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二天，谈个未婚男女在春节饭桌上绕不过的话题：寻觅“另一半”。

当然，这其中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种是有中意的对象，只是组织程序还没走。如果这样的话，大人往往只会顺口提一句，“啥时候办啊？”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他的她”或者“她的他”还在天上飘，那这个年就比较难过了。吃饭宛如过堂，热菜未吃一口，已然满头小汗。

令人遗憾的是，我算后者。

总的来说，家里对这个问题立场分三大派。老妈属于“少林派”，大开大阖，直奔主题。她常在我耳边念叨，“你爸这个年纪的时候，侬都两岁了。”“张家小人，大学没考上，一个月三千铜钿，人家小姑娘都肯倒贴，侬呢？”

不仅如此，老妈还坚决不作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她可以早晨和一群老太锻炼，晚上就会给我留张小纸条，“王家阿姨介绍的，联系方式在上面，侬主动点”。她还至少去过两次人民公园，按她的说法只是“去打打样、领领行情”。

老爸则属“武当派”，绵里藏针。我知道，他心里也有点急，只是嘴上不说。有时候也会暗示，“你老大不小了，该当回事情了，一年一年过得很快的”。

第三种是“逍遥派”当属我姨夫。他算我们家最事业有成的人，也是最想得开的主，“千万别急。你今年28岁，可以找个25岁的小姑娘。等你48岁了，你照样还可以找个25岁的。”全然不顾我阿姨在边上白他一眼。他俩相差一岁，很是恩爱。

絮絮叨叨地扯了一大通，那我自己怎么想的呢？说一点不急，还能稳坐钓鱼台闲看人间风情，显然没有这种心情。想来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周边的同龄人结婚的结婚，养娃的养娃。即便那个誓言要跟我“一对白板摒死”的高中同桌，前几天也高兴地跟我说“有情况”了。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事情又是最急不来的。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很执拗地认为，婚姻或许是一种宿命，“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争取也不是你的”，以至于每次有热心人问我，“要我帮你物色一个？”我都会很乐意地点头。

但继续问下去，“你有啥要求？”我就变得支支吾吾。对方自以为看明白了，“你要求蛮高的”，我只能呵呵一笑。这绝不是我故作清高，想来我也绝无此资本，只是真的很难用形而下的“要求”来作答。借用大领导的话，那只能“一人一议”了。

大概是自己情商太低，转来转去又回到了那玄而又玄的东西——“感觉”上去了。感觉到位了，也就能对上眼了。引用一句很酸溜溜的话，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做成一件对的事情。

只是，听着都觉得好难好难。

把时钟拨回到去年10月，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来到了新组建的《上海观察》当编辑。对其他同事来说，也就是换地儿码字的事儿，而对我而言则是时差的变化，之前我当了数年的夜班编辑。

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6年前，那时候还在汉口路老大楼5楼办公。报到的第一天，胖胖的部主任就意味深长地跟我说，“有对象了吗？没的话一定要抓紧!”

我当时还没明白是为什么，几年后就明白的很彻底。当然，我也很感谢他。他和另外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上海两大报的两位部主任，又同为市政协委员，一起为我牵线搭桥。很遗憾，虽有美好的开始，却未见完满的结局。她说，“我很难接受一个常年晚上不在家的男人”。

对此，我表示完全能够理解。

再把时钟拨回今年大年夜，全家人聚在一起。91年生的小表弟悄悄向我取经，原来他看上了坐在对面办公室的一个同龄女孩。

我这个在这方面一无所成的哥哥，思索了半晌，讲了三条经验：第一，不要总觉得下一个女孩会比这一个好。很多时候，错过了就错过了，世上是买不到后悔药的。

第二，不要把是否长得漂亮当作择偶的唯一标准。说白了，人家长得像央视美女李思思，也没有理由跟着你，再说你敢要吗？

第三，脸皮一定要厚一点，下手一定要快一点。虽说男追女隔座山，那这不还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吗？追人家还有一半可能性，不追的话，下次看见那个女孩，或许就在别人怀里了。

表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问道，“那我嫂子去那儿了呢？”然后一溜烟儿地跑出了房间。

走笔至此，倒觉得颇有几分“我的自白书”的味道。大过年的，有点不太合时宜。我只是觉得，抽出半天闲时，好好总结过去，想明白些问题，顺便放弃点不切实要求，是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当然，这一切目的就是，在新的一年，在感情方面，总要有点起色。

诗人歌德在《浮士德》中吟道，“一切理论是灰色的，唯生活之金树长青”。愿借此句同一切尚未脱光的你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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