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权限】十月份发生的几件吸引眼球的事,都与上海的未来密切相关。新一届决咨委成立,秦晖让人意外;11号线地铁开到花桥,“上海经济圈”旧话重提;弗里德曼猛夸上海的小学,有人自豪有人不屑。当发展遭遇瓶颈、改变迫在眉睫,上海需要重新审视未来路径。
另类的智囊
主攻政治学的俞可平、专注党建的王长江、法律学者何勤华、费孝通的女弟子李友梅,还有研究农民起义起家的秦晖,这些看似“不搭”的人被凑到了一起。
10月9日,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换届,15位新聘委员从韩正手里接过聘书。韩对他们说:“上海要有担当,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上海是在2003年成立决咨委的,委员构成一直以经济专业和本地学者为主。而这次,加了不少北京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显然期待更多“混搭的智慧”。
决咨委的“结构调整”,说明上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上海。当年的上海更多专注于经济发展,而现在自贸区刚刚成立,政府职能转变被提升到首要问题,人口、社保等社会问题也日益棘手。所以有人说,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各科专家来“会诊”了。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最引人瞩目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入选。在9月份,这位被贴上“自由派”标签的学者,刚刚去了趟英国,与其他27名学者签了份后来被称作“牛津共识”的东西。他们说,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等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公开达成共识,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
对于秦的入选,沪上有少数学者私下或在内部会议上,曾提出过不同意见。官方似无明确的回应,秦本人对此则非常谨慎,他谢绝了几乎所有沪上媒体对他的采访要求。一家媒体迂回找到他夫人——以研究苏联东欧问题著名的金雁,被她谢绝:“你们没法和秦老师对话的。”
那段时间,上海还开启了关于未来30年发展思路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上海进行过一次发展大讨论,对后来几十年影响深远。现在的上海觉得,需要再一次把眼光放远。
其实,上海能否梳理清楚关于未来的思路,不仅取决于投入多少课题经费、请了多少大牌学者、开了多少国际研讨会,更在于能不能真正倾听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不同立场,甚至不同价值观的建设性与批判性意见。
模糊的边界
这个十月,上海的眼界在变化,与此相随的是边界也在“拓展”。
10月16日,上海地铁11号线开通了花桥站。由于花桥镇属于江苏省昆山市,11号线成了国内首条跨省市地铁。有人亲身体验,从徐家汇坐到花桥,全程大约一个小时,车资7元。
这种变化,让房产中介乐开了花。他们说,这让“生活在花桥,工作在上海”成为可能。于是,敬业的中介们手拿宣传单、高举牌子,把地铁出口团团围住,夹道欢迎上海乘客。他们还到处放风说,苏州、无锡的地铁马上都会和上海连通。
有乐观的学者说,11号线绝不只是一个地铁跨省运营的问题,它会带来城市和城市之间“边界”的变化。他们提到的,是一个曾经时髦的名词:“长三角一体化”。
其实,这个词最热的时候是在10年前。那时候,苏浙沪先后衔接了8条高速公路和1条铁路,不少原本不属于长三角的城市,也急迫地想加入其中,分得一体化发展的一杯羹。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推出了隔周见报的《长三角专刊》,新华社打通上海、浙江、江苏三家分社的资源,成立了第一个跨区域采访机构——长三角新闻采编中心。国家发改委则开始牵头编制《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而最近几年来,长三角一体化的话题热度大大降温,上海对此的关注度也不如以前。但若着眼长远,未来的上海城市发展,恐怕不能低估“上海经济圈”这个概念。因为在国际上,不管是纽约、巴黎还是东京,都已形成跨行政边界的“经济圈”。
“只有跨越行政边界阻隔,才能促进周边地区的合作分工,上海才能实现持续繁荣。”这话听着像10多年前的老话,但若11号线能让老话重提,也是功莫大焉。
叫好的老外
我们还是打心底里喜欢听老外的表扬。10月24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发了篇文章,让不少上海人顿生自豪感。
原因有三。其一,老弗是名人,《世界是平的》是他写的;其二,文章发在纽约时报上,上档次;其三,题目浅白,就叫《上海的小学办得好》。
这封“表扬信”发表数日后,沪上教育专家聚集在受表扬的闵行区蔷薇小学,把这提高到了“蔷薇现象”的高度。他们说,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和上海基础教育的成功经验,这让我们对坚持优质均衡发展充满信心。
其实,自从上海2009年首次参加PISA测试,并获得全球第一名后,世界各国就日益关注中国教育。老弗就是前来考察的众多老外中的一个。在他们看来,从中可以窥探出中国未来的竞争力。
不过,老外的话也不能太当真。上海教育界有人说:“PISA测试考数学、阅读、科学,但如果换一种方式考察,上海学生不一定能取得佳绩。”也有不少家长吐槽,说这些老外不来上海的各种补习班亲自体验一番,恐怕永远都无法明了上海学生的辛苦。
那个10月的月底,沪上13位经过层层选拔的青年干部,明确了未来一年的海外“新东家”。他们将前往10家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成员企业的海外总部,实训一年。这些干部派出去的干部,都被上层认为“孺子可教”。而不出意料的话,他们的海外经历,将成为未来仕途升迁的重要资本。
当发展遭遇瓶颈、改变迫在眉睫,上海需要重新审视未来路径。这时候,这座城市需要放远眼光、拓展空间,更需要的是孕育、培养、用好高素质人才。不管在什么时候,人总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
这一点,弗里德曼没有看错。虽然老外看中国,往往总是雾里看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尤莼洁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