最早期对台湾佛教的传播,还是有很大的贡献;东初法师影印大藏经,就曾获得他的大力支持。由于那时南老每周都有讲经说法,所以在台北就被佛教界尊为“经师”。后来的印顺法师被人称为“论师”,在中部的忏云法师则被尊为“律师”。

 

我和南老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是后来我请他担任永和智光高级商工职业学校的创办人。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居士,是福州人,他有一些同乡在台湾电力总公司担任工程师。那许多工程师都听过我讲经,因为陈秀平是我们宜兰弘法队的队员,所以他们一直鼓动他来办中学。当中尤其有一位陈信铭中医师,台湾大学毕业,个性亲切,看到人都是笑眯眯的。大家愿意每个人出五万元,希望我也参加一份,就买下了现在永和智光商工学校的校址。

 

那个时候在台北开办学校,我自知在台北没有道场为根据,也没有财力当后盾,就提议华严莲社的南亭老,以及善导寺的监院悟一法师共同来创办。那些福州的同乡都同意,后来过了一段时期,学校要开办了,南亭老说,你办这个学校,都是邀一些在家人做董事,哪里像个佛教的学校?最好让那些福州的老乡退出,请出家人来做。

他那样说我就照做,这些福州老乡真好,像蒋师佑等人我跟他们讲过以后都全部退出,由南亭老提名华严莲社的人担任董事。我想,只要学校能办得起来,什么人来当董事都不重要。就这样,后来这所学校就变成好像是华严莲社所创办专有的了。我觉得对那些负责的老乡,深深觉得抱歉。

 

其实,这所学校所以能创办成功,应该有四个功臣,第一个就是这许多福州老乡;第二应该归功于我主办的《觉世》旬刊,现在如果查阅一九六〇年代的《觉世》旬刊,每一期都可以看到刊登为智光学校建校募款满版的功德芳名录,等于我后来建大学时发起“百万人兴学”一样,那也是百万人捐献的;第三就是华严莲社;第四就是善导寺,他们也各自出钱出力。

 

因此,后来我们在政府登记,就是三个创办人:南亭、悟一、星云。但后来智光学校对外行文或每逢过年寄发贺年片的时候,都写智光创办人南亭、悟一,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在多年后,南亭老发觉了这个问题,一直向我道歉。他向我道歉,我根本不以为意。至今,他们都已作古了,只剩我一个创办人。现在智光学校的董事们都是华严莲社的信徒,他们也都不认识我。我想,恐怕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创建的过程了。

 

今天写到南老,不禁深深觉得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因为他是那么样的有地位、有权威,而我自己是后生小辈,常常为了佛教的事情和他力争不讳。例如,沈家桢先生有一笔款项托付他办“密勒学人奖学金”,记得那时候张澄基教授有一本关于密勒日巴的传记出版,在台湾非常畅销。想到佛教有一位密勒日巴尊者,修行、苦行、神通、道德都异于一般人,大家都想要学习,就来成立“密勒学人奖学金会”,并且聘请委员多人主其事。其中出家人就是南老和我,另外大部分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有周宣德、刘中一、李武忠等。

 

当时沈家桢先生的财力雄厚,和过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先生,并称为航业巨子。为了鼓励大家写作,每年对外征文,撰写佛学论文三万字,第一名奖金五千元,并为其出版著作。在那个时候,大约一九六〇年代,社会一般的参赛作品,像一张照片、一首歌曲,甚至一幅漫画,奖金都已高达五万元了。因此我主张应该提高奖金,重赏之下才有勇夫,才能真正提高论文的水准,提高大家研究佛教的兴趣。

 

在会议中,所有的委员都觉得我说得对,但南亭法师就一直说:“不可以听信星云的话,不要睬他,不要听他的。”因为说了多次,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终于拿起桌上的茶杯,“啪”,用力一拍,就说:“你怎么可以倚老卖老?我也是拿了六百块的车马费,从高雄来这里开会,你能不让我发言吗?”我想,大概不曾有人忤逆过他吧!一时,他也愣住了,因为不曾有过晚生后辈,或者一般信徒敢这样对他讲话。后来他跟我认错,现在想想真是惭愧,想到这许多老人叫我不要讲话,也只把我当是徒子徒孙,今日想来,对南老真是深深地忏悔。

 

道安法师

 

接下来讲到道安法师,他是一九七〇年出生的,湖南人士,身高虽然不满六尺,但是声音很宏亮,精神抖擞。二十岁在衡阳佛国寺出家,曾住在仁瑞寺参禅三年,并在衡山南岳龙池岩苦修十八个月,后来各处参学。抗日胜利后,曾担任湖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一九五三年来台后,因弘法热忱、交友广阔,很快地就在台北市的松山区吴兴街建设了松山寺,占地两三千坪,一时冠盖云集,松山寺里面经常高朋满座。

