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八篇。

专访孙国祥是在北京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办公室内，1953年出生的他已“超期服役”多年。尽管离开家乡多年，但身型清瘦的孙国祥，言谈举止中依然有江南人的从容与儒雅。

孙国祥人生的前17年是在上海度过：杨浦区二联小学、延吉中学、控江三村，后因搬家来到虹口区东光中学、昆明路、下海庙……这些构成了他少时的上海记忆。1970年，作为69届初中毕业生，17岁的孙国祥离开上海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在农场干了一年半后被调入六安汽车配件厂。到了1975年，他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老挝语，之后开启了外交官生涯。

虽不能说不想当大使的外交官不是好外交官，但代表国家持节海外确实是每位外交官的梦想。从2002年底起，孙国祥先后担任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驻马尔代夫、土耳其和越南4国大使，以及有分量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大使衔），如此丰富的履历较为少见。“优秀的同志很多，我只不过比较幸运而已。”孙国祥常跟年轻人说，远大目标要靠脚踏实地去实现，当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具备时，机会是会来找你的。

“对于外交官而言，也许你只作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但客观上为国家赢得一批朋友，也为自己交了一批朋友。”离开大使岗位多年，但孙国祥与国外朋友依然保持着联系。他也期待，待疫情缓和后，能去工作过的国家再走走看看。

今年“七一”前夕，1970年底入党的孙国祥，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如今，这位快到古稀之年的外交老兵，仍在特使岗位上为中国外交尽一份责任。

大使要把真实情况报给国内

上观新闻：你为何会读老挝语专业？

孙国祥：197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本没有计划招收老挝语专业学生，后来朝鲜外交部希望中方为其培养两名老挝语翻译，于是学校临时决定招3位中国学生学老挝语。说实话，当初听说要学老挝语，我心里非常不乐意，也找过招生老师，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

老挝语的发音比较难，有些发音部位靠后。记得老师为帮我们准确发音，连手指都用上了，告诉我们舌头应放在什么位置才能发出那个音。但同英语相比，老挝语的语法相对简单，没有时态变化。过了发音关后，词汇量的增加就靠平时多练多记了。

上观新闻：老挝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

孙国祥：1979年底大学毕业后，我被派往中国驻老挝大使馆担任翻译。受当时中越关系影响，中老关系处于低谷。我刚到时，老方把我使馆人数限制在12人以下。没过多久，老方发现我们过得好好的，就规定使馆人数不超过5人。这么一来，使馆撤回大部分同志，连司机、厨师、工勤人员都无法保留，全馆只有代办、首席馆员、我和两名内部工作人员。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5个人的使馆内部设置、工作安排与所有驻外使领馆都一样。因此我除了当翻译搞调研外，还要承办涉及老挝语的文件照会和案子。此外，我还干过代办专车司机、外出采购和使馆会计等工作，内容多且繁杂。

对我来说，这3年是难得的锻炼机会，什么工作都会有，什么事情都要学着做，不断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我常对年轻同事说，如果可以选择，相信大家更愿意去条件较好的地方工作。但对于外交官来说，去哪国常驻完全是工作需要，由不得你挑选。如果被派往艰苦地区工作，这对磨炼意志、培养能力大有帮助。

上观新闻：你的首个大使岗位是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兼驻马尔代夫大使。

孙国祥：中斯、中马双边关系都非常好。我在那里工作近4年，日常工作与多数驻外使领馆差不多，真正考验是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后，在第一线的使领馆该怎么去应对。

2004年12月24日，印度洋发生特大海啸。作为岛国，斯里兰卡受灾情况特别严重。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首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没有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居民伤亡情况；二是直接向斯政府和相关部门了解当地受灾具体情况，及时不间断地向国内报告；三是根据受灾程度和政府请求，向国内提出具体的援助建议。

2004年12月26日，我见了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提出希望去灾区实地了解受灾情况。由于陆路交通完全中断，总统给空军司令打了电话。第二天，我乘坐总统的直升机从首都科伦坡飞往南部灾区。从空中俯瞰，看到自然界可怕的力量——从斯南部马特拉到高尔的铁轨被巨浪拧成了麻花状，1500多人的列车只活下来3个人。

