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语言学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地名的用字和读音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正因为特殊，所以地名一直是学界持续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民间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对地名读音的选择和审定，常常会各执一端，见仁见智。个别县市地名的读音还要由国家民政部门会同有关专家来定夺。可见，地名读音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正音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普通话读音做规范求统一。一个地名读音从当地民间层面的习用读音到国家民政部门、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权威认可，再到词典层面的规范读音，往往而且必然会考虑到社会、历史、地域、民情、层级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遵从的是多元性选择，而不是唯一性标准。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反映的现有地名读音看，大致体现出了五方面的考虑，以下逐一论述。

承古性

地名读音的承古性是指地名读音继承了中古或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特点，这些古音在普通话中已经发生演变，而在特指的地名中还保留着。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地名往往保存古音。例如山东省费县的“费”，读bì，广东省番禺县的“番”，读pān，都保存了古重唇音（今双唇音）。“费”读bì的音在《现汉》中尚未注出，只有fèi一读。“番”读pān，在《现汉》中已经注出。“费、番”在上古音中声母均为滂母（今p声母）,今读bì、pān是“古无轻唇音”的上古音遗存。“番”在中古音《广韵》中已读为孚袁切，属敷母（今f声母），读fān，广州话里“番薯，番瓜（南瓜）”的“番”已与普通话一样，读fān，可见，“番”读pān的读音还保留或限定在该地名中。

再如山西省洪洞县的“洞”，读音为tóng，不读dòng。《广韵》：洞，徒红切，县名，在晋州（今临汾尧都区）北。此音已沿用千余年。普通话中“水洞”的“洞”读dòng，源于《广韵》徒弄切，tóng只用于洪洞地名中。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台”，读tāi，源自《唐韵》土来切，《集韵》汤来切，音同胎，保留的是中古音。

安徽省六安市的“六”，当地读lù，不读lìu；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的“六”也读lù。读lù最晚是中古音的保留。《广韵》《集韵》均为力竹切，音同陆。到《中原音韵》，才入尤侯韵，入声作去声，读lìu。《洪武正韵》有两读：力救切，读lìu；卢谷切，读lù。目前来看，民政部已认可了“六安”的“六”读lù的读音。

从俗性

地名读音的从俗性是指该地名的读音不是按中古音的反切读音来读，而是遵从了当地不合古音的俗读。

比如，山西省繁峙县的“峙”，读shì，不读zhì。按照《广韵》直里切和《集韵》丈里切，“峙”切成今音均为zhì，可见读shì是当地的俗读。广东省东莞市的“莞”，《广韵》《集韵》均胡官切，音恒。《集韵》又沽还切，古丸切，音官，读阴平调。“莞”读上声调guǎn，不合以上反切，在记载粤语的韵书《分韵撮要》中才有今天上声调的读音。“珲”作为地名用字，在吉林省珲春市中读hún，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区中读hūi，也是分别遵从了当地俗读。安徽省蚌埠市中的“蚌”，《说文解字》是步项切，《广韵》《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也是步项切，《中原音韵》：帮母，江阳韵，去声，今音应读bàng。今读bèng也是遵从了当地俗读。河北省蔚县的“蔚”，读yù，不读wèi。《现汉》也注为yù。但《广韵》中是於胃切，读wèi。审定为yù音显然也是遵从了当地俗读。“漯”有两个读音。《广韵》“他合切”，《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讬合切”，读tà，今山东的古水名漯河，读此音。然而，河南省漯河市的“漯”读luò，不合古音。也是遵从了当地俗读。浙江省丽水市的“丽”，读lí，不读lì。《广韵》《集韵》均为郎计切，《正韵》力霁切，均读lì，音同隶。读lí当是遵从了当地俗读。

