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一条新闻，开头写道：

“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家蒋光赤（一名光慈，又名华西里），日前被中国共产党正式开除党籍。”

蒋光赤是左翼作家蒋光慈的曾用名，在国民党统治年代，用“光赤”一名发表文章显然有红色宣传之嫌，容易招致麻烦，于是他改名为“光慈”。以笔作枪，他创作了《新梦》《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冲破云围的月亮》《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紧紧联系现实革命斗争，催人奋进，予人力量。

这样一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当年为何却被开除党籍？

开创革命文学

1901年，蒋光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镇白大村，16岁到安徽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领导了芜湖地区学生运动。

1920年，蒋光慈来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同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蒋光慈与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同学被吸收为团员。 

1921年，蒋光慈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学期间，他与瞿秋白相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蒋光慈曾经翻译、撰写了一些宣传唯物论、宣传革命文学的论文，先后在《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上发表。此外，他还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还写下不少热情洋溢的诗篇，翻译了一些进步作家的诗作。 

1924年回国后，蒋光慈接受瞿秋白邀请，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积极参与文学组织工作，和沈泽民及上海大学学生委员会王秋心等人组成“春雷文学社”，创办了《文学专号》周刊。

“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下决心要做一个“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创作工人农民能看懂的进步文学作品。1925年，他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时任左联常委钱杏邨评价这部诗集是“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鼻祖”。

同年4月，蒋光慈奉调北京参加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工作。1926 年，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问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扛鼎之作。1927 年，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出版，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1928年，他与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进步文学刊物。

蒋光慈不仅致力于革命文学创作，还进行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索。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步主张：“谁个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斗争，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这些观点直面现实，深入浅出，且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影响一代青年

在蒋光慈的众多作品中，带有自传性质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是其代表作。作为中国革命小说的发轫之作，《少年漂泊者》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新篇章。

小说主人公汪中是一名皖西乡村少年，因父母被地主迫害致死而成为孤儿。在流浪生涯中，他当过学徒、奴仆、乞丐、茶房、工人、囚徒，最终选择加入黄埔军校，在革命的炮火中壮烈牺牲。

面对苦难，他曾说出一段振聋发聩的自白：“万恶的社会给我的痛苦愈多，更把我的反抗性愈养成得坚硬了——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漂泊的少年，一个至死不屈服于黑暗的少年。我将此生的生活完全贡献在奋斗的波浪中。”

汪中这个“百折不挠的青年”形象，极具时代色彩。他所走过的路，正是“五四”以后革命青年所走过的或者应该走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蒋光慈揭示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要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这对当时许多处于迷惘之中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小说从192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到1933年，先后印行15版，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胡耀邦在学生时代读了《少年漂泊者》，便想“书里的人晓得漂泊，我为什么不可以革命！”于是，他毅然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见《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

习仲勋多次回忆说，他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受到《少年漂泊者》的影响。“习仲勋读着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汪中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参见《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陶铸也直接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参见《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这本小说的鼓舞下，许多苦恼、忧郁、彷徨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当时许多读者给蒋光慈写信，称他的这部作品似一盏路灯，为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对党是一向忠诚的”

1929年10月，蒋光慈参加了在上海北四川路“公啡”咖啡店内召开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参加者还有潘汉年、夏衍、阳翰笙、钱杏邨等人。这次会议即左联筹备会，蒋光慈也因此成为左联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蒋光慈虽然因病未能到会，但仍被选为常委，并负责编辑左联刊物《拓荒者》。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倾向对文化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当时左联经常要求盟员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到工厂、学校中去做鼓动工作，而疏忽甚至弱化文学创作。蒋光慈是一位小说家、诗人，他将创作视作生命的全部，这便同当时左联的指导思想相悖。

有一次，左联要开会，一时找不到会场，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到蒋光慈家去开会。不料当钱杏邨找蒋光慈商量时，被他一口回绝。蒋光慈说：“一个房子，本来是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开倒了。”

后来蒋光慈得到通知，要他停止写作，而调做群众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认为“蒋光慈过着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必须到无产阶级大众中去锻炼。”他很激动地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

这段时期，蒋光慈经常与左联党团组织成员发生激烈争论。他不愿意服从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这是他倔强的个性决定的；但他知道，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经过痛苦的抉择，他说：“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本来根据党章规定，是允许党员退党的。但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左联不能接受蒋光慈的这种做法。于是只有一种选择，即将其开除出党。这便有了《红旗日报》公布的蒋光慈被开除出党的消息。

据说蒋光慈读到《红旗日报》这篇报道后，除了遗憾外，仍表现得非常冷静，并说：“我没有什么，我做学者好了，我对党是一向忠诚的。”

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蒋光慈完成了长篇进步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左翼文学中最早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斗争的作品一出版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被冠以“普罗文艺”的罪名，遭国民党当局查禁。

被开除党籍后不到一年，蒋光慈病逝于上海。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一文中说：“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

郑超麟说：“蒋光慈是个悲剧，他临死之前不久还被开除出党，据说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像蒋光慈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1953年，蒋光慈的名誉得以恢复。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同蒋氏生前友好，向各方追寻线索，终将遗骸找到，在他逝世二十二周年前夕改葬上海虹桥公墓，墓碑刻着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所书“作家蒋光慈之墓”。上海各文艺团体参加了迁葬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