在受灾现场，我对斯里兰卡民众说，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在斯里兰卡人民遭受自然灾害时，中国人民与你们坚定地站在一起，你们并不孤单。中国政府会根据你们需要向你们提供帮助。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帮助下，斯里兰卡人民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重建美丽家园。

根据使馆建议，国内于当年12月30日派专机向斯方提供1000万人民币的紧急物资援助。同时向灾区派遣了多支医疗队。之后，由中国民间捐资建造的“中斯友谊村”开工，为失去家园的灾民提供住房。与此同时，我们在马尔代夫灾后重建中也提供实实在在的援助，受到各界的好评。

我想，大使处在第一线，就是要把驻在国的真实情况报给国内，发挥好国内与驻在国之间的桥梁作用，用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国与国关系不能用好或不好概括

上观新闻：之后你出使的土耳其与越南，既是地区重要国家，也与中国有些纠葛。怎么处理好双边关系？

孙国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用好或不好来形容概括，关系本身是动态的、变化的。大使和使馆的责任就是不断挖掘和扩大两国关系中的合作面，把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负面的东西自然会减少或相对容易去解决。

在土耳其任内，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在伊斯坦布尔传递。为确保传递顺利，我们动用了一切资源想尽了一切办法。大使馆在安卡拉，传递点在伊斯坦布尔，那年1月到4月间，我们在这单程500公里间记不清走了多少次。

上观新闻：最重要的是要靠土耳其方面支持。

孙国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土方的配合，活动会那么成功。当时，土耳其朋友很自信，认为自己办过北约峰会，办好火炬传递小菜一碟。为了让对方提升对复杂性的认识和办好活动的意义，我们在多个场合表示：“火炬传递是在土耳其领土上进行，成功了首先出名的是土耳其。同样出了问题，信誉受到影响的首先也是土耳其。”

在讨论具体安保细节中，对于土方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一般不去直接点破，而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对方意识到有些安保措施还不到位，双方共同讨论完善具体方案。如此一来，既不让土方尴尬，更有利于把问题解决。

2008年4月3日火炬传递当天，土方采用最高等级的北约峰会安保方案。土方高官向我保证，5人以内的破坏活动，10秒内制服；30人以内的，半分钟内解决。尽管在行进中有过小波折，但总体还是很顺利。

那天，我作为第40棒火炬手，跑完从亚洲到欧洲的大桥正中央那段。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因为土耳其内部都希望跑这一棒，争得很厉害。于是土耳其奥委会主席找到我，请我跑这段，说只有中国大使跑才能让各方都接受。因此，我很幸运地成为首位从亚洲跑到欧洲的中国火炬手。当年，我获得“北京奥运会先进个人”称号，这份荣誉属于驻土使领馆全体同事。

上观新闻：2008年起你出使邻国越南。

孙国祥：中越山水相连，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领域，中越两国联系非常紧密。越南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愿意在推进越南革新开放中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我在越南工作期间多次被邀请去介绍中国党建和经济发展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当然，越共中央在党建方面也有其独创做法。比如，为了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8小时外的监督，要求这些党员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既要在单位，也要在其居住小区参加党员组织生活。越共中央组织部在提拔某位高级干部时，还要征求越南祖国统一阵线的意见。只有两边的意见一致，这位干部才有可能被选用。

上观新闻：那怎么和越方谈及那段不愉快历史？

孙国祥：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源远流长，与友好的历史长河相比，两国不愉快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心呵护和指导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二十多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务实合作成果累累。两国要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但也必须承认，双方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边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还在，越学界和智库对此还时不时举办内部研讨会。我想，当务之急，还是努力把能做的可做的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好，在这过程中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为未来合适时间来探讨解决分歧奠定坚实基础。

要有自信和能力去做人的工作

上观新闻：你长期在亚洲工作，为何2011年安排你去纽约担任总领事？

孙国祥：这是组织安排。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们总领馆领区包括美国东部10个州。纽约朋友常常骄傲地说，华盛顿是美国首都，而纽约是世界首都。在我任职近三年半时间里，我记不清接待过多少个代表团。纽约是全球大码头，有丰富的信息和人脉资源，我们要多交朋友，多了解情况，为国内决策服务。