容错性

地名读音的容错性是指有的地名读音不知何时因何原因产生误读，一直这么读下来，不予正音。

比如，四川省筠连县的“筠”，读jūn，不读yún。《广韵》为贇切，《集韵》《韵会》于伦切，都切为yún，音同云。读jūn可能是受声旁“均”的影响。黑龙江省穆棱市的“棱”，读líng，不读léng。可能是受同声旁字“凌陵绫”的影响。黑龙江省讷河市的“讷”，不读《广韵》“內骨切”的nù，也不读《现汉》注音nè，而读nà，可能是受同声旁字“纳衲钠”的误导。贵州省大磏镇的“磏”，不读《广韵》“力盐切”的lián，而读qiān。可能是受同声旁字“谦”的误导。江苏省浒墅关镇、浒浦镇的“浒”，读xǔ，不读hǔ，当是受声旁“许”的影响。上海市莘庄镇的“莘”，读xīn，不读shēn，是受了声旁“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误读的字有县级地名，也有镇级地名，而且以上“磏”“浒”“莘”这些镇名的读音，均在《现汉》中明确注为qiān、xǔ、xīn，这是比较特殊，也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地名的特殊读音只能照顾到县级及其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

存异性

地名读音的存异性是指国家民政部门和《现汉》认可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特殊地名读音。比如，《现汉》中“乐”有lè、yuè、lào三个读音，读lào音，专门用于河北省乐亭县的“乐”，也用于山东省乐陵市的“乐”。但是，同是县名中的“乐”，浙江省乐清市的“乐”，当地读yuè；河南省南乐县、广东省乐昌市、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乐”，当地均读lè。《现汉》中虽未为地名注出“乐”读lè的读音，但在百度百科中已按当地读音注出。看来同属县一级的上述几个地名中的“乐”，读音取向可以不一样。

再如，河北省大城县的“大”，读dài，不读dà；北京市大兴区的“大”，读dà，不读dài。处于乡镇及其以下地名中的“大”，读什么音，更是各取所读。如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大盂镇的大，读dài，不读dà。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大汖（pìn）村的“大”，读dà，不读dài。

此外，河南省荥阳市的“荥”，读xíng，不读yíng，源于《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惠扃切”；四川省荥经县的“荥”，读yíng，不读xíng，源于《集韵》萦定切。“荥”的这两个读音，均有古音来源。河南省渑池县的“渑”，读miǎn；作古水名渑水时，读shéng。上海莘庄的莘，读xīn，不读shēn；山东莘县的莘，读shēn，不读xīn。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县、不同的镇、不同的对象中，读音取向可以不一样。

开放性

地名读音的开放性是指无论是《现汉》，还是国家民政部门，对地名特殊读音的认定一直持开放态度，一直关注地方政府与民间群众的诉求。改革开放前，各地经济还比较落后，交通不畅通，旅游业不发达，人口往来少，新闻报道也少，某个地名的特殊读音，原来只在某地的小范围内称说，没有意识到它的读音变化后会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有何反响，当地人也很少有机会能听到不一样的地名读音，外界也很少关注这种特殊的地名。

改革开放后，情况就不同了，尤其是当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人员往来、新闻报道增多，当这个地名要在高速公路上标示时，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比如山西省洪洞县名本应读hóngtóng，中央电视台报道，高速公路的标示牌，都是hóngdòng。答案很简单，因为《现汉》原先只有dòng一个音。后经国家民政部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确定洪洞地名专用音tóng，近几版《现汉》上也增补了该音。可以看出，对某地特殊地名读音，只要是地方政府根据民间诉求正式给民政部打报告，经专家论证合理，即会得到官方认可，也会在《现汉》中得以增补。

地名作为一个地域形象的重要标识，它的用字和读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凝缩，可以代表一个地方经济的品牌，对扩大地域影响力具有无形的价值，这也是上层、地方、民间、学界和《现汉》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

（作者：乔全生，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邸恩嘉，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绘图：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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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中“洞”“峒”异读的前世今生

我国地名中多有含“洞”或“峒”者。如含“洞”的有山西洪洞县，湖南洞口县、湘西十八洞村等。含“峒”的有甘肃崆峒山、山东崆峒岛、广西防城港峒中镇等。在众多含“洞”“峒”的地名中，其读音出现了异读现象，如洪洞的“洞”读tóng，洞口的“洞”读dòng，崆峒山的“峒”读tóng，峒中的“峒”则读dòng。何以出现此种差异？这还需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来说说它们的前世与今生。

