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的那位成都医生火了。

按照互联网语言的表达逻辑，这位医生是被“火”的。原本是按照自身收入水平，依据自我兴趣作出的消费选择，但互联网的逻辑并不是话题的发起者能够掌握的，尤其是医患矛盾尖锐的当下，医生晒张图，并不是简单的晒生活方式，就是炫富。

很多人只是简单地凭借对医生群体的先入印象进行个案解读，这当中并不去思考支撑这位医生消费的收入是否合法，甚至都觉得，无论怎样，“就不该这样高调！”

为什么不能高调呢？多劳多得的道理谁不懂，但很多人就不管这个道理，坚持认为这位成都医生的“高调”，意味着撕裂了医患矛盾的社会情绪，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痛感。于是，有人戏言，现在的医生也不好当啊，除了救死扶伤之外，还要承担社会情绪维稳工作。

对，无论你的收入是否合法（尚无查据），无论你的初衷是否包含了撕裂社会（亦无根据），你都不能高调。

当前社会，不少人都主张要“实现自我价值”，甚至有人认为要“以个人为中心”。但如果社会的某个中心真的只是你一个人，那么“祸”便来了，各种人肉，各种指责，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想象，纷至沓来。真是福兮祸所依啊。

高调做事，低调为人，这是我们信奉几千年的处世价值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整个社会对高调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背后蕴藏着集体的道德。不管是哪种方式，高调都很可能是规则破坏者。高调官员陈行甲，破坏了只做不说的规则，富人的高调，破坏了闷声发财的规则，因为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财富的积累；医生的高调，破坏了医生悬壶济世的规则，尤其是医生所面对的患者正在病痛之中的时候。

但又有谁想过，这个约束高调的规则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比如，医生为什么就不能有高收入，就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消费选择？比如富人为什么就一定要偷偷摸摸地挣钱，不能光明正大地展示自己合法所得的财富？

很少有人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少有人去关注这样的问题。大家所感兴趣的，相当程度上不是“你为什么比我过得好”，而是“你不该过得比我好”。

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之所以习惯于低调，是因为人治、贪腐、构陷、蛮荒等因素，社会对个体的公平无法得到保障，种种因素都很可能形成对高调者的伤害，人们始终认为，只要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尤其是掌权者的目光范围内，则或能避免这种伤害。

因为社会普遍对规则没有形成共识，社会普遍缺少公平正义合理的规则也即法治，此时道德就成了社会运转的补充。而往往，社会的集体道德要照顾多数人的感情。当高调成了少数人的选择，并且高调让一些人感觉到“不爽”、“不平衡”、滋生“仇恨”，那么大多数人就会用集体道德的途径，认定高调的少数人，就是规则的破坏者，就会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样的思维定式一旦形成历史惯性，要改变起来异常艰难。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解读：一个指责别人不给老人让座的人，在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买票坐座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为怕被人指责而给老人让座。看，集体道德的能量有多庞大？再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类的“至理名言”，哪个不是对高调的厌恶，或者叫警惕。

其实，社会所警惕的不是高调本身，而是缺少对高调的保护——事实上，是缺乏对个体的保护。同样，高调于个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缺点，它有时更能体现人的真性情。德国有位社会学大家，与马克斯·韦伯齐名，叫格奥尔格·齐美尔，他曾写过一本书《时尚哲学》。何为时尚？齐美尔用八个字表达，翻译过来是“求同于人，树异于人”。如果更准确地表达，那就是“求同于理，树异于人”。这里的“理”，即理性、真理、道理。

所以，高调能否成为我们的生活选项，不仅取决于自我内心的愿望和性格，更在于这个社会的土壤能不能容得下高调，能不能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高调。而这些，都基于社会对“理”的信仰。

一个社会如果“理”的力量不占上风，那么高调就会带来祸——甚至不怎么高调的行为，也要被命名为高调。

写着写着，不禁想到了前两天听闻的一个故事：

有一位混社会的黑老大终于出狱了。在监狱门口，黑老大昔日的江湖兄弟，为了迎接黑老大，在监狱门口放起了鞭炮，震天响。于是，刚刚出狱的黑老大，又被抓起来了！

不知当时警察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太高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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