上观新闻：因此你的出镜率很高。

孙国祥：不能说我的出镜率高，应该说在纽约的活动太多了。我的同事曾说，在纽约有干不完的活，见不完的人，交不完的朋友。

在我任期内，我对各方演讲邀请基本都是来者不拒。我去过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点军校等高校，也多次与在纽约智库座谈。尽管提问环节会经常出现刁钻问题，但给了我们正面阐述政策和立场的机会，最后效果是好的。

一次在与西点军校学生交流前，中将校长问我，大使对提问环节中的问题有没有限制？我说没有限制，愿意回答任何问题。这种开放的态度赢得听众欢迎。我认为，作为高级外交官，要有足够自信和能力去做各种人的工作。

还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有听众提问：“我们的总统在白宫过道上遇见达赖，双方进行简单交谈。我们将达赖认作是位宗教人士，为什么不行？中方对此向我们提出交涉，是不是在理？”我回答，中方之所以坚决反对美国政要见他，因为我们认为达赖不只是个宗教人士。为了表达形象，我反问，如果一个人背后有所谓“政府、议会、军队”，你还认为他是宗教人士吗？台下的前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等人都点了点头。

上观新闻：当时美国还在炒作南海问题吧？

孙国祥：没错。我人还没到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我去介绍南海问题的信函就来了。那天在简单开场白后，一位美国著名法律教授“责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改变南海政策？正因为中国改变了南海政策，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政策也改变了。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我反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中国的南海政策是怎么改变的？你说中国周边国家改变了对华友好政策，你可不可以说说是哪些国家？他迟疑了一会，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接着说，我确信你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之后，结合在越南的工作经历，我介绍了从1949年前到现在中国的南海政策，以及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在场的美国朋友对南海问题有了比较全面了解。后来，那位教授与我也成了“不打不成交”的朋友。

外交官要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上观新闻：有没有担心过，说多了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孙国祥：作为前方的外交官，一要坚持实事求是；二要敢于说真话。国家利益至上，你就不会去打小算盘，心里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成事。我对年轻外交官说，常言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作为外交官，如果把这句话倒过来，“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意味着我们在主动地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增加内涵、寻找动力。如果每个使馆把这个“责”守好了，相信中国的外交会发展得更好。

上观新闻：当过4国大使以及纽约总领事，如今担任中国亚洲事务特使，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孙国祥：驻外使节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有大与小、情况不同而已。外交官的价值观是“忠诚、使命、奉献”，大使的工作不仅仅是西装革履、迎来送往，而是用智慧和汗水，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对外影响，提高国际地位。

我们常说要“使命必达”。哪里有需要、哪里有任务，外交官就应该出现在那里，就应当坚守在那里。不管情况多复杂，挑战多严峻，都必须坚定履行好外交官的职责和义务。外交官工作年龄是有限的，但为国家服务奉献是无限的。

上观新闻：长期在外，家里怎么办？

孙国祥：小家与大家的故事，每位外交官都能讲很多。

2009年我在越南工作时，93岁的父亲突然去世。外交部电话通知我可以立即回国奔丧。那天，我正在越南边远省处理一桩领保案子，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因不了解越南海关规定，携带15万美元现金入境时被查扣。如在30天内不解决，这笔现款将被没收入越南国库。根据使馆与该省协调，这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将在现金被查扣后的第29天见我，也就是我父亲去世第二天。

是按计划会见，还是回国奔丧？考虑再三，我决定，由在北京的儿子代表我们去上海送爷爷最后一程，我按原计划第二天会见越方官员。最终，越方同意企业家交罚款后拿回这笔钱。这位企业家给我们送了面“外交为民”的锦旗。

我想，父亲在天之灵一定能理解儿子当时的选择。但无法为父亲送终，将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上观新闻：离开上海去外交部后，你和上海联系多吗？

孙国祥：虽然离开上海几十年了，但对上海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在国外凡接待上海团组时，总会有种亲切感，也非常愿意为家乡的对外交流合作做点事情。如果需要为外国团组安排京外访问点时，只要有可能，我都建议多去上海参访。

过去每次回上海出差，忙完工作后，再晚也要回家看望下家人。当今上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作为上海人，希望上海能发展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