在汉字发展史上，“洞”成字要早于“峒”，这点可由《说文解字》仅收录“洞”字，却没有收录“峒”字看出。另，《康熙字典》对“洞”的训释中有“又洞洞，质慤貌”，然后引《礼记·祭义》中的句子“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作为说明。由此可见，“洞”在战国时已是一个常用词了。而“峒”字，《康熙字典》对其释义引用的最早文献为《尔雅》，字典释为：“崆峒，山名。本作空桐。《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可见，“崆峒”在《尔雅》时代还记作“空桐”。“崆峒”二字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出现，如《搜神记》：“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由此，“峒”的成字时代明显晚于“洞”字，而作为地名的“崆峒”原作“空桐”或“空同”，直到后来因音系联，用形声法造出新的汉字“崆峒”。因“崆峒”从“空同”而来，“同”在古代是定母字，平声，按平送仄不送的规律，崆峒山的“峒”后清化为“t”声母。《现代汉语词典》把崆峒山注音为“Kōngtóng”是对其原字音的保留。

“洞”在《说文解字注》中释义为：“洞，急流也。……引申为洞达、为洞壑。从水。同声。徒弄切。”由此可见，“洞”在古文时代是定母，去声，“洞”清化后为“d”声母。但《康熙字典》对“洞”的注解还有“又《广韵》徒红切《集韵》徒东切，音同。洪洞，县名。”可见，“洞”在古代是一个多音字，洪洞县的“洞”不是“徒弄切”而是“徒红切”或“徒东切”，为定母，平声，清化后读为“t”声母。洪洞县今读“Hóngtóng”，是其原读音历时演变的结果。

“洞”“峒”在今南方各省是一个地名常用词，多见于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的村镇两级地名中。如湖南郴州有许家洞镇、白鹿洞镇、盈洞瑶族乡、南洞乡，永州有金洞镇、何家洞乡、千家峒瑶族乡、浆洞瑶族乡等；贵州黔南有雷洞乡、敏洞乡、岩洞镇、浪洞镇、施洞镇等；广西百色有禄峒镇、化峒镇、燕峒乡等；广东阳江有儒洞镇，清远有禾洞镇、大洞镇，云浮有里洞镇、历洞镇等。

西南诸省之所以出现众多“洞”“峒”类地名，与该地苗瑶等民族早期的洞居生活分不开。如《新化县志》载：“古瑶人住室半在土洞中，半露于外……”尽管“洞”“峒”后来又经过两次语义引申，由山洞义引申为山间平地义，再引申为行政单位义；但因山洞义的“洞”“峒”在《说文解字注》《康熙字典》中都注音为“徒弄切”，经语音演变普通话读作“dòng”。

“洞”“峒”的古音形式在今南方方言区依然有所留存。如湖南新化、隆回、洞口等地方言的“洞”“峒”有文白异读现象，其白读声母保留了古浊音，文读则读作dèn在客家话地区“洞”“峒”的读法更为多样。但不管它们在当地民众的口语中读作什么，在对外交流及各公众平台上均按普通话的读法，读为“dòng”。

“洞”“峒”的文白异读不仅存在于南方方言区，有学者调查发现，洪洞人乃至晋南人在口头上实际是把洪洞的“洞”读作去声“tòng”，说明洪洞县的“洞”在当地也存在异读。由此可见，今天的汉语地名“洞”“峒”除了有古音异读外，还存在大量文白异读。

何以洪洞县、崆峒山中的“洞”“峒”依然保留原读音“tóng”，而南方地名中的“洞”“峒”则与普通话保持一致，读为“dòng”了呢？这与地域的影响力息息相关，即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丰富或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如果一个地方有着强大的地域影响力，本地人对该地名的读音就容易被外人接纳而成为社会大众的读音。

例如，崆峒山因是道教名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道教文化，其读音“Kōngtóng”早在普通话推广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洪洞县有明代大移民的历史记忆，随着《苏三起解》唱遍全国，其故事发生地洪洞县的读音，早已扩延到方言圈以外的广大地域。而南方方言区，由于其历史进程落后于北方，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央集权之外，地域影响力较弱，而“洞”“峒”又一般用于村镇级地名，其所辖范围较窄，方言扩散不广，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增多，其地名读音与普通话保持一致，读作“dòng”成为必然选择。

不一样的语音演变历程，是地名“洞”“峒”产生各种异读现象的内因，地域影响力则是“洞”“峒”形成“tóng”“dòng”异读现象的外因。这就是地名语音发展的自然规律，它永远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制约下，在规范化与变动性、统一性与独特化中寻求动态平衡。

（作者：姜珍婷，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梅山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