 

我和道安法师最早的来往交集,是因为“中国佛教会”改选,大概是第二届还是第几届,现在已记不得了,时间应该是一九五一年初,确切的时间也早就忘记了。总之,就是在“中国佛教会”第二届或第三届改选时,选举结果,全部为白圣长老十普寺的大众,为此教界一时哗然。

 

政府基于情势,就解散“中国佛教会”,重新改组“整理委员会”,聘请十六位委员。这十六人的名字我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都是在家居士,想要把白圣法师排除在外;出家众只有南亭法师、道安法师和我。当时由王平居士担任秘书长,期限半年,之后重新改选。

 

其时,我因为住在宜兰,来回台北不便,无法在“中国佛教会”任职。我记得当时道安法师跟我讲,他说:“我们现在奉政府的命令,成立佛教‘整理委员会’,就等于公务员一样,应该要为公家尽职服务!”但其时我并无一兵一卒,连一张桌椅都无法筹办,哪有什么力量贡献到“整理委员会”呢?所以一切都仰赖秘书长王平居士。

 

王平居士曾担任过“内政部次长”,是“国大代表”,山西人。他是怎么能做到“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们就信任王平居士的工作。这段期间,道安法师有直接参与,我们偶尔来开会,只是聊天,大家并没有去过问整理的内容。

 

按照那时候,“中国佛教会”会员代表的产生,每省、市(特别市),都有七个代表,以半年为限;因为半年改选,日期届满后就要开会签字。我想那时候虽有十六人的改选委员,实际上执行的好像是南亭法师、道安法师和我三人,王平秘书长是当然出席的。

 

说到“中国佛教会”,一般人不懂他的组织章程。其实“中国佛教会”是当时全国最高的佛教机构,以“宗教法”来说,直属“内政部”的民政局;但是如果以“团体法”来说,它是隶属社会局。省分会是属于民政厅,县市支会就属于各县市的民政局,这是三阶教会的组织。

 

一九四九年之前,每个省有七个代表,中国有三十六个省(连东三省,后又改为东九省),因此他们应该有两百多个代表开大会。

 

除了三十六个省以外,四大名山各山也算一个特区,甚至地区,像西藏地区也算一个省,都有七个代表,当时台湾省也有七个代表。除此,特别市(直辖市),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一样也有七个代表。

 

但是大陆解放以后,“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改选,只有台湾是七个代表,其他省、市(直辖市)都只有两个代表,因为他们选不出那么多人来。可是江苏省最多,光是出家僧侣就有百人以上,也只有两个代表。所以过去江苏省就是南亭法师和另外一个法师代表,我们都没能当江苏省的代表,因此我也永远进不了佛教会,因为我属于江苏省。

 

后来,有人就建议佛光山也可以像四大名山一样,成立十个寺院,就可以作为一个特区。哪十个寺院呢?佛光山寺,地藏殿就叫地藏寺,万寿园就叫万寿寺,普贤殿叫普贤寺……只要每年缴会费,就能有两个代表。不过我想,算了,我也不要。所以后来我一直不得办法进入佛教会。

 

话题再回到当时我与道安、南亭法师负责“整理委员会”的事,当时“中国佛教会”有大陆的会员两百多人,但是在届满的前一天,忽然增加了四百多人,全部都是由白圣法师提出申请的会员。这四百多人,大部分都是军人、一些老兵,或者来自边区的省份,如东北、新疆、云南、贵州。

 

其时在这许多地方,“中国佛教会”并无会员,只要有人加入,立刻就成为代表;反而江苏省有一百多人,也只能有两人参加。如此一算,整个改组后加入的那许多会员,必定都是将来的代表。

 

南亭法师、道安法师一看,即刻提出:这还得了,这仍然是十普寺白圣法师的势力介入!我们三人不予承认。当时王平居士就非常着急,他说我们受政府委托,政府提供经费来作改组的费用,如果我们提出异议,让政府又要重新再整理一次,事实上我们也非常难堪。

 

我们就提出:你为什么让十普寺一寺之中就能提出那么多会员参加呢?他说,我也搞不清楚佛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只要是人家喜欢参加,佛教会都接受;尤其最后拿到申请也来不及审查,就通通签收盖印,准许加入了,现在如果你们大家不同意的话,我实在难堪。

 

我当时也很想坚持反对,但是想到王平居士的家人,对我们也有很多的照顾,想到盛情在先,实在不忍无情地给他难堪。最后我想南亭法师、道安法师也认为王平居士是一个好人,为人正派,只是他不懂佛教的选举内幕,再者王平居士也是他们的信徒,所以最后他们也只有妥协,我当然也不持反对。

