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日报摄影部的老照片库里，沉睡着一组照片。摄影者手记的题目较长：《国棉九厂一个老年女工参加速成识字班学文化的经过》。女工的名字叫奚翠珍，照片有近20幅，摄影时间在1952年8月前的几个月内，照片说明串连起来，仿若一部纪录片的分镜头剧本——

奚翠珍不会读工厂里的黑板报；

国棉九厂在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速成识字班，领导上决定奚翠珍脱离生产学习；

女工们前来道喜；

老伴很起劲，花了九万元买了一副老花镜，作为入学的贺礼；

上课了！国棉九厂抽出来参加学习的三百多个工人，正在以工人阶级坚毅的精神，努力学习；

教师刘雅彬，是一个细心而负责的人；一到家里，奚翠珍就在桌子上练习拼音字母。邻近的孩童们围着她，对她说：“阿妈娘，你也教我们”；
奚翠珍的小儿子在部队，写信鼓励母亲参加识字班；

短短一个月过去，国棉九厂参加识字班的300多个工人，每人平均认识了2000字左右；

识字班结业了；

奚翠珍念墙上标语给同事听。

上面这张照片，记录了奚翠珍在家摆弄识字卡片的瞬间。照片上，奚翠珍服饰郑重，从质地和光泽看，应该是香云纱——按照老上海习惯的发音也叫“香烟纱”。照片上，奚翠珍面前的识字卡片码得整整齐齐，伊气定神闲，仿佛闲暇时刻在把玩塔罗牌，或许是家里有摄影记者的原因，她的老伴虽然侧对镜头，依然微微显得拘谨。在奚翠珍的右手边，正是那副价值九万元（合新人民币九元）的入学贺礼。

1952年时，奚翠珍50岁。她所在的国棉九厂位于杨浦，之前属于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三纱厂。除了在忠实记录63年前这段见证共和国扫盲史的纪实黑白影像中出任女主角之外，奚翠珍其人其事已不可考。从她的年龄或可推测，在参加速成识字班之前，她已在纱厂做工多年。日商第三纱厂地址在杨树浦路2086号，与夏衍先生《包身工》中描写的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同属日系。“分镜头剧本”中，邻家孩子称呼其“阿妈娘”，“阿妈娘”是上海郊区话，意思就是“妈妈”，合理猜测她应该是上海郊区的本地人，当日商在沪上急速扩张之时，被招工进入杨树浦的纱厂。当然，奚翠珍未必就是包身工，却是包身工的姐妹。在大半生里，奚翠珍们吃尽了不识字的苦。一直到那一天之后。

上海的扫盲工作

史料记载，陈毅率军进入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后不过数月，即启动扫盲。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接管教育系统的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旋即指出：“尽量利用可能条件，开展职工教育……有步骤地扫除文盲”。根据这一精神，上海自194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开展扫盲工作。当时确定首先在干部、青壮年、产业工人和工农积极分子中进行扫盲。在全市范围内陆续开办为扫盲服务的民校、夜校、识字班、识字组以及农村冬学等各种形式的扫盲班组。而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则是本文照片拍摄之时的1952年5月24日启动。

（女工们欢送奚翠珍参加速成识字班的学习）

上海1950年初期约有工人106万人。文盲、半文盲约有69万人，占工人总数的65％左右。其中奚翠珍所在的轻纺工业系统中的文盲、半文盲约占70%。而在全国范围内，文盲率高达80%。奚翠珍作为样板，可贵之处在于年龄。在本文照片拍摄四年之后，上海有关部门调查了1955年冬至1956年春天的扫盲现状，统计显示，全市总人口为650万人，市民中14~50岁年龄段中文盲约占市民人口总数的18%，共115万人。因为在调查中发现40岁以上的市民文盲在学习上确有困难，从而将扫盲年限改为14至40岁。换言之，50岁的奚翠珍学识字，和现在的“花样爷爷”一样，都是凭着一股对年龄不服输的劲儿。

而1956年也是上海1949年之后文盲入学的峰值年份。1956年4月统计，全市文盲在学人数达852921人，其中职工376436人，农民64080人，市民412405人，比1955年增加68.7%。

在教学方面，上海市遵照国家规定，要求“奚翠珍们”的识字标准是2000字左右，农民的识字要求是学完三种课本，即社编、县编、省编教材，大约1500字，大体上能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并学会简单的珠算。

奚翠珍在速成班里学了些什么？如果教材是1951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那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之后，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

速成拼音

“分镜头剧本”交代，奚翠珍回家后“练习拼音”，此拼音并非今日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在1950年代扫盲运动中使用最广泛的，是由原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根据1949年前中国推行的注音拼音（台湾地区至今还在使用），结合实际土法发明的速成注音方式。据称此法异常神奇，祁建华本人利用此法在11天内认全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

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33岁的祁建华以他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从默默无闻的部队文化教员一跃成为副部级高官。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但仅仅5年之后，在反右运动中，祁建华又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公职，遣送农村，强制劳动。他的新婚妻子也撇下刚出生的女儿，离他而去。此乃题外话，按下不表。

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虽在短时期内效果显著，但根据记载，由于片面追求“跃进式扫盲”，上述几年内文盲的“复盲率”在部分地方高达24%。尽管如此，到1956年，扫盲4年后的奚翠珍，用简单汉语给儿子写信应该并非奢望。这一年，据称上海产业工人中的半数已经摘去文盲的帽子。

（奚翠珍念墙上标语给同事听）

1950年代上海工人阶级扫盲，映射的是政权更替与转移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其权益和价值的兑现，它既是我党一贯的群众路线和基层科学化管理的策略需要，更是一种“制度性红利”。在重塑工人阶级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奚翠珍们“断文识字”的意义，无论如何溢美都不为过。

1949年底，上海产业工人人数不到100万，十年之后的1959年人数已逾200万，此时的上海已从纯粹的消费型城市转型为新型托拉斯式的工业城市，在之后数十年内承担了“共和国长子”的重任，向国家财政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收入。属于“制度安排”的工人扫盲，其前瞻性眼光不仅立足于“开启民智”，更是新时期政治和经济任务使然。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国家正面临经济建设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面对三大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关于文盲，他认为，只要还存在文盲现象，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

2001年1月1日，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这一年，穿香云纱的奚翠珍，整整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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