 

如此整理案件通过之后,就注定了“中国佛教会”在后来的四十多年之中,全为白圣长老一人所组织成的,除非是他喜爱的人,再也无人能够参加。

 

这期间我偶尔也能当选佛教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据闻每届改选时,都有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我请客,拜托白圣法师务必把我列入名单之中。

 

因为要选举什么人当理事,都有一个参考名单,名单并且要经过党团书记的同意。党团书记由国民党中央任命,开会的人不一定能当选理事,他们有投票权,可以随意投票给谁,但参考名单给谁当选、不给谁当选,党团书记都有审查的权力。

 

这是因为当时每个社团,政府都派有党团书记在里面,基于党的需要,他有权力指示。如果每次政府提供的名单不能当选,一个、两个或许还可以马马虎虎;如果多了,党团书记和理事长都要下台,因为你们不听话。

 

这样的关系,所以每次为了我的名字能列入到参考名单里面,政府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强力让他们接受。有一次,为了政府指定要选我当常务理事,惹得白圣老不高兴。当时,我虽不能当代表,但要当选理事,即使政府不发动,我相信还是有办法;因为基本上公道自在人心,那许多代表看到我的名字,也会圈我一下,所以理事我是能当选的。

 

但是到了常务理事,那许多理事都是白圣法师区域的人,只要他招呼说不可以让星云当选,他们不圈我,那就不得人投我的票了。

 

所以后来政府就出面,请他们吃饭,说:“你们一定要把星云列进去,如果他不进来,那你们就不像佛教会了。”

 

尽管有政府的苦心安排,还是抵不过他们的势力,甚至从此以后即使是南亭、东初、慈航、印顺等长老大德,也都不得办法担任佛教会的理事。

 

在当时我们三个整理委员之中,南亭老法师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道安法师是一个很耿直的人,而我是一个不懂得选举组织的人。对于那时道安法师肯妥协,实在很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整个“中国佛教会”俨然成为十普寺的了,因为所有的会员代表都是十普寺的信徒和他们的员工,四年开一次会议,那许多代表出席的时候,对佛教界大德也不认识,他们只是奉命投票。

 

我想后来中国国民党大概也对佛教会失望,认为佛教人士无能,他们也不要多管,就任这种情势一直延续下去。所以那时候起,白圣法师就成为万年理事长了。

 

在四十多年的理事长当中,偶尔他也做得不好意思,就说换个一任,让道源、悟明法师做一下。其实他们也都只是代表,真正掌控佛教会权力的,仍然是白圣法师。

 

其实,哪个人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我们并不在意,我们重视的是,对佛教应该要有政策、计划,对佛教的发展、前途,要制定大政方针。

 

后来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左右,国民党有一位刘耀中总干事,是国民党第五组的总干事,他曾经要我对佛教会的选举提出异议。但因为我人不在台北,不在这个中心里面,自知无力,也就只有感叹“时不我与”,除了暗自徒叹奈何,也只有眼看着佛教不幸而已!

 

后来我跟道安长老也时相过从。我记得他在松山寺,每年都办有暑期大专学生佛学讲座,也曾邀我去上课;有时在台湾传戒,他担任三师或尊证,当中偶尔也有我参加,大家时相会晤,见到我,也都是赞许有加。我想到这都是长老们提拔后进,期望后学的好意。

 

算一算,道安长老应该比我年长二十岁,二十年的经历、阅历,在一个人一生数十年寒暑之中,那是一个相当深厚的时间,尤其在重视伦理、辈分的佛教里,我要尊重他,感觉到他在台北活跃,佛教还需要有他各种的应付。

 

道安法师有一本杂志叫做《狮子吼》,对当时如一片文化沙漠的佛教界,也起过不少作用,他自己能讲能写,意气纵横,确实是一位人才,可惜那时候佛教界,白圣长老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没有人敢对他说不。

 

那时候道安法师身边有一些弟子,如灵根法师、张曼涛教授、刘国香居士等,都是文化人,也没有办法为他在佛教主流派里面争取到什么地位。记得一九七七年,我和他同在高雄县大岗山龙湖庵担任戒坛十师,之后我回佛光山,他回台北,不久就圆寂了。世寿七十一,僧腊五十。他圆寂后有遗嘱,叫《道安法师遗集》,另有《道安法师日记》十本传世。对于佛教又损失了一位法将,也很为佛教感到悲伤。

 

未完待续……

 

(注:《百年佛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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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1949年初赴台,1967年创建佛光山,一生致力于推广文化、教育、慈善等事业,先后在世界各地创设两百余所寺院道场,并在海内外设立十六所佛教学院,并创办了美国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普门中学,创办《人间福报》、《人间卫视》。荣获2012-2013